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利尼西亚的棕榈树下，礁湖沉静，但这天堂般的平和并非永恒。我们才刚安全上岸，暴风雨就从蓝色地平线席卷而来，与在汪洋大海中遭遇到的情形一般无二，猛烈且咄咄逼人。
在浩瀚的太平洋海浪中，“康提基号”航行过后留下的痕迹，几乎船过水无痕了，就跟一千年前的那些水手一样，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诚如一位新闻记者所写的，我们已经在学术界的青蛙池里投下无数石粒，激起了一层层涟漪，产生的影响与扰动波及的范围，已远超过我本人研究的生物领域，囊括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科学，以及人类植物学。这趟航行很具挑衅意味，是对教条式独断之说的一种挑战，旨在唤醒一小群民族学者，若想寻找波利尼西亚的根源，就得正视太平洋两边都有陆地的这个事实。他们往往只看亚洲，仿佛美洲伟大的原始文明在哥伦布发现它们之前，根本不存在。整个美洲沿海，北自白令海峡，南至火地岛，对研究波利尼西亚这一民族的人，对不论老师还是学生而言，一直是既不能读也不能写的禁忌。“康提基号”的这次远航，打破了这个禁忌。
科学的世界里，除了禁忌，还要守规矩和讲礼数。例如我本人学到的：学界权威有发表观点的资格，学生后辈只有援用的资格；永远尊重各科学之间的界限；绝不要在同侪间标新立异，也不要跨越藩篱，干预其他科学领域；只使用你的领域中为学者量身定做的词汇，以便跟同侪受到同等的推崇，获得与其他领域学者同等的优越感，当一个在科学上能言善道的名人（wizard）(1)，以无意义的名词蒙骗大众！我已经打破了所有的这些规矩，而且科学家是不会亲自坐上木筏的。
从表面上看，我进入学术战场所凭借的武器非常单薄。虽然我坐上轻木木筏从秘鲁出发，但之前我甚至没有见过轻木，也没拉过船帆。然而，轻木却乖乖地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队员按计划送到了波利尼西亚。我们只是单纯地相信古秘鲁人，他们建造轻木木筏已有数百年，而现代文明却连一艘都没试过。现在我们的航行清楚地说明，史前秘鲁聪明的文盲对原始航行远比今天博学的科学家懂得多。结果，当我们的轻木木筏将对原始秘鲁的研究范围扩大至太平洋群岛时，并非每一个人都欢喜：新闻界一宣布我们的登陆令纸上谈兵的科学家受到重挫，一些觉得受到冒犯的学者就立刻展开还击，以此自保，他们其实不知道我们是谁，也不知道我们主张什么。一些广为流传的报告是这么说的：木筏的船长认为秘鲁的高山印第安人出去捕鱼，最后留在了波利尼西亚落地生根。
第一场反击是来自世界顶级的波利尼西亚人类学权威彼得·巴克爵士。新西兰一家报纸头条报道说，这位爵士嘲笑“康提基号”的航行，他问，秘鲁的渔夫如何能在波利尼西亚传宗接代？秘鲁印第安人又不会带女人上木筏。
我反驳道：你也许了解波利尼西亚的民族学，却不了解秘鲁的历史。欧洲人见到的第一批秘鲁人，是二十对印加男女，他们在浩瀚大海中航行，木筏上载着三十吨货物，正打算前往巴拿马，后来被西班牙冒险家皮泽洛的舵手抢夺了木筏，俘虏了女人，并在征服秘鲁之前，将她们训练为翻译。
战场接着扩展到整个太平洋区域，包括美国的人类学家，以及他们在东欧与西欧的同僚，我面对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反对意见——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经历了这趟发现之旅，我早就在这群压倒性的学术巨人大军面前投降了，他们都是各自领域内的巨擘。然而，在自己领域中越是伟大的专家，对他们专业之外的世界就知道得越少。我开始觉得自己像极了小小的大卫，面对一整队人类学界的歌利亚(2)，只不过我的投石是甘薯、椰子，以及其他来自生物遗传学的铁证。相当令人惊讶的是，地理学竟然是人类学家在讨论太平洋人类迁徙时的另一条软肋！在讨论沿什么路线横渡太平洋时，他们谈到了赤道这条“直线”，又谈到夏威夷北部的“曲线”，仿佛我们的地球是平的。他们罔顾了一个事实：地球表面有一半都是太平洋，所以从东南亚到南美洲，不管是沿赤道走或穿过北极，距离都一样，而且走的都是曲线。乌鸦也好，现代飞机也好，从印度尼西亚穿越太平洋到阿拉斯加及美洲西北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短的一条航线，就是日本洋流(3)流经的路线。地理学后来成为讨论中跨不过去的一道槛，石器时代的人是如何从太平洋西岸，抵达太平洋东岸的呢？
