跟随着让娜修女的朝圣之旅，我们也有数周时间，摆脱外省修道院的阴暗时光，进入一个广大的世界。这是史书中呈现的世界，是皇家贵族、迷人的侍臣们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女公爵们倾慕恋爱，高级教士热衷权力，国是大政与昂贵潮流并行不悖；这个世界同样也是鲁本斯⁽¹⁾、笛卡尔的世界，是科学、文学遍地开花的世界。从卢丹出来，从一个神秘兮兮、魔鬼肆虐、拥有着十六名歇斯底里症患者的修会出来，女院长一步迈进了十七世纪耀眼的全景中。

历史的迷人之处和它那高深莫测的教训在于，一代又一代，世事并无大变，然而每件事物却又全然在变。在其他时代的人和有着异质文化的人中，我们能辨出同样的人性，然而，我们在做这样的比较时也清楚，我们当下生活的历史参照系其实已经变化。曾经被人视为公理的命题现如今已经站不住脚；而当今我们视为不证自明的假设，在早先的时代，甚至在那些最为大胆、投机的人的脑中都从未闪现过。但是不管思想、科学、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在人类历史中何其伟大和重要，它们的古今之别总是次要的。人类历史的核心是一种根本的人性。这人性表现为人的心灵，而这心灵受生老病死的影响，感受得到疼痛与快乐，被恐惧和渴望所驱使，同时在自我主张和自我超越的欲望之间徘徊；于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处，人类永远面对同样的问题，受到同样的诱惑，且根据万物原理同样要在守旧与启蒙之间做出选择。语境虽然变了，但要义、内涵却不曾变化。

让娜修女不可能理解她周围这个世界里科学思想与实践的惊人发展，对于十七世纪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诸如伽利略、笛卡尔、哈维、范·海尔蒙特，她一无所知。她童年时熟知的和她在朝圣路途中所见的，乃是同样的社会等级制，以及由此等级制而形成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模式。

对于少数的统治者来说，十七世纪的文化，尤其是法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不过是稳步提升人作为工具的存在。近代历史以来，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像十七世纪的法国那样，男男女女都渴求着确定自己的社会人格，他们不满足于仅仅冠上一个贵族的名头，他们还渴望成为这个名头的化身。他们的野心要配得上他们所占据的职位，配得上他们已经取得或继承来的高贵身份。于是，我们就见到巴洛克礼仪的繁文缛节，也见到为排序、勋章、礼貌等设定的严格而复杂的准则。并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的是头衔、血统、职位之间的关系。当皇家在场，谁可以坐？在十七世纪末，对圣西门来说，这个问题可是头等大事。早上三代，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婴儿期的路易十三，当时，他还只有四岁，就强烈感受到他那作为私生子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旺多姆公爵，不被允许与他同桌吃饭，或者当他在场之时，这个哥哥必须脱帽。当亨利四世命令“费费·旺多姆”⁽²⁾可以坐在皇太子的餐桌上，且吃饭时可以戴着帽子时，小王子不得不遵命，但却表现得非常无礼。

没有任何事比“皇家礼帽”更能生动阐释君权神授的理论与实践了。路易十三九岁那年，他离开家庭女教师的怀抱，改由某位总管教育。当某个“神圣的”人物在场时，未来国王的老师要一直脱帽。甚至当这位老师对他的学生执行体罚时（老国王和王太后命令他要这么做），这一规矩也不能打破。在这些场合，国王虽则戴着礼帽，屁股却被扒得精光，老师身为奴仆则恭敬地光着头，宛如立于圣坛的圣餐前一样，用桦木条鞭打国王，直到血流出来。当我们想象这个场景，觉得这事的教育意义真是让人难忘。“不管我们多么粗暴地对待他，君王自有神明安排。”⁽³⁾

单纯的出身与血统，还不能使他们满足，他们有更高的追求，这在当时的艺术中有非常清晰的表现。国王、王后、贵族、贵妇，喜欢把自己设想为鲁本斯描绘的人物，带有那种隐喻的性格，比如超人般的精力充沛、神一般的健康、英雄般的统治力。他们情愿被人敲竹杠，只是为了能看见自己出现在范戴克的画像里，画像中的人物是如此文雅、精致，且充满无穷的贵族气质。在舞台上，他们喜欢高乃依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因为那些人物有单纯高大的体格、整体而非凡的一致性，以及对意志和自身的崇拜。随着时间流逝，他们更严格地要求三一律⁽⁴⁾，因他们渴望在悲剧舞台上看见的并非生活本身，而是修正的、符合规范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男男女女要成为超过他们实际为人的另一种存在。

在民宅设计上，一样鲜明地体现着追求非凡宏伟性的渴望，这在一位名叫安德鲁·马维尔的诗人的一首诗中有所表达，当这位诗人还是个孩子时，正是“红衣主教宫”建设期间，而当他临死时，凡尔赛宫刚刚完工。

万物之中，人为何追逐那不甚匹配的居处？野兽有其合体的洞穴鸟儿筑起等身的小巢被覆低矮屋檐的乌龟也悠然自得于龟壳所有生灵住所莫不量身定做它们绝不爱那空无唯有人类轻浮生者比死者索要更多房屋身在宫殿长廊盘旋此辈难免要迷路要这大理石的地面却有何用？繁华消歇都成尘土

当大理石地面日益流行，圈于其中的淫娃荡妇们的假发花样也日益翻新，她们的鞋后跟也越来越高。踩着高跟鞋蹒跚而行，戴着堆叠着马尾毛的冠冕，当年“伟大的君王”⁽⁵⁾和朝臣们宣称自己比生活本身还要伟大，而其体毛远胜参孙⁽⁶⁾，更显出他们的男子气概已达顶峰。

