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忧虑很大程度上源于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当年，他点燃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的时候，每个人都感动得落泪。
为什么我们都哭了？因为他曾经是个多么伟大的运动员啊，如今竟沦落到这个地步——一个走路只能拖着脚、说话含混不清、身体颤颤巍巍的跛子。曾经的他身手敏捷，像纷飞的蝴蝶一样灵活，如今却像牛奶果冻一样颤抖。
我们会永远怀念运动员。因为如果一名科学家的身体受限，比如斯蒂芬·霍金，我们会觉得他们至少还有赖以实现人生价值的活跃思维，但倘若一个运动员瘸了腿，那就像鸟儿没了翅膀，飞得越高，跌得越惨。
今天是周五，我坐在乔克的办公室里。他的真名是埃姆林·罗伯特·欧文斯博士——苏格兰人，却有个威尔士的名字——不过我之前一直只知道他的昵称[1]。
他身材结实，宽阔挺拔，肩膀有力，脖颈很粗，整个人看起来更像一个前拳击手，而不是脑外科医生。他的办公室里挂着好几幅萨尔瓦多·达利的画作，还挂着约翰·麦肯罗拿着温布尔登奖杯的签名照。麦肯罗在上面签了个“认真你就输了！”。
乔克让我坐到诊台前。他撸起袖子，手臂黝黑强壮。他靠着这条手臂，把网球打得像飞鱼导弹一样快。和乔克打网球，一般来说都是一件痛苦的事。球总是对着你的身体飞来。即使在空旷的场地打球，他也不管不顾，直往你身体方向抽球。
我每周五都会和乔克打网球，不是因为我们热爱网球，而是因为他对过去耿耿于怀。一个高挑的女大学生选择了我，而不是他。那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情了，而当年的那个女大学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时至今日，他还会为此生气。
“朱莉安娜过得怎么样？”他边问我，边用笔灯照我的眼睛。
“很好。”
“这个你一直遮遮掩掩的病，她怎么看？”
“她还在和我聊，我还没完全告诉她。”
“你有没有把病情告诉过谁？”
“没有。你说我要正常地生活。”
“没错。正常地生活！”他打开文件夹，草草记下笔记，又问，“有颤抖吗？”
“不怎么颤抖。有时候，我想从椅子或者床上起来，但手脚不听使唤。”
他又写了点笔记。“这叫作‘开始做事时的犹豫’。我老是这样，特别是电视上有橄榄球比赛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得走来走去，看着我的目光追随着他。
“你睡得怎么样？”
“不太好。”
“你应该听听让人放松的录音带。你知道的，就是有人用很无聊的声音说话，你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来这里。”
乔克格外用力地拿橡胶锤子锤了一下我的膝盖，我打了个激灵。
“这肯定就是你那块古怪的骨头了。”他挖苦道，后退了一步，“好了，你知道常规步骤的。”
我闭上眼睛，让双手贴在一起，食指对食指，中指对中指，就这样让五指相对。我差点就成功了，要不是无名指没对上。我又试了一遍，这次我的中指没对准。
乔克把手肘撑在桌上，让我和他掰手腕。
“你们有这么多高科技，怎么还用这么原始的方法。真让人惊讶。”我说着，用力握住他的手。我感觉他快要把我的手指捏碎了。“我觉得你只是为了寻开心。掰手腕和测试一点关系也没有吧。”
“你怎么猜着的。”他说话的时候，我用力想把他的手压下去。我的脸一定憋得通红。他在消遣我。在那一瞬间，我真想揍这个混账一顿。
我认输了，瘫在椅子上，活动手指。乔克的脸上没有半点得意。他还没告诉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我就自觉地站了起来，在房间里绕圈，尝试像踏步前进一样把手臂甩起来。我的左臂看起来就像是挂在身上的，没有知觉。
乔克剥下香烟外面的透明包装纸，剪掉末端。他用舌头把烟卷好，舔舔嘴唇，然后点燃。他闭上眼睛，笑了起来，任由烟雾从嘴里飘出。
“天哪，这根烟我都盼了一天了。”他说。看着烟雾缠绕着飘向天花板，让它就像填满整个空间一样填补我们之间的沉默。
“所以，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开始有点烦躁不安了。