这个简单的“盲点”给了我勇气，使我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提早发现权威也有弱点。人类学家根本没有料到基础地理会成为辩论的基本议题。在大学时，为参与动物迁徙的野外考察做准备，我选了地理学作为第二主修课程。
关于波利尼西亚迁移路线的讨论，已经困扰科学家一百年了。他们在纸上静态的海洋上，画了不知多少由左指向右，拐着各种弯的长箭头。在任何一个地理学家眼里，都无异于一群成年人铺开地图玩了一场锡兵打仗的游戏。只是他们的地图从印度尼西亚延伸到复活节岛后，就不再继续了。美洲并未被发现，而赤道是一条直线，所以地球这个行星要么正反面都是扁平的，要么就像月球一样，有一面全是阴影，而太平洋就在那一面。
我从早期对权威专家的尊敬，逐渐缩小到对他们科学专长上的尊敬。他们为自己研究的领域画了个圈，走出这个圈子，他们对一般门外汉熟悉的基本事实，可能也一无所知。我明白对他们而言，我就是个无名小卒，一位年轻探险家，突然闯进了只属于他们的波利尼西亚相关研究的圈子，根本是一位不速之客。
进入这场战争，我并不是毫无准备。他们不知道我以前去过波利尼西亚。一九四七年，我们和波利尼西亚人一起登上土木土群岛时，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个不速之客。离开十年后，再度回到波利尼西亚人群中时，我觉得就像回到了温暖的家，我甚至可以用他们的语言与接待我们的人打招呼。一九三八年，我从塔希提岛前往马贵斯群岛的途中，就曾去过那里。那时我刚进入奥斯陆大学动物系，搭客轮来到塔希提岛，准备研究到达这个孤立海洋之岛的各种物种的来源和迁徙路线。我发现它们有些是人类带过来的，有些则是被风和洋流带来的。
对任何生物学家而言，植物、动物和人跨洋迁移到波利尼西亚的路线都是个错综复杂的课题，是不能孤立地讨论的。当然也不能与盛行风、洋流以及在地图上完全被扭曲的地理大圆环（great-circle）(4)的距离分开讨论。奥斯陆大学赞助我前往马贵斯群岛进行第一次野外考察时，我就已经充分了解这一点了。虽然我的指导教授主要是对当地陆生贝类的来源和迁徙路线感兴趣，但当时我更着迷于早期人类的生活与动向。
身体人类学和遗传学是我们动物系课程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了解人类进化过程中，全身上下包括头颅的每一根骨头、每一个细胞的特点。头盖骨的表征、血型，以及遗传学上的孟德尔定律(5)，将人和其他物种紧密相连，然而大部分人类学家却不准备承认这一点。
在大学期间，我有私人门路可以进入奥斯陆的克罗皮林波利尼西亚图书馆，那里收集了所有关于波利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人的图书。随后几年，我进入波利尼西亚人的世界，在他们的环境里生活，让我更加确信，关于这些岛民起源的研究还远未得出定论。我回到欧洲和北美洲后，决定踏上生物阶梯的最后一阶，从研究动物转移到研究人类，而且打算把太平洋两岸都纳入波利尼西亚的研究范畴。不过，当我离开波利尼西亚时，并没有料到十年后会再回来，而且我乘的会是木筏。
第一次由波利尼西亚回来时，我就已经确定了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包括来自南美洲的早期移民，但是当时我也确信，现在也依然相信，另有一拨东南亚的移民抵达了波利尼西亚，并与当地早期的居民混血。所以，我到南美洲建造轻木木筏的八年前，曾前往太平洋的最北边，寻找原始航海家由亚洲航至东太平洋的可行方法。波利尼西亚人的迁移之谜，一直是地理学上的拼图游戏。
当时已经有大量关于波利尼西亚的民族学文献，我也在克罗皮林波利尼西亚图书馆里阅读了很多这类书籍。在我第一次前往波利尼西亚进行野外考察之前，令我更为惊讶的是，我发现没有任何民族学家对波利尼西亚人的来源持相同的理论。只有语言学家发现有力的迹象，马来语和波利尼西亚语的某些单词同源。但是这样的关系与他们之前所接触过的有关马来区的资料并不一致，于是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这两批民族的祖先一定早在任何一方离开东南亚陆地之前，就彼此分开了。身体人类学家则否认波利尼西亚人和马来人之间有任何身体上的关联，这是他们将两者的每一项人类学特征加以对比后得出的结论。人类学家并未在马来人的区域发现波利尼西亚人祖先的痕迹，只在菲律宾发现了一些追溯到极早年代的尖锐石斧。波利尼西亚尚未经过后来那群专业考古学家的发掘，所以波利尼西亚人迁移的年代都还以系谱学家的估计为主。十九世纪时，他们收集到了所有在波利尼西亚地区口口相传或利用结绳记事而保留下来的皇室系谱。根据计算，他们在每个地方都发现了二十六到二十八个世代，之后系谱便中断了，整个波利尼西亚岛区都出现了一条新的皇家系谱。