不用说，这些试图超越大自然限定的行为通常是不成功的，而且可以说他们的失败是双重的，因为这些十七世纪的祖先们不仅没有能“成为”超人，他们甚至连“像”超人都没有做到。荒唐、傲慢的精神一厢情愿，可惜肉体不可救药地虚弱无力。“大世纪”⁽⁷⁾并无那么多物质的、组织的资源，没有这些资源，谈何表演超人呢？黎塞留和路易十四如此热烈追求的庄严氛围、宏伟奇观，最终只能由那些最伟大的舞台监督们去实现，他们需要的是诸如齐格菲尔德、科克伦、马克斯·莱恩哈⁽⁸⁾这样的人物。

可是伟大的表演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储备丰富的道具室，经过严格训练，纪律严明，配合默契的团队，等等。

但是在“大世纪”，这些训练啦，纪律啦，都很是缺乏，甚至连塑造庄严的舞台也缺乏物质基础——连引出（实际上是创造）上帝的机械都常出故障。甚至黎塞留、太阳王都好比波斯军队里的老家伙，从来没有正确完成过任何事情。”奇怪的是，连凡尔赛也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它庞大而琐细，富丽堂皇却大而无当。十七世纪的华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粗糙的，任何事物都未经过合适地排演，最为奇形怪状的设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灾难）将最肃穆庄严的设计一笔勾销。举个例子，且看看德奥尔良小姐⁽⁹⁾吧，这个可笑的人物是路易十四的表姐，根据当时的古怪风俗，死后她的尸体被解剖，最后是一块一块下葬的：此处是头，彼处是腿脚，那里是心脏，这里又是肠子。尤其是肠子，对之进行了过分的防腐处理，以至于处理完之后它还在持续发酵，腐败的气体聚集起来，竟使储存内脏的岩瓮变成了某种炸弹，而且就在丧礼进行时，它突然爆炸了，吓坏了所有参加丧礼的人。

这些生理学的事故绝不只在死后才发生，回忆录的作者们和奇闻异事的搜集者们保存了大量的故事，都是关于身居高位者打嗝，皇室成员在公众场合放屁，国王身上刺激的香味，公爵和元帅们的汗臭之类的轶闻。亨利四世的脚臭和腋臭闻名全球。贝勒加德⁽¹⁰⁾则永远在流鼻涕，巴松皮埃尔⁽¹¹⁾的脚与他主子的味道相比也是不遑多让的。这些丰富的轶闻一说起来就让人大为开心，它们与国王的暴行和贵族的自负是相匹配的。这是因为，大人物们虽然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超人，然而他们之外的世界里的人们，却欢迎任何暗示王侯们至少在某些方面也不过是畜生的故事。

红衣主教将自己视为一个同时具备王子与僧侣气质、政治与文学才能的人，他的举止宛如半神一般。但这个可怜虫虽扮演起半神的角色，但却疾病在身，他的病令人厌恶，以至于有些时候，人们几乎都不能忍受与他同在一个房间。他的右臂有结核性骨炎，还有肛裂，因此被迫居于身体化脓所导致的恶臭氛围之中，麝香或许能掩饰却终不能完全消除那种腐烂的臭味。黎塞留一生都不能逃出那种屈辱的认知，他知道，那些环绕他的人都厌恶他的身体。一边是半神之尊，一边却是待死之躯，这残酷而鲜明的对比，极其强烈地震撼了大众的想象力。

当圣菲亚克的圣物（这圣物对痔疮有专门的疗效）被从莫城⁽¹²⁾移至红衣主教的官邸时，一位匿名的诗人为表祝贺，特赋诗一首，这诗或能令斯威夫特掌门⁽¹³⁾开怀大笑。

无需走出大门外到处麝香和琥珀烟熏和火燎疗病圣徒吓一跳大臣哪去了？我来治他那完美之瑕疵。这时一阵柔和味道从最尊贵的阁下腐烂的屁股迎风飘到呀，原来你在此。

此处还有另外一首歌谣的片段，描述这位大人物的私处疾病。

他看见自己的密室里，溃疡之中虫子跑他看见自己的肩膀里死神在筑巢他那伟大的肩膀啊点起欧洲无数战争的火燎哎呀，多少圣坛被他焚烧

在一个真实的男人腐烂的躯体和他那光辉的人格之间，鸿沟之大，无法飞跃。用朱尔斯·德·戈尔捷的话讲，“包法利的天使”⁽¹⁴⁾能将事实与幻想之间的角度拉平到180度。

对生活于“大世纪”的那样一代人，他们虽然视国王、神父、贵族的权力是天然的神圣，却抓住每一个机会要戳穿其统治者虚荣的西洋镜，红衣主教黎塞留的这个案例就是最能为人津津乐道的典范。傲慢必然带来相应的报复。那可怕的恶臭，那些寄居于“活着的尸体”而养得肥大的蛆虫，看来似乎诗意而恰当。在红衣主教最后的时光中，圣物不再起作用，医生们也放弃治疗，一个据说有治病本事的老农妇，遂被召唤到这位大人物的床前。她一边念叨咒语，一边拿出她的灵丹妙药——一品脱白葡萄酒浸泡过的四盎司马粪。正是因为品尝这排泄之物的味道，欧洲命运的仲裁人向鬼魂投降了。

让娜修女被带去见黎塞留时，他虽处于荣耀的顶峰，却已是一个病重之人，浑身剧痛，一直都需要医疗护理。“我的主教阁下那天被放了血，他那鲁尔城堡所有的大门都关上了，甚至连主教和法兰西元帅他都不见；但我们却被引到他的接待室，而他本人正躺在床上。”晚饭过后（“晚饭真好，而且有青年侍从来服侍我们”），女院长和一位乌尔苏拉修会的随从被领进卧室，跪下接受红衣主教阁下的赐福，一再被劝说之后，她们才起身坐下来。（“在他那方坚持着礼貌，在我们这边却要保持谦卑，双方僵持了好一段时间，但最终，我被迫听命。”）