“你得了帕金森病。”
“我早就知道了。”
“那你还想我说点什么？”
“跟我说一些我还不知道的东西。”
他轻轻咬了咬嘴里的烟，说：“你早就查过资料了。我相信你连完整的帕金森病的历史都能说出来，包括每个理论、研究情况，以及哪个名人也患上了这种疾病，等等。得了，告诉我，我要开什么药？你平时要怎么搭配饮食？”
我讨厌他说对了。我把相关的资料读了个遍，甚至能把章节名和句子背给他听。上个月，我花了大量时间上网搜索关于帕金森病的信息，阅读相关的医学期刊。我了解有关詹姆斯·帕金森博士的一切。他是一名英国医生。一八一七年，他描述了一种他称之为“震颤麻痹”的病。我可以告诉他，英国有十二万名帕金森病患者。在六十岁以上的人群中，帕金森病患者更为常见，每七个患者中就有一个在四十岁时开始出现帕金森病的症状。差不多四分之三的患者一开始会感到手脚发颤，而有些人并不会。
我当然有去寻找答案。不然我还能干什么？但这个病根本就没有答案。所有专家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帕金森病是所有神经系统疾病中，最复杂难懂的一种。
“你之前给我做的测试呢？”
“我还没拿到测试结果。下周前应该就能拿到了。然后就可以给你开药了。”
“什么药？”
“一种混合药。”
他说起话来开始像芬威克了。
他弹了弹烟灰，身子前倾。我见他次数多了，越发觉得他像一个总裁。再过一会儿，他就会系上彩色背带，穿上高尔夫球袜。“博比·莫兰最近怎么样？”
“不太好。”
“发生了什么？”
“一名女士拦下了他打的出租车，他就把对方踢到不省人事。”
乔克一时忘了嘴里叼着烟，突然吸了一口气，顿时被呛得剧烈咳嗽起来。“棒极了！又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结局。”
当初把博比转手给我的正是乔克。一位当地的全科医生把博比转手给他，让他给博比做一些神经系统检查，但他发现博比的身体什么毛病都没有，于是让我接手了。当时，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别担心，他上过保险。或许你还能赚上一笔。”
乔克觉得，我一有机会就该坚持“开药原则”，而不该坚守比我的房贷还昂贵的社会良知。讽刺的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的为人就跟我现在一样。当我这么提醒他时，他说，那是因为过去所有好看的姑娘都是左翼分子。他是一个追捧“爱之夏”[2]的社会主义者——上女人才是他的目标。
没人死于帕金森病，它会陪着你进棺材。这是乔克的陈腐格言之一。这句话很适合印在汽车保险杠贴纸上，毕竟，它只够得上“杀人的不是枪，是人”这种话的一半荒谬。
得知自己患上了这个病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是我？”。但经历了在马士登屋顶和马尔科姆的一番遭遇后，我感到尤为懊悔。他身患比我更严重的疾病，却赢了康克戏[3]。
我开始意识到事情不对劲，是在十五个月前。我常常感到疲倦。有些日子，我感觉自己仿佛在泥浆里走路。那时我仍旧每周打两次网球，还身兼查莉足球队的教练。训练时，我要同时跟上十几个八岁小孩的步伐，把自己想象成齐内丁·齐达内，组织他们进攻，将球传给他们并完成复杂的二过一动作。
但慢慢地，我发现自己球踢不到位了，如果我突然加速，我还会把自己绊倒。查莉觉得我在扮小丑。朱莉安娜觉得我变懒了。我则怪罪于自己四十有二的高龄。
回望当时，我能察觉到一些征兆。我的字越写越潦草，系纽扣成了一大挑战。有时，我很难从椅子上站起来，下楼梯时，我要紧紧地抓住扶手。
后来，我们和往年一样，去威尔士给我父亲庆生。那次是我父亲的七十大寿。我带着查莉去大奥姆斯角散步，俯瞰彭林湾。一开始，我们还能看得到远处的海鹦岛，而后，一阵大西洋风暴席卷而来，像一头巨大的白鲸，吞掉了海岛的身影。我们顶风前进，望着海浪冲击着岩石，感受溅起的水花打在身上的刺痛感。查莉问我：“爸爸，你左手为什么不摆起来？”
“什么意思？”
“你的手。它都垂着不会动了。”
她说得对，我的手臂正毫无用处地垂在身侧。
第二天早上，我的手臂似乎又恢复了正常。我没跟朱莉安娜提起这事，更没告诉我的父母。如果我说了，我的父亲，这个上帝的准私人医师，一定会严肃斥责我的疑神疑鬼，并在查莉面前取笑我。当年，我放弃了医学，投身行为科学与心理学的研究，他一直不肯原谅我的选择。