在各家理论相互冲突的一片混乱中，美洲却因此被忽略。语言学家找出的波利尼西亚与东南亚的根源相关联，缺乏其他领域科学家的证实，而且当时所有较进步的理论都宣称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至少由两拨移民所混合，其中最后一拨在还没来得及做任何适时适地的变化之前，就迅速将语言和文化由夏威夷传到新西兰和复活节岛了。这样的说法使得这个议题更加混乱。语言学家在十九世纪前所提出的二十六到二十八世代，正好将我们带回到公元十世纪到十二世纪，也就是铁器时代后期、欧洲的维京人时期，以及欧洲人拜访东亚大帝王的开始时间。于是，将我带往美洲西北岸的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萌芽。
群居在东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人到达当地时，还是纯粹的石器时代人类，他们曾以木棍和石棍开天辟地，征服了太平洋美洲地区的所有岛屿，如今划着独木舟来到了这里。当时南亚、中国和日本等地的沿海居民都已经具有高度文明了。当航海人从苏门答腊到中国进行铜壶和丝绸交易时，这些波利尼西亚人甚至对陶器和纺织还很陌生。显然，这些波利尼西亚的新居民，一定是在非常早的时代，早到连马来和印度尼西亚海域的水手还不知道金属、陶器和织布机时，就舍弃了他们在东南亚沿海地区的家园。
前往波利尼西亚的旅者，若想如波利尼西亚人那样，不接触陶器和织布机，也完全避开太平洋上的任何陆地或岛屿，实在是相当不容易。在公元一〇〇〇年的起始，波利尼西亚人正将他们早期石器时代的文化传播到整个东太平洋时，太平洋沿岸的每一个部落和民族，都已经学会了制陶和纺织，而且这些技术已经流传了数百年。其中只有两个明显的例外：一个是在美洲大陆极南端的火地岛，那里住了一个非常原始的部落；另一个却是定居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北沿海地区、具有高度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印第安人，这着实令人惊讶。从库克船长时期以来，早期的探险家和现代的科学家就经常指出波利尼西亚的人文，和他们居住在北太平洋沿海群岛上的这个邻居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时浮木就是从这里往下流向夏威夷，并被古夏威夷人拿来建造他们最大的独木舟的。
一如波利尼西亚人，在欧洲人到达之前，西北沿海地区的印第安人仍然对陶器一无所知，所以一直像波利尼西亚人般，在土制炉子上烘焙食物。他们也未见识过织布机，和波利尼西亚人一样，他们利用锤击某种树木的内皮来制造布料。由于西北沿海印第安人都是伟大的航海人，体型也与波利尼西亚人类似，所以有几位人类学家认为，也许波利尼西亚的独木舟航行者到过美洲西北沿海。的确，正如第一批到达这两个区域的欧洲客所指出的，两者间最重要的相似点，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所建的独木舟，与波利尼西亚人用于航海的独木舟属于同一类：都有极高的船头、船尾镶嵌着鲍鱼贝壳、内部空间很大，足以容纳一百支蹲式划桨。遇到大浪时，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也和波利尼西亚人一样，会将两条船结合在一起，成为一艘双独木舟，以维持更好的稳定性。
在谈论起源的问题时，人们往往只考虑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因为在他们看来西北沿海印第安人的起源并不存在疑问。一般认为他们是从石器时代的亚洲来到美洲的最后一批移民，可以轻易搭独木舟从亚洲沿海的任何一个地方，随着日本洋流从菲律宾海带来的温暖海水而来。