黎塞留从女院长背负着上帝给予的巨大使命说起，甚至说上帝特意拣选了她，在这个不信神的时代，为教会的荣耀、灵魂的向善、邪恶者的受挫而受苦。让娜修女则以一阵感激的颂歌予以回答。她和她的姊妹们永生不能忘记的是，当外界待她们如疯狂的骗子之时，红衣主教阁下待她们不仅如父亲，而且也像母亲、保姆和保护人。

但红衣主教不准她们赞扬他。相反，他觉得自己极其感谢上帝给自己机会和能力去帮助那些受苦之人。（女院长评论说，所有这些话“都是引人入胜的，充满了甜蜜”。）

然后，这位大人物询问，是否可以看看刻在让娜修女左手上的神圣的名字，后又提出看看圣约瑟的香膏。修女睡衣打开了。在用手去接之前，红衣主教虔诚地脱下他的睡帽，然后，他嗅着那神圣的香膏，赞叹不已，“这味道可是妙极了！”他亲吻了修女睡衣两次。此后，他“满怀敬仰之情”地抓着修女睡衣，按在放于床头桌上的一个圣物箱上，大概是为了给里面的圣物增加一些来自于圣膏的魔力。根据他的要求，女院长描述了（这已经是她第几百次描述了？）她自行康复的奇迹，然后跪下来，请求红衣主教再给一次祝福。此后会面结束了。第二天，红衣主教阁下赠她五百克朗，以资助她的朝圣之旅。

有人在读完让娜修女关于此次会面的描述之后，特意去翻阅红衣主教写给加斯顿·德·奥尔良的一些信，在这些信中，他揶揄了德·奥尔良对附魔事件的轻信。“我很高兴地得知，卢丹的魔鬼们改变了殿下的信仰，现在，你大抵要忘记你嘴里常常吐出的誓言了吧。”还有，“卢丹的魔鬼们的师傅定然有足够的法力，可以助你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德行修炼的长途跋涉。”还有一次，他从一个朝臣（此人乃是“卢丹魔鬼中的一个”）那里得知，王子染了一种病，照“你活该”这句话来看，病的属性能得到充分的暗示⁽¹⁵⁾。黎塞留同情殿下，推荐他“去找约瑟夫神父给你做场驱魔仪式”以当作良药。这位以勾搭魔鬼为名将格兰第烧死的人，在与国王兄弟的通信中，却令人震惊地表现出对宗教的傲慢态度和讽刺的怀疑主义。这种傲慢或许可归因为存在于红衣主教复杂性格中的那种幼稚，这么说虽然不太合适，但这的确一直贯穿了他的一生，促使他总是要“驳倒”那些在社会等级上高于他的人。可是怀疑主义和冷嘲热讽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红衣主教阁下对巫术、附魔事件、手上印痕和受神赐福的修女睡衣的真正态度又是如何的呢？我想，在他感觉舒适，并与无学识的人谈论此事的情况下才能说实话。红衣主教或许将整个事件看成是一场骗局，或许认为是幻觉作祟，或者是两者的结合。如果他是假装相信魔鬼的存在，那仅仅是出于政治目的。像坎宁⁽¹⁶⁾一样，他呼吁新世界公平对待旧世界，但唯一的区别在于，在红衣主教的观念里，新世界并不是指美洲，而是指地狱。不错，民众对魔鬼事件的反应不太令人满意，面对如此普遍的怀疑态度，他那盖世太保般的审讯计划泡汤了，而他原本打算是要对付巫术，顺便加强一下皇家权力的。但是，明白哪些事情不能做也是可以接受的结果，因此这场以失败告终的计划，到底还是值得一试的。不错，是有一个无辜的人被折磨，被烧死，但是毕竟没有人可以不打破鸡蛋做鸡蛋饼啊。况且，那教区长委实是个麻烦，最好将他踢出局。

他那肩部的痛苦又一次猛烈发作起来，而瘘管给他造成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则使他每一个夜晚都睡不着觉。医生倒是叫来了，可是他们又能做些什么！药的疗效毕竟是取决于“自然之力”啊。他的自然之体残破至此，似乎已经失去自愈的能力。这病是否有其超自然的病因呢？他到处找圣物和圣像，请求人家为他做祷告，秘密地求助于占星术，尝试触摸那些可信的护身符，小声重复着咒语——这些咒语是他小时候从老保姆那里学会的。当病痛发作，当他关上大门，“甚至连主教和法兰西元帅都不见”时，他是准备相信任何事的，甚至相信于尔班·格兰第是有罪的，相信圣约瑟的香膏是真实的。

对于让娜修女来说，与红衣主教阁下的会面是她一系列胜利与刺激之中的一次。从卢丹到巴黎，从巴黎到阿纳西，她一路走，一路享受荣耀之光，到处是群众的喝彩，到处是贵族们的招待，这更是满足了她的虚荣心。

在图尔市，她受到了来自大主教伯特兰·德·肖“非凡慷慨”的招待，此人当时八十岁，热衷赌博，近来还因荒谬地迷恋一位比他小五十岁的女士——迷人的德·谢弗勒斯夫人——而声名狼藉。“他会做任何我喜欢的事，”那位夫人是这样说的，“而我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当我们坐在桌子旁边时，任他掐我的大腿。”在听完让娜修女的故事之后，大主教下令组织一个医生委员会，对神圣的名字进行检查。检查完毕，女院长大告成功。于是，每天拥挤到她寄居的修会的观光客，由原来的四千人一下子涨到了七千人。