私底下，我一个劲地胡思乱想。我幻想自己得了脑瘤或脑血栓。万一我是轻微中风呢？万一严重中风就要来了呢？我的想象力几乎就要让自己相信，我的胸口在隐隐作痛了。
过了一年，我才去找乔克，让他帮我看看。那时，他也注意到我的身体有些不对劲的地方。有一回，当我们走进网球俱乐部的更衣室时，我突然整个人向右歪，逼得他半路停下脚步。他还注意到，我的左臂总是软绵绵地垂在身侧。乔克拿它开了个玩笑，但我感觉，他正密切地观察我。
诊断帕金森病不需要诊断测试。像乔克这种经验丰富的神经科医生，依靠的是观察。帕金森病主要有四种临床症状——手、臂、腿、下巴和脸战栗或颤抖，四肢及躯干僵硬，动作缓慢，以及身体姿势不稳定或平衡和协调性受损。
它是一种慢性病，随时间逐渐变得严重。它不会传染，通常也不会遗传。关于帕金森病有许多理论。一些科学家认为，帕金森病的病因是自由基与邻近分子发生反应，对组织造成损害。还有科学家认为，帕金森病是由杀虫剂或食物链中的其他污染物导致的。科学家并没有完全排除遗传因素的影响，因为他们发现，帕金森病似乎表现出轻微的家族遗传倾向，而且，它可能还和年龄有关。
事实上，帕金森病的病因既有可能是以上几者的结合，也有可能跟它们毫无关系。
或许，我应该心怀感激。在我和医生打交道的经验中（伴随我成长的人中有一个就是医生），只有在以下这种情况下，他们才能给你提供明确无误的诊断：你站在诊室里，头上插着把喷胶枪。
下午四点半，下班高峰临近，人流向地铁和公车站涌动。我努力穿过人群，走到卡文迪什广场时，雨点飘落，我叫了一辆出租车。
霍尔本警察局的前台是个面色红润的巡佐，他胡子刮得很干净，秃顶上寥寥无几的头发被捋得甚是平整。他靠着前台，把饼干浸在茶里，撒了报纸第三页照片里的女人一胸脯饼干碎屑。我推开玻璃门，他舔了舔手指，然后在衬衫上擦了擦，把报纸藏进柜台下。他朝我微笑，脸上的肉也跟着抖动。
我出示了名片，问他能否让我看看博比·莫兰的犯罪记录。他的脾气突然变差了。
“我们现在很忙，您只能在这儿等着，请您见谅。”
我回头看了看。审讯室里只有一个消瘦的少年，他穿着破破烂烂的牛仔裤和运动鞋，短袖上印着AC/DC乐队的成员。他在木凳上睡着了。地板上有被烟卷烧过的痕迹，金属垃圾桶旁散落着一地仿佛在肆意交欢的塑料杯。
巡佐故意放慢动作，不急不慢地走到一排靠着后墙的文件柜前。他裤子后面沾了块饼干，饼干的粉红色糖衣在他屁股上融化开来。我笑了。
我在犯罪记录中看到，博比十八天前在伦敦中心被逮捕过。他在鲍街地方法院认罪，保释后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再次出庭，在老贝利[4]接受审判。他的蓄意伤害行为触犯了《侵犯人身法》第二十条规定——袭击他人并导致他人身体严重受伤的，最高处五年监禁。
博比的陈词长达三页纸，格式为双倍行距。陈词中凡有改动之处，均在页边位置留有签名。[5]他没提到那个小男孩，也没提到和珠宝商的争吵。那个女人插了博比的队。博比将她打到下巴骨折，颧骨凹陷，鼻骨断裂，三根手指指骨碎裂。
“我在哪里可以看到保释条件？”
巡佐翻了翻档案，目光跟着手指逐行寻找，最后抽出一份法院文书。
“案情摘要已经交给埃迪·巴雷特了。”他反感地咕哝了一声，“一盏茶的工夫，这家伙就已经把罪名降到实际身体伤害罪了。”
博比怎么请得起埃迪·巴雷特这种律师？他是全国最有名的辩护律师，很会自抬身价，擅长写完美精练的辩词。
“保释金是多少？”
“五千英镑。”
考虑到博比的境况，五千英镑可是笔大数目，他不可能拿得出手。
我瞄了眼手表，才五点半。我打给埃迪，接电话的是他的秘书，背景音是埃迪的吼叫。她向我道歉，让我等一下。我听到他俩在朝对方嘶吼，就像在听《潘趣与朱迪》[6]木偶戏一样。过了一会儿，她终于有空了。埃迪给我腾出了二十分钟时间见面。
从这里去赞善里大道，走路比打的更快。我匆匆穿过大门，爬上狭窄的楼道，穿梭于满楼梯的法庭文件中，来到三楼。
埃迪一边打着电话，一边把我领进他的办公室，指向一张椅子。椅子上堆着两份文档，我只好把它们移开，然后坐下。埃迪看起来快六十岁了，但他的真实年龄可能比他的外貌年轻十岁。每次看到他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我就会想起斗牛犬。他跟斗牛犬一样，走路时爱大摇大摆，肩膀几乎一动不动，屁股前后摇摆。他甚至还有硕大的门牙，用来扒人一层皮再顺口不过了。