对我而言，抵达太平洋海域中的另一个岛屿地区——例如，马贵斯群岛时，整个太平洋的领域又扩大了，那些地方环绕着相同的太平洋海水，然而这对波利尼西亚专家却毫无意义。就在这些地方，我发现另一批海岛人，因为大海的阻隔，他们与其他波利尼西亚岛民互不相属，然而，海水其实是使所有海岛人民紧密结合的媒介。研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学者，似乎比研究波利尼西亚的学者更了解将这个区域和大洋洲(6)原始人类相联系的明显相同点。知名的加拿大人类学家巴尔鲍最近在一次太平洋科学大会上表示，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跟其他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不一样，他们不是从西伯利亚徒步横渡白令海峡而来，而是划着独木舟来的，也许正是随着日本洋流由菲律宾群岛直接划向海外。其他理论还包括：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印度尼西亚民族，以及波利尼西亚人这个三角习题中，西北沿海岛上的部族和波利尼西亚部族之间，甚至远至新西兰的毛利族，有着明显的相同点。
在温哥华和维多利亚(7)两地的学者口中，我听到了关于英属哥伦比亚当地原住民生活上所有科学方面的信息。之后，在贝拉库拉部族和他们的邻居夸扣特尔族中，我看到了早期从印度尼西亚迁徙出的移民，和后来迁入波利尼西亚的移民之间的联系。这个三角形的尖端位于太平洋半球的纬度，与来自菲律宾海的洋流转向东太平洋岛屿之前的纬度相同。
石器时代早期，菲律宾群岛的人们使用过波利尼西亚式石斧，这种尖锐石制刀刃有着独特的“L”形弯把。我证实了自己的怀疑，就是在欧洲人来到前，这里和波利尼西亚一样，没有人具有制陶和纺织的技术。最后他们也以相同的方式，克服了自己在这些几乎已遍及全球的文化艺术领域的显著缺失。这两个地区的人民，都是在石头砌成的土炉上烹煮食物，或是利用防水的“煮器”，将烧热的石头放进水里来烧水；在织布机方面，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利用树皮制造衣料，跟波利尼西亚地区的人们一模一样；此外，两个地区的女人都会从树上剥下树皮的内层，将其泡在水里，然后用有凹槽的木槌敲打纤维浆质。
然而，在我的研究中，这些彼此相隔万里的民族之间，有其他几项文化互相重叠：海产是西北沿海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他们使用非常特殊的鱼钩，沿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海岸到远洋捕鱼；而在太平洋区域，使用线和钩来钓鱼的方法只局限于北部和东部地区，包括整个北美和南美沿海、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8)沿海。在这方面，他们刚好与东南亚人相反：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的渔夫都不曾使用任何种类的鱼钩。学者一再地指出，波利尼西亚合成的木制鲁维图鱼钩，简直就是西北沿海印第安人的特殊比目鱼鱼钩复制品，而毛利波利尼西亚人的鱼钩则是将骨尖绑在有凹槽、雪茄烟形状的石柄上，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上史前贝冢里通用的石制鱼钩柄一模一样。
对西北沿海印第安人而言，弓与箭并不是战斗的武器，虽然这两样东西对他们北美的内地邻居很重要。剑与铁矛被引进东南亚沿海地区好几个世纪之后，西北沿海印第安人和他们波利尼西亚的邻居，仍然是手持石棒、鲸鱼骨和木头，一对一打斗。这些棍棒的形状非常特别，但是在上述两个区域却有明显的相似处，甚至有好几位学者认定是毛利波利尼西亚的航行者将这一类的外形带入北美洲的。就在我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之前，阿根廷的民族学家殷伯隆尼在《波利尼西亚社会期刊》（The Journal of Polynesian Society）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认为，新西兰的毛利人将两种他们作战用的缘岩制棍棒形饰物引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沿海地区：第一种是在鲸鱼骨尾端的部分刻上钩形鸟喙的鸟头；第二种名为“帕土”，是使用有优雅细长曲线的磨光硬石，然后还在手柄狭长的部分巧妙地钻了一个孔，作为穿绑皮绳之用。他排除了这些密切联系背后任何可能的巧合，因为他说：“只要记得波利尼西亚和美洲西北沿海的石斧、石杵、鱼钩这些东西，就足以证明整体性的移植。”