在另一次与大主教会面时，她还拜谒了加斯顿·德·奥尔良，他因与一位名叫露易丝·德·马博里爱尔的十六岁少女纠缠不清（她后来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但却被她那王家情人适时抛弃，最后跑去做了修女），刚好逗留于图尔市。“奥尔良公爵一直走到接待室大门口来接我，他热情地欢迎我，恭贺我的获救，并且说，‘我曾到过卢丹，你身体里那些魔鬼让我吃了一惊，他们帮我止住了我乱发誓的坏毛病，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好的人。’然后他就匆忙跑去找露易丝了。”

从图尔市出发，女院长和随从继续前往安博瓦兹⁽¹⁷⁾，在那里，有如此之多的人希望瞧一瞧她手上的神圣之名，使得修会的客厅被迫一直开放到当晚十一点。

第二天到了布洛瓦⁽¹⁸⁾，让娜修女进餐的宾馆的大门都被人挤破了。

在奥尔良的乌尔苏拉修会，主教来看望她，他仔细看了看她的手，然后惊呼：“我们不当隐瞒上帝的杰作，我们必当满足人民瞻仰的渴望！”于是，修会的大门大开，以便人群可以透过格栅看见她手上的神圣之名，遂得满足。

在巴黎，女院长寄居于德·劳巴特蒙阁下的官邸，德·谢弗勒斯阁下和德·盖梅内王子常来拜访，至于下层社会，则每天有两万人涌来瞻仰。让娜修女写道，“最令人尴尬的是，人们并不满足于仅仅看看我的手，而是问我一千个关于附魔和驱魔的问题，这迫使我发表了一本小册子，民众由此可以得到对魔鬼附于我身和离我而去期间各种事件的最可信的描述，同时还额外描述了诸圣之名印刻在我手上时我的感受。”

然后，她拜访了巴黎大主教德·孔蒂阁下。他甚为有礼地陪伴女院长走向她的马车，给巴黎人留下至深的印象，以至于全巴黎的人都蜂拥来看她，于是不得不在德·劳巴特蒙官邸的第一层楼开了一扇窗户，好让暴民们得以一瞻这位超自然的人物（好似今日的电影明星）。从凌晨四点到晚上十点，她就坐在窗口，手肘靠着一个垫子，她那神奇的手则在窗户外不停摇晃。“我连望弥撒、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天气又很热，拥挤的人群又增加了热气，我像被闷在水里，最后一头晕倒在了地板上。”

前面提到，让娜修女拜访过黎塞留，此事发生在5月25日，数天之后，根据王后的懿旨，女院长坐着劳巴特蒙的马车前往王后驻地，在那里，她与奥地利的安妮有一番长谈，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王后那王室的手握住她那神奇的手，“满目敬仰地看着她见所未见的事物，这样的神迹，是自教会建立以来第一次发生。王后惊呼道，‘谁能反对这样神奇的事情？它又激发了何等的崇拜之情！凡是诽谤、指责这神迹者，就是教会的敌人。’”

一份有关这神迹的报告递交了国王，他决定亲自见见女院长。在自信地看了那些圣名之后，他说，“我从不怀疑这奇迹为真，但是亲自看了之后，我发现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了。”然后他命朝臣中对附魔事件一直表示最大怀疑的人过来看。

“对此，你们还要怎么说？”国王问道，指着让娜修女的手给他们看。

“但是这些人，”女院长后来记录道，“并不屈服，出于宽容，我从未点出这些绅士的姓名。”

要不是发生了唯一一件尴尬事，当天本来会是完美无缺的。当时，王后要求女院长从神圣的修女睡衣上截下一段送给她，“以便她可以通过祷告圣约瑟，承接来自上帝的赐福，顺利分娩。”（当时未来的路易十四正在王后的肚子中，胎儿已经六个月大了。）女院长只得回答说，她不认为将如此珍贵的圣物剪成碎片符合上帝的意愿，如果王后陛下坚决索要，她准备将整件睡衣赠给王后。然而，她竟斗胆指出，修女睡衣如果继续由她本人保管，那么无数献身于圣约瑟的灵魂们就能因亲见他们保护神的真实圣物而获得巨大的安慰。王后勉强赞同，然后女院长带着自己完整的睡衣返回了巴黎。

拜谒完后，似乎一切都显得有些平庸了——哪怕与桑斯⁽¹⁹⁾大主教长达两个小时的会面，哪怕三万人来瞻仰，甚至是与教廷大使的面谈（大使还说“这样至善至美的事物在上帝的教会里实在罕见”，而他简直不能理解，“胡格诺派在见证了他们所反对的真理竟有如此明显的证据之后，何以还在坚持他们的盲目”）都不再吸引她。

让娜修女与其随从于6月20日离开了巴黎，而一路停留时，依然是蜂拥的人群、高级教士和显贵人物在等待着她们。离开巴黎十四天后，她们到达了里昂，受到阿方斯·德·黎塞留大主教的接见，这位是首相黎塞留的哥哥。原本他的父母指望阿方斯加入十字军僧侣骑士团，但是，骑士团要求所有的骑士必须会游泳，而阿方斯一直学不会游泳，也就只能满足于继承家族的吕松⁽²⁰⁾主教一职了，不过他却很快辞职，为的是当一名加尔都西会⁽²¹⁾的修士。在他兄弟登上权力宝座之后，他就从大查尔特勒⁽²²⁾出来，先是当了艾克西⁽²³⁾的主教，然后是里昂主教，然后又冠上了红衣主教的帽子。他作为一名出色的高级教士名声很好，不过他的精神错乱症会偶尔发作，发作期间，他会披一件猩红色的长袍，长袍上刺着金线，宣称自己是天父上帝。（这一类事情似乎在这个家族中世代相传，据传说——不知是真是假，他的弟弟有时会想象自己是一匹马。）