当我提到博比的名字时，埃迪一脸失望。我猜，他可能希望这是一起医疗事故案。他坐在椅子上转了一圈，开始在档案柜的抽屉里找东西。
“关于那次袭击，博比有跟你提过什么吗？”
“他的陈词你又不是没读过。”
“他有没有提到说，他见到了一个小男孩？”
“没有。”埃迪疲倦地打断了我的话头，“听着，我不希望出师不利，罗西妮[7]，但请你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他妈在跟你说话？没有冒犯的意思。”
“哪里的话。”凑近看，他更令人生厌。我又开始说话了。“博比有没有跟你提过，他当时在接受心理治疗？”
埃迪脸色一变。“没有！快跟我说说。”
“我是他的心理医生，从接诊他到现在大概有半年了。我觉得，以前还有别的医生评估过他的精神状况，但我找不到相关记录。”
“有精神病史——真是越来越棒了。”电话响了，他拿了起来，并示意我继续往下说。他打算同时进行两场对话。
“博比有没有跟你说过，为什么他当时突然发脾气？”
“她拦了他的出租车。”
“其实，真正原因不是这个。”
“你尝过在下雨的周五下午，在霍尔本区打车的滋味吗？”他低声轻笑。
“我觉得，原因不仅仅是打车那么简单。”
埃迪叹了口气。“听好了，波莉安娜[8]，我从来不要求客户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我的工作只是让他们免受牢狱之灾，至于他们以后会不会回到社会上，重复犯同一个错，我一点也不关心。”
“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照片里看起来他妈的一团糟。”
“她多大年纪？”
“四十五六岁。黑发。”
“她穿着什么样的衣服？”
“等一下。”他挂了电话，朝他的秘书嘶吼，让她把博比的档案拿过来。他迅速翻了几页，喃喃自语：“她穿着盖到大腿中部的裙子、高跟鞋、短夹克衫……如果你让我评价一下，我想说，她年纪也不小了，还在装嫩。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些？”
我不能告诉他。这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设想。“博比会被怎么判？”
“眼下他估计要坐牢了。苏格兰检察署不肯降低指控级别。”
“坐牢也帮不了他。我可以出具一份精神分析治疗报告。或许，我能把他弄进一个愤怒管理的治疗项目里。”
“你想让我怎么做？”
“写一份书面申请。”
埃迪已经拿起钢笔写了起来。我已经记不清，上一次像他这般行云流水地写字是什么时候了。
“谢谢你。”
他嘟囔了一声：“这就是一封信，又不是一个肾。”
如果说任何一个男人都有心理问题，那他也许是有拿破仑情结[9]，或者他是想用言行弥补自己丑陋的面容。他开始烦我了。他已经不再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赶紧把剩下的问题问了。
“是谁交的保释金？”
“不知道。”
“是谁打电话找的你？”
“他自己。”
我还没来得及问下一句，他就打断了我：“听着，奥普拉[10]，我准备出庭了，我打算去撒个尿。这个小疯子是你的麻烦，我只是帮这个可怜的傻子辩护。你能不能先打开他的脑子，看看里面是不是搭错了哪根筋，再回来找我？祝你度过愉快的一天。”
[1]乔克（Jock）在英语里有“苏格兰佬”的意思。
[2]1967年发生在美国旧金山的以“爱”为名的嬉皮士文化运动。
[3]一种西方游戏，两人各持一个穿在绳上的七叶树果互相击打，看谁先将对方的砸碎。这里代指前文的“吐口水比赛”。
[4]伦敦中央刑事法院。
[5]法庭陈词等相关法律文档，若有涂改，必须在修改位置签字或按手印确认，方才具有法律效力。
[6]剧中，潘趣总和自己的妻子朱迪吵架斗嘴。
[7]指著名美国女演员罗西妮·巴尔，她十七岁时曾住过精神病院，亦曾被诊断为患有多重人格障碍。
[8]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埃莉诺·波特笔下的人物，常用于代指盲目乐观的人。
[9]也被称为“矮个子症候群”，即身材矮小的人更具暴力倾向。
[10]指奥普拉·温弗瑞，著名美国女演员、制片、脱口秀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