他关于毛利航行者教会了西北沿海印第安人使用小棍棒作战的理论，并没有说服其他学者，后来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研究这些棍棒的形式时，知道了原因：这些东西在西北海岸群岛分布得很广了，就算是在早期考古学的遗迹中也都很普遍。
同样地，殷伯隆尼的石杵理论也很容易驳倒。根据他和其他学者的观察，所有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和波利尼西亚部族，他们磨光的钟形石杵特征非常相似，甚至连优雅的把柄部分也呈现出同样的形状：经常是阳具的形状，但有时也有“T”形或马镫形。多位学者分别指出，某些被认为是典型的波利尼西亚的文化特征，实际只不过是美洲西北海岸岛民文化特征的副本——在很多西北海岸的部族及新西兰的毛利人之中尤其明显。这一点可以用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来解释：毛利人将祖先的传统维持得比波利尼西亚的部族好多了。当他们在新西兰安顿下来后不久，就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不跟其他岛屿往来，因而对后来从斐济渐渐传来的美拉尼西亚文化浑然不觉，例如：用装有舷外铁的独木舟取代双独木舟，以及饲养猪和鸡等，这些文化随后都远播至其他的波利尼西亚岛屿。早期的旅行者和现代的民族学家经常指出：毛利人所建的要塞“琶”（Pa），以及他们典型的人字板房舍，入口两旁都竖立着刻着祖先人像的柱子，这让人想起典型的西北海岸建筑风格。另外，将鲍鱼贝镶嵌在高高的船头上，并将船尾缝成双独木舟的方式，以及用芦苇制成的奇特遮雨斗篷，还有用狗皮和树皮内层编织而成的日常服装，都显示出毛利人与西北美洲沿海部族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除了上面所提出的这些相似点之外，还有其他方面在波利尼西亚也相当普遍：譬如，夸富宴(9)里财富的分赠、使用树皮毯子作为富有的象征、刺青和食人庆典，等等。此外，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他们同样拥有一位相当重要的旅行始祖，名叫坎恩的人中之神。
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时，我逐渐熟悉了一个又一个相似点和一致性，我讶异于以前居然没有人试着收集这些资料！而且，任何一个提出关系说的人，总是将波利尼西亚人看作贡献者，尽管波利尼西亚人来到太平洋时，是以未知起源的石器时代人类的身份。
告别了温哥华岛上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以及陈列标本的玻璃箱，我与妻子李芙带着我们一岁大的儿子安顿在西北沿海印第安人的领土上。和贝拉库拉人在一起，仿佛身处波利尼西亚的郊外。这是我第二次与聪明的海滨原始人类的后代一起在两座高山的岛屿之间操桨，划进又长又窄的海湾，来到已经废弃的居留地，看见刻着图腾的杆子、埋在洞穴里的独木舟及岩石雕刻，这些都和我在马贵斯群岛发现的极为相似。
起源自菲律宾群岛的洋流，冲刷着当地的海滩和峭壁，然后才急转直下，直接奔向夏威夷。这股洋流如此温暖，乃至西北沿岸的印第安人全年都光着脚丫走路。而且中部地区的居民，他们就连长相也和波利尼西亚人很相似。任何一位老人都可能是法图希瓦岛上泰特瓦的手足，也可能和塔希提岛的特里埃罗大酋长同出一个模子，只不过他们的语言喉音较重，和波利尼西亚柔软的方言不同。
我在加拿大皇家学会的会议记录上看到，查尔斯·希尔-陶特教授和坎贝尔等当地的语言学家声称，当地岛民的语言与波利尼西亚的语言在字词和语法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所以这两种语言源于同一语系。当我看到这份记录时，实在觉得很惊讶。后来我遇到希尔-陶特时，他给我一份他曾在学会上发表的报告，标题是《夸扣特尔族、努特卡族的大洋洲渊源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撒利史语(10)的主干》（Oceanic Origin of the Kwakiutl, Nootka and Salish Stocks of British Columbia）；坎贝尔也将夏洛特皇后群岛的海达族(11)并入同一个大洋洲族群。