红衣主教阿方斯对诸圣之名极感兴趣，但他的兴趣在外科手术方面。这些名字能否通过自然手段清除呢？他便取了一把剪刀，准备做实验。“我斗胆说，”让娜修女写道，“大人，你会弄疼我。”红衣主教于是喊他的医生过来，命令医生将这些名字刮下来。“我又一次提出反对，说道，‘大人，我没有得到上司们的允许进行这样的实验。’红衣主教大人问我，那些上司都是谁。”女院长的回答极为巧妙，她的上司们的上司乃是红衣主教黎塞留公爵，亦即红衣主教阿方斯的弟弟。于是，这场实验立刻被叫停了。

想不到，第二天早晨绪兰神父出现了。原来他已经去过阿纳西，此刻已经返回。他深受歇斯底里症和沉默寡言症的折磨，认为这是进行驱魔仪式的结果，于是，在圣方济各·沙雷氏的陵墓前，他恳请圣人的救助。可惜徒劳。阿纳西的慈幼会⁽²⁴⁾修女们拥有大量的干血收藏品，那是圣方济各·沙雷氏的贴身男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搜集来的，每当他的主人被那些庸医放血治疗时，他就可以不断增加自己的收藏。慈幼会的女院长让娜·德·香塔尔因绪兰所受的折磨而感到痛苦，于是就给他一块干血吃。片刻之后，他就说起话来，“耶稣马利亚，”他叫道，这便是他所说的，再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了。

在与里昂的耶稣会士们讨论、磋商之后，众人决定，绪兰和其同伴托马斯神父应当返回，与女院长汇合，陪伴女院长完成这趟朝圣之旅。在前往格勒诺布尔⁽²⁵⁾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让娜修女仅仅以“某件非凡之事”的措辞形容。当托马斯神父吟诵“主啊，降临吧”时，绪兰神父立刻说了话。此后，他便能不受妨碍地说话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在格勒诺布尔，绪兰以其重获的声音，就圣约瑟的香膏和诸圣之名这两个神迹，发表了若干雄辩的布道。这些场景显示出他以何等的热情抱持着对上帝的巨大爱慕啊，但这虽庄严，却也未免可悲，因为他竟将邪恶当作了善良，将谎言当作了真理。在布道台上，他高呼大叫，直至用尽这具可怜的病体最后的一丝能量，而他的心灵却在崩溃的边缘摇摆，举凡这一切，都是为了劝说听众相信那场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的公正性，劝说观众相信那些歇斯底里症的幻想，相信这些虚假的神迹。做这一切，自然是为了上帝伟大的荣耀。但是，所有主观善意一定要由客观的、实际的道德结果作为补充。一个人本意也许很好，但如果行事方式不切实际、不甚恰当，那么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因为轻信，因为不愿采纳传统的教条之外的理念去理解人类心理学，如绪兰这样的人便会相信，传统宗教信仰与发展中的科学之间存在的鸿沟看来将是无法填补的。照理来说，绪兰能力很强，在此案例中他本不该表现得如此愚蠢。他固然成为了自己信仰的殉道士，但这并不能为这信仰导致的错误做辩解⁽²⁶⁾。

离开格勒诺布尔一两天之后，他们到了阿纳西。在那里，他们发现圣约瑟香膏的名声已经先于他们到达。人们不顾长途跋涉，都想赶来看看、闻闻这一神迹。从早到晚，绪兰和托马斯都忙着将那件神圣的修女睡衣与虔诚的人们带过来的其他物品碰触，诸如玫瑰经、十字架、勋章，甚至一些棉花球或纸片。

与此同时，女院长寄居于慈幼会的修道院里，院长是德·香塔尔夫人。我翻阅了让娜的自传，期望当中能有相应的文字献给这位圣洁的朋友、圣方济各的信徒，至少不比描述那位奥地利的安妮或那位糟糕透顶的加斯顿·德·奥尔良的文字少。但我们的希望落空了，自传中提及圣让娜·香塔尔之处仅在如下段落中。

“睡衣上香膏滴到的地方，有些脏了，于是，德·香塔尔夫人和她的修女们对之进行了洗涤，然而，香膏的色泽一点都没有消减。”

对这位创建了慈幼会修道院的杰出人士，让娜何以保持如此奇怪的沉默呢？我们也只能加以猜测了。是不是因为德·香塔尔夫人过于聪颖，当让娜修女开始她著名的对亚维拉的德兰的模仿时，德·香塔尔夫人不为所动？圣人们总是有一种特别令人尴尬的天赋，他们能看透人的伪装，发现面具之下那个真实的个体，或许可怜的让娜修女突然发现，在这位令人敬畏的温柔的老妇人面前，她的灵魂就像赤裸了一样——突然之间，她感到极大的羞愧。

返回的路上，在布里亚尔⁽²⁷⁾，两位耶稣会修士与让娜修女分道扬镳，后者此生再也没有机会重见那位为了使她神志清醒而牺牲了自己的男人。绪兰和托马斯向西行，到达波尔多；让娜修女一行则向巴黎进发，她在那里与王后有一个约会，并及时抵达。

1638年9月4日的夜晚，生产的痛苦开始了。从杜皮伊⁽²⁸⁾的圣母院借来的万福马利亚的腰带被缠在了王后腰上；而女院长的睡衣则覆盖在了王后的腹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奥地利的安妮顺利产下一名男婴，五年后，这男婴将成为路易十四。对此，绪兰写道：

“这乃是圣约瑟在显示他的伟力，不仅保护王后顺利生产，而且确保法兰西的王位有了一位继承人，他的威力、伟大的灵魂无与伦比，他的判断力举世罕见，他的谨慎与虔诚前无古人。”

确保王后安全无忧之后，让娜修女立刻将自己的睡衣打包，返回卢丹。修会的大门打开了，然后在她身后关上，从此，她再未离开。她那荣耀的、喧嚣的岁月已经结束，但她却不可能立刻回归日常的平庸，虽然这将是她此后的命运。在圣诞节之前的几天，她因肺部充血而病倒，照她自己的描述，她的生命已无希望。她对告解神父说：“我们的主曾给予我前往天堂的希望，但他同样让我知道，只要我在俗世多待一会儿，就能为他多效劳一点儿。所以，尊敬的神父，只要你将那神圣的香膏给我闻一下，我必定会痊愈。”这新的奇迹似乎必然会发生，于是，让娜修女的告解神父立刻邀请众人来瞻仰这神圣的时刻。在圣诞节的晚上，“在我们的教堂里，聚集了难以计数的人，他们渴望见证我的康复。”女院长卧室旁边的小房间为那些名流提供了座位，通过格栅，他们可以亲眼见证一切。“夜幕降临之后，我的病症已经极重，阿兰赫神父，一位耶稣会修士，一身法衣，身披十字褡⁽²⁹⁾，走进了卧室，手上拿着那件沾着圣膏的睡衣。靠近我的病床后，他将这圣物放在我头上，开始圣约瑟的连祷，他准备将这冗长的连祷念完。然而，一当他将这圣物放在我头上，我就发现自己已经完全痊愈。不过，我决定什么都不说，直到这位神父结束连祷。之后，我宣布自己痊愈，并命人将我的衣服拿来。”

或许这次奇迹（这是第二次自行病愈了）太过准时，未能在观众中留下极深的印象。此后，类似这样的奇迹再也无人创造。

时光如逝。三十年战争如火如荼。黎塞留越来越富，人民则越来越惨。农民起义反抗苛捐杂税，布尔乔亚则起而反抗政府债券利率调低（帕斯卡的父亲也参与其中）。然而，在卢丹的乌尔苏拉修会里一切如常。每隔几周，那位善天使（他仍然是德·博福特阁下的形象，不过变得具体而微了，现在仅仅只有三英尺半高，年纪还不到16岁）就更新女院长左手上的名字。至于她那沾染有圣约瑟夫香膏的睡衣，则锁在一个漂亮的圣物箱里，已成为整个修会最宝贵的、最灵验的圣物。

1642年底，黎塞留去世，几个月后，奉路易十三之命下葬。奥地利的安妮作为她那五岁国王的代理人开始摄政，她与她的情人——红衣主教马扎然一起，无能地统治法兰西。

1644年，让娜修女开始写作她的回忆录，并有了一名新的耶稣会导师，此人叫圣瑞尔，她向他送去了她本人和绪兰未完成的论述魔鬼的手稿。圣瑞尔将手稿拿给艾弗尔⁽³⁰⁾主教，这位主教当时正负责卢维埃⁽³¹⁾附魔事件，准备把这场新的、（如有可能）更令人疯狂的、邪恶的狂欢沿着卢丹事件定下的方向引向深渊。劳巴特蒙写信给女院长说：“我以为，你与圣瑞尔神父的通信在目前这起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还有一场附魔事件，乃是由巴雷先生在吉洛恩策划的，可惜没有卢维埃事件成功。起初，一切似乎看来进展顺利，一群年轻的妇人，其中还包括城中最显赫家庭的女子，屈服于巴雷的心理学暗示。渎神话语、抽搐、指控、淫猥，凡此种种，都已经摆上日程。不幸的是，其中一名叫蓓露坎的被魔鬼附身的女孩，对本地一位名为吉罗艾的神父抱有恨意，一天早晨到教堂后，她将一瓶鸡血倾倒在祭坛上，然后在巴雷先生的驱魔仪式中宣称，这血是午夜时吉罗艾先生侵犯她时她流下的。巴雷当然相信了她说的每个字，于是开始询问其他女孩和魔鬼，满心要搜集更多对他的同工不利的定罪证据。但是，那鸡其实是蓓露坎从另一个妇人处借来的，妇人便将她的怀疑报告给了本地法官。刑事中尉开始调查此事。巴雷义愤填膺，而蓓露坎则在一次次精神失常中忍着剧痛予以反驳——而这精神失常，照她身上的魔鬼所说是由吉罗艾先生的巫术引发的。刑事中尉召唤了更多的证人，为了躲避他的调查，蓓露坎逃到了图尔市，该市的大主教以支持附魔事件而臭名昭著。不料，当时大主教不在城中，他的职务暂由一名不解风情的副主教负责，他倾听了蓓露坎的故事，然后叫来两名助产士对她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她身上的疼痛虽然是真实的，但造成疼痛的原因却是她子宫中有一个锡铅做的加农球。经过盘问，这个女孩承认，球是她自己放进去的。此后，可怜的巴雷先生被剥夺圣俸，并被逐出了都兰⁽³²⁾主教区，余生在勒芒一处修道院里领养老金，死时无声无息。