“这是通往波利尼西亚的踏脚石。”我一时疏忽，脱口向一位发现我在贝拉库拉河谷挖掘岩石雕刻的记者说了这句话。接着，一份署名玛格丽特·米德的权威人士立即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予以驳斥：“当他从波利尼西亚来到西北沿海时，一定发现了库克船长留下来的东西。”她不知道我发现了岩石雕刻。希尔-陶特为我辩解：“就语言之间的密切关联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排除这项理论。”他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三日的《温哥华省报》上刊出这段话，但是我们的话并没有传到纽约。很多年后，我见到这位知名的女士，她承认我们是属于不同领域的专家时，我原谅了她——她是一位社会人类学家，也是萨摩亚人性生活的专家，但对岩石雕刻和大海洋流，显然我比她了解得更多。
在希尔-陶特为我辩护后一个星期，希特勒的军队就侵略挪威了，当时，我与一位贝拉库拉族的印第安人，在已无人居住的夸特那海湾寻找他们祖先的遗迹。我和克雷顿·梅克驾着小独木舟——上头还有一只他猎杀的熊——正在贝拉库拉水道狭窄的峭壁之间划行时，有人在远处朝我们大喊：
“挪威投降了！”
“向谁投降？”我喊回去，当时心里并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的四年我将要停止太平洋研究，回到欧洲去打一场现代人的世界大战。
这场以西北沿海印第安人的石器时代的成就为主题的学术战争很快就不了了之，而且也没有重新开始。没有人能否认，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岛民是很棒的水手，并且已经在东南亚和波利尼西亚之间的很多岛屿上生活了数千年。真正惹恼了学者，并打乱了很多科学界平静的，是随后从南美洲出发的轻木木筏航行。教条就像炸弹一样无形，非得引爆才会出现状况。
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进行了“康提基号”木筏之行，并写下这本关于我们探险过程的书，但是在战争期间，我已经在美国出版了迁移理论的外延理论。在《国际科学杂志》（International Science，第一册，纽约，一九四一年）里，我提出我的论点——起源于亚洲的西北沿海印第安人，已经迁移到夏威夷和其他波利尼西亚地区，与之前来自秘鲁的印加族早期居民发生了融合。因此，在我为这本描述“康提基号”远征队探险过程的著作撰写前言时，我用了两个段落提到西北沿海印第安人和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研究，而对于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只用了两句话来说明。我写这本关于六个人和一只鹦鹉在木筏上的书，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获得出版社的青睐，以谋求我另一份厚重的手稿得以出版，在建造木筏之前，就试图将其交给出版社和科学家，但是没有人愿意看。
《太平洋上的美洲印第安人：“康提基号”探险背后的理论》（American Indians in the Pacific: The Theory behind the Kon- Tiki Expedition）终于在木筏之旅结束五年后出版（斯德哥尔摩、伦敦、芝加哥，一九五二年），这时它已经变成一册八百多页的书籍了。前两百页记录了许多从亚洲经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再到波利尼西亚的人口迁移理论，以及在波利尼西亚三角区域里，身体形态与文化要素混合的重要性。没有人愿意错过前四章的标题：“波利尼西亚和旧世界”“波利尼西亚和西北美洲”“行经夏威夷的路”“波利尼西亚起源的复杂性”。
后来，我终于了解科学家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但是已经太晚了——他们在自己专业领域以外的余暇，读书只是为了娱乐，根本不会想读一本由其他领域专家所写，参考、引用超过一千本书和科学报告，而且厚达八百多页的书。这部大部头书出版后，我们航行到波利尼西亚才打破的教条，又被新的标签取代了，而且更难撇清“‘康提基号’的船长认为，来自秘鲁的高山印第安人到波利尼西亚定居生养。他否认任何来自亚洲的影响”。