与此同时，在卢丹，魔鬼们差不多也沉默起来。确实，也有过一次令人难忘的事件，“当时我见两个非常可怕的男人的形象出现在前面，他们散发出浓烈的臭味，这两人都提着鱼竿，他们抓住我，剥去我的衣服，把我绑在床柱上，用桦木条鞭打我，长达半个小时或者更久。”幸运的是，因为她那件修女睡衣盖住了她的头，女院长并没有看到自己的躶体。当这两个发臭的人给她松绑，把她放下来，她“却发现，实际上任何有违端庄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在同一个地区，后来也有一些魔鬼攻击事件，但是大体而言，让娜修女在其后的二十年时光里所记录的奇迹，从源头上讲都是属于天堂的。例如，她的心一分为二，上面标记着耶稣受难音乐的演奏乐器，既然是内在的，自然也就不为人所见。还有好几次，死去姊妹的灵魂浮现，谈起炼狱。当然，那时诸圣之名依旧透过格栅向知名来宾展示，这些有名的客人，其中一些是虔诚的，另一些却仅仅是出于好奇，或者完全表示怀疑。每次圣名有更新时，或在她常有的闲暇之时，那善天使就显身了，给出许多奇妙的好意见，通过她的冗长信件，这些意见传递给了她的导师。这善天使也向第三方提出建议，比如向那些身陷诉讼的绅士们，或向那些焦虑的母亲们——她们想知道，是即刻嫁女（虽夫婿不甚理想），还是再等等，看能否有更般配的婚姻冒出来（不过要在一切太迟只能让女儿进修道院之前）。

1648年，三十年战争终于结束。哈普斯堡家族的政权破灭，三分之一的德国居民破产，那时的欧洲正等待着古怪的路易十四大帝的统治和法国的霸权时代。这自然是胜利。不过，这期间却发生了一段无政府的小插曲。投石党运动⁽³³⁾接连发生了两次。马扎然自我放逐，然后回到权力中心；再次退休，然后又复位；最终永远从历史的大幕前消失。

大约在同时，失宠的劳巴特蒙无声无息地死去。他唯一的儿子做了劫匪，后被人杀死。他唯一活下来的女儿被逼戴上了面纱，在卢丹做了乌尔苏拉修会的修女，归他父亲以前的被保护人管束。

1656年1月，《书函集》的第一部分出版，四个月后，发生了一个杨森主义的伟大奇迹——帕斯卡的侄女的眼病，被保存于皇家港修道院的“圣荆棘”治愈了。

一年之后，圣瑞尔死去。于是，女院长除了给其他修女或可怜的绪兰神父写信之外，再无通信之人了。而绪兰神父当时病重，都不能回信。1658年初，她收到了来自绪兰的一封信，这是二十多年来，他写给她的第一封信，可想而知她有多么开心。“何其令人钦佩，”她写信给她的朋友杜·胡尔夫人——杜·胡尔夫人是雷恩⁽³⁴⁾慈幼会的一名修女，“上帝的指引何其令人钦佩，他从我这里夺去圣瑞尔神父，现在却使我亲爱的灵魂导师能重新执笔写信给我！就在几天前，我收到了他的来信，我详细地给他回复了自己目前的灵魂情况。”

她继续描述着她灵魂的情况，既向绪兰，也向杜·胡尔夫人，也向任何情愿读她的信并给她回信的人。假如这些信能出版，那么流传下来的信将有满满好几卷。还有更多的信必定已经丢失了呢！很显然，让娜修女依然觉得，“内在生活”是指当众进行自我分析的一种持续的生活方式。然而，实际上真正的内心生活开始于自我不可分析之处。滔滔不绝谈论自身状态的灵魂，也就无法认知自身的神圣根源。

“并非因为我缺乏意志才忍住不给你们写信，我是真诚地期盼你们一切安好；而是因为似乎对我来说，想要说的已经差不多说完，同时那些话也产生了它相应的效果。而且，真正缺乏的（假如有什么东西是我缺乏的话）并非书写或言语——其实这些永远都不嫌多——而是沉默与工作。”这些话乃是圣十字若望写给一群修女的，她们抱怨他不给她们回信——在这些信中她们可是巨细靡遗地列举了她们的精神状态。但是，“言语会令人分心，而沉默与工作却能汇聚思想、强化精神。”可悲啊，世上没有什么可以令女院长沉默，她像塞维涅夫人⁽³⁵⁾一样多产，不过，所有的流言蜚语都只限于她本人。

1660年，王政复辟，当年两位来自英国的观光客，现在也发达了，他们曾经见证让娜修女最荣耀的时光。汤姆⁽³⁶⁾·吉列格鲁当上了侍寝官，且得到授权建造一个剧场，在那里他可以上演戏剧而无需接受审查。至于约翰·梅特兰嘛，他先是在伍斯特⁽³⁷⁾当了战俘，被关了九年，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了国务大臣，而且是新国的首宠。

与此同时，女院长感到自己正在老去，她疾病缠身，因身兼两职（一是作为行走的圣物，二是作为圣物的掌管者和饶舌的宣讲者），现在感到的疲惫已超过她的忍耐限度。1662年，圣名最后一次更新，此后，虔信者和好奇者什么名字都看不到了。虽然神迹歇止，但她精神的自负却一如既往地膨胀。绪兰在写给她的一封信中说，“我想建议你主要关注的，是圣恩的根基——我指的是谦卑。我要恳求你，请谦卑行事吧，这神圣的谦卑或许能成为你灵魂真正的、坚实的根基。而在我们通信中经常提及的种种拥有庄严、崇高本质的事物，绝不可危害到谦卑的本性。”虽然绪兰轻信她，对她所谓的奇迹估计过高，但他依然非常清楚他的通信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她明显是非常常见的包法利主义的一个亚种。究竟有多么常见，我们可以从帕斯卡所著《沉思录》里的一个注释中得窥一斑。在论及亚维拉的德兰时，帕斯卡写道：“她以对启示的深深的谦卑取悦了上帝，她以上帝启示给她的知识取悦了民众。然而我们忙碌至死却只为了模仿她的话语，并想象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模仿到她存在的本性。我们不爱上帝所爱的德行，我们也从不尝试让自己获得上帝所喜的存在之本性。”

在她心灵的某个地方，也许让娜修女知道自己确实是自己导演的喜剧里的女主角；然后在她心灵的其余地方，她一定更加确信自己实际上是悲剧里的女主角。杜·胡尔夫人不仅一次在卢丹待过较长的时间，她认为她可怜的朋友几乎总是生活在虚空幻想中。

这些幻想是否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终了？或者让娜修女至少在死时成功地卸下聚光灯前女主角的伪装，回归那大幕之后的自我？在后台的她是荒唐的，是可悲的；假如她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但至少不再模仿那《七宝楼台》里的女作家，也许一切仍然可以接受。不过，只要她还坚持假装自己是另一个人，她将无药可救；假如她谦卑地承认自己就是自己，那么或许她会发现，事实上她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1665年1月，在女院长死后，她的喜剧被修会里的人改成了一出最重口味的闹剧。她的尸体被砍掉头，而她的头又被放进一个镀银的箱子，那箱子有着水晶的窗口，就放在神圣的修女睡衣旁边。本地一位艺术家受命画一幅巨作，描绘贝西摩斯被逐的场景。构图的中心，陷入狂喜的女院长跪在绪兰神父脚下，绪兰旁边则是特朗基耶神父和一名加尔默罗修会会士；中景则坐着加斯顿·德·奥尔良和他的女公爵，雄赳赳地旁观着；两人身后靠着一扇窗户，可见较低等级的观众那一张张的脸庞；而在所有人头顶上，是顶着光环由天使陪伴的圣约瑟，正在盘旋；圣约瑟右手握着三支闪电，照着那黑压压一群的魑魅魍魉（这些魔鬼乃是从那附魔者张开的嘴里源源不断冒出的）作势要砸下去。

超过八十多年的时光里，这幅画都挂在乌尔苏拉修会的小礼拜堂，受到普遍的推崇。但是在1750年，一位来访的普瓦捷主教命令将此画移走。在习惯性的爱教主义和服从命令的两难抉择中，修女们做了妥协，她们在原画之上挂了一幅更大尺寸的画作，将第一幅画作覆盖了。

女院长现在虽好比身处日食之中，但她还是挂在那里，然而，她挂在那里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久了。修会遭遇了不好的年景，于1772年被取缔。于是，此画被交付给圣克鲁瓦教堂的一位教士，而让娜修女的睡衣和她那木乃伊化的头颅多半被修会里另外一些更幸运的女修道院所收藏。而这三件圣物，于今日已经飘渺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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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年—1640年），佛兰德斯画家，巴洛克画派早期的代表人物。

(2) “费费·旺多姆”，这是法王亨利四世对旺多姆公爵的昵称。

(3) 引自《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二场。

(4) 三一律，西方戏剧结构理论之一，由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戏剧理论家提出，后由法国新古典主义戏剧家确定和推行。要求戏剧创作在时间、地点和情节三者之间保持一致性，即要求一出戏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一昼夜）之内，地点位于同一个场景，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

(5) “伟大的君王”，法王路易十四的称号。

(6) 参孙，《圣经·士师记》中的一位犹太人士师，生于公元前11世纪的以色列，上帝赐他极大的力气，可以徒手击杀雄狮，对敌作战所向披靡，他伟力的奥妙在于他的毛发，如果剪掉他的头发，他就会手无缚鸡之力。后来他的毛发被敌人剪光，遂与敌人同归于尽。

(7) 大世纪（The Grand Siècle），即法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

(8) 三人均为戏剧业工作者。

(9) 安妮·玛丽·路易丝·德奥尔良（Anne Mane Louise d'Orléans，1627年—1693年），历史上最有名的女继承人，被诸多王侯求婚，却爱上一个朝臣，最后被法王斥责，终身未嫁。她对推进法国文化起过一定作用。

(10) 罗杰·德·圣拉里·德·贝勒加德（Roger de Saint-Lary de Bellegarde，？—1579年），法国元帅。

(11) 弗朗索瓦·德·巴松皮埃尔（François de Bassompierre，1579年—1646年），亨利四世的宠臣。

(12) 莫城，巴黎东北部的一个小城。

(13) 斯威夫特掌门，指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年—1745年），英国著名讽刺作家，代表作为著名的《格列佛游记》。

(14) 指的是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主人公，她的特点是分不清现实与幻想。

(15) 此处或指性病。

(16) 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1770年—1827年），英国政治家，曾任外交部长，短期担任过英国首相，在政治上，他对美洲事务多有发声。

(17) 安博瓦兹，法国中西部城镇。

(18) 布洛瓦，法国中部城市。

(19) 桑斯，法国中北部城市。

(20) 吕松，法国城市。

(21) 加尔都西会，天主教修会之一，1084年由法国人圣布鲁诺创立，因创始于法国加尔都西山中而得名。

(22) 大查尔特勒，指加尔都西会修会的主修道院，位于查尔特勒山中，位于法国东南部。

(23) 艾克西，法国南部城市。

(24) 慈幼会，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个女性修会，但与圣若望·鲍思高创建的慈幼会有所区别。

(25) 格勒诺布尔，法国东南部城市。

(26) 原注：帕斯卡说，“迷信等同于肉欲。它是自然之罪，如同怀疑主义一样，虽则没有肉欲那么致命。”

(27) 布里亚尔，法国中北部城镇。

(28) 杜皮伊，法国南部城市。

(29) 十字褡，举行弥撒时神父穿的无袖长袍。

(30) 艾弗尔，法国北部城市。

(31) 卢维埃，法国西北部城市。

(32) 都兰，法国旧省，位于法国中西部地区。

(33) 投石党运动，法国反专制的两次政治运动，发生于1648年到1658年间。

(34) 雷恩，法国西北部城市。

(35) 塞维涅夫人（1626年—1696年），法国贵族，书信作家，其书信多记载贵族轶事。

(36) 汤姆，托马斯的昵称。

(37) 伍斯特，英国中西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