我忍受这项错误的指控好几年，无论我如何强调来自亚洲北方路线的重要性。我不能否认我曾经从秘鲁乘木筏航行，但那主要是要说明科学家一致认为不可能的路线其实是可能的。在我的大部头书里，引用了一位英国船长沃斯的话（伦敦，一九二六年），他表示驾独木舟从英属哥伦比亚到波利尼西亚的可能性：沃斯船长曾经驾着西北沿海印第安独木舟“堤利库姆号”，随着东北信风，从温哥华岛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直航行到汤加雷瓦岛，再到新西兰，其后他的独木舟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的雷鸟公园展出。显然，不仅科学家不了解，连沃斯自己也不了解他这趟航行的科学价值。
第一位对我们驾驶“康提基号”安全登陆波利尼西亚发表评论的科学家，是当时在秘鲁工作的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雪德尔博士。很多年后，当我们一起在秘鲁沿海地区挖掘原始航海生活的遗迹时，他告诉我有一位记者问他“我们的木筏之旅到底证明了什么”，他回答，“没证明什么，除了证明这些挪威人是好水手”。
媒体上出现的第一个强烈反对意见，是来自波利尼西亚人类学泰斗彼得·巴克爵士，他纯粹就是嘲笑，他说，没有女人秘鲁渔夫要怎么在波利尼西亚传宗接代呢。彼得·巴克爵士写过一本有关波利尼西亚的畅销书，名为《日出的维京人》（Vikings of the Sunrise，纽约，一九三八年），在这本书中，他对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含糊其辞。此外，他还出版了《波利尼西亚人类学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Polynesian Anthropology），在太平洋岛屿研究中，一开始就将美洲排除在外，仿佛没有任何美洲人拥有船只和航行能力，可以横渡海洋到波利尼西亚。“康提基号”登陆土木土群岛后，一位《奥克兰星报》（Auckland Star）的记者立即带着“现代维京人追随来自秘鲁的印加太阳神的航迹，已经航行到波利尼西亚”这则新闻来访问他。他的回应被登上了头条：秘鲁的渔夫不曾带女人上木筏，他们如何在波利尼西亚传宗接代呢？
没有人比彼得·巴克爵士更了解毛利人以及他们的知识与文化，在波利尼西亚三角这个领域里，他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权威。然而，像他这样的专家，居然会将南美洲排除在他的研究领域之外，并且不熟悉秘鲁的基本历史。前面已经提过，欧洲人看见第一批秘鲁人时，征服者(12)写了一封信向西班牙国王报告事情经过，信中记载这一批秘鲁人包括了二十对印加男女，他们从秘鲁出发，打算前往巴拿马，所搭乘的巨大轻木木筏里装了三十吨的货物。皮泽洛的水手把男人扔进海里，留下女人，并加以训练，成为最后攻占秘鲁时的翻译员。
巴克并非唯一对南美洲伟大原始文明缺乏注意的人，其他波利尼西亚学家也跟他差不多，美洲学家向他们保证，在哥伦布来到美洲之前，没有任何人能够抵达或离开美洲，因为他们没有适合在大海上航行的船只。第一位白纸黑字声称轻木木筏如果不在短时间内拖上岸就会沉没的权威人士，就是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洛斯罗普，他在一篇《远离南美洲西岸的原始航行》（Aboriginal Navigation off the West Coast of South America）的报告上提出这样的论点。然而，他另一篇刊在《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期刊》（Journal of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的了不起的报告（伦敦，一九三二年），汇集了我们建造“康提基号”木筏所需要的所有资料。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引用了十九世纪英国旅行者道听途说之语。这位旅行者只是远远地瞄见了轻木木筏上粗糙的船帆，就听信别人之言，表示这种船只在水中两个星期就会下沉。洛斯罗普博士的同僚引用他的话，其他人也使用他的资料，认为印加木筏存在某种缺陷。因此，当这项对南美洲原始人船只轻视的资料传到波利尼西亚研究领域和彼得·巴克爵士手上时，这项独断的见解就更加巩固了。这套理论甚至迫使他的得意门生兼继承人，也是有名的檀香山（Honolulu）主教博物馆馆长改变想法。一九三三年，艾摩里报告道，他在土木土群岛考古远征期间，碰巧有一些来自南美洲的油墨滚筒漂流到岸上，这让他怀疑复活节岛、社会群岛、马贵斯群岛，以及夏威夷群岛上的巨型石墙有印加渊源。他提出问题：
“难道是早期印加族的一艘远洋航线用木筏，被卷入这一波洋流，而将生还者带到向西两千英里远的复活节岛吗？”
然而，后来在一九四二年，也就是“康提基号”启航前五年，他却在出版物中扬弃了这个观点，他说他的美国同僚迪克森当时指出：轻木木筏会迅速浸满水，然后下沉。
大多数人赞誉我们的航行，相当于我们在学术竞技场上大胜科学家权威。在这些愤愤不平的美洲学家和波利尼西亚学家中，却意外地有一位站出来帮我们说话。有一次拜访哈佛大学时，我受邀来到洛斯罗普教授家中——最早提出木筏在两星期内会沉没理论的学者。他面带和蔼的笑容，用手指指他的钢琴，上面摆了一个他自己做的“康提基号”模型。在其他人正宣传他这套有关轻木木筏僵化的理论，拒绝接受印加族像我们一样从秘鲁来到波利尼西亚的事实时，他自己却承认南美洲和波利尼西亚之间那座人为竖立的墙已经倒了。于是，他成了接受秘鲁对波利尼西亚的影响是有科学根据的第一位专业人类学家。
同时，反对声浪扩大了战线。那年在纽约举行了一场国际美洲学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mericanists），会议还附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一个名为“横越太平洋”的展览。其中的展览品包括来自南美洲和波利尼西亚的特殊鱼钩，两种鱼钩太相似，可能是其中一种起源于另一种。主办这场展览的奥地利和美国人类学家提出一个结论，既然南美洲的古代渔夫没有适合航海的船只，那么他们一定是从波利尼西亚航行者的手上获得鱼钩的；有评论反驳说，这些南美洲鱼钩的历史必须追溯到约公元前三千年陶器时代之前，远在任何波利尼西亚航行者之前。所以，正如我们的航行所证明的，如果这两个地方的人真有联系，必然跟上述理论的方向恰恰相反。
丹麦在人类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凯·毕尔凯特-史密斯教授，在大会结束回到家乡后，被一位哥本哈根的记者问及，当我们的木筏以相反的方向横渡太平洋时，大会作何反应。他的回答短得可以直接拿去当新闻标题：
“康提基远征队应该沉默至死。”
他在芬兰的同僚拉菲尔·卡尔斯顿教授立刻打破了沉默。一份赫尔辛基的重量级报纸刊登了一则整版头条，标题上写着：“康提基远征队，一场骗局”。他指责我们的木筏并非普通的原始木筏，即使海浪把它掀翻，也能继续航行。“只有奇迹才能将他们活着带到波利尼西亚。”这是他在我们出发前就说的话，因为现在已经很少有奇迹了，所以我们的航行一定是个骗局。
这番言论激怒了木筏上的六个人，于是我们援笔为剑以自卫。同时，这位乍然成名的科学家在芬兰的这项指控，也被挪威和丹麦的报纸引用。在一份丹麦报纸上，我被配上一张长相可怕、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长胡须恶汉的照片。结果“康提基号”远征队偏偏不想沉默，我们远征队的影片还在影院上映，并得到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芬兰主要的学术学会邀请我与卡尔斯顿教授对质，令人失望的是，当我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时，他却拒绝和我见面，反而邀请我私底下去他的住处喝茶。当学术会的会长将我留在卡尔斯顿教授的门口时，我没有在里面看见任何科学界的歌利亚，我看见的是一个坐在摇椅上的虚弱老人，他向我保证，那些报纸上的恶言恶语是报社编辑加上去的。
在新闻界，攻击和辩护以任何外行人都懂得的语言继续进行着，越来越多波利尼西亚研究领域的知名权威人士出现在新闻标题上。一般读者根本不在乎波利尼西亚人从哪里来，也不太知道波利尼西亚在哪里，都争相参加我们六个人当中任何一个人所举办的影片或幻灯片放映会，而且只要我们任何一个人愿意讲，大西洋两岸的演讲厅都是场场爆满。
就在“康提基号”成员散布在全世界时，我们每个人也开始追求不同的生涯。赫门决定回到秘鲁再看一眼我们看过的、洪堡洋流中数量丰富的各种鱼类，他原本是一名专业冷冻机器工程师，后来成为发展秘鲁渔业的先锋之一，并且担任位于罗马的联合国渔业组织会会长多年。他最后在安第斯高原的的喀喀湖湖畔意外逝世，当时他带领一队同僚回到秘鲁，想追寻太阳神康提基的逃亡路线，从湖边的家前往他在太平洋海边出发的地点。
班特也回到了秘鲁，但他是回秘鲁追求他在法国大使馆邂逅的秘书，并娶她为妻，定居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带着刚获得的美国社会人类学的博士学位，他成为塔希提岛民族博物馆的馆长。有了法国妻子，他获准在这座我们的木筏首次被拖离大海的岛屿上购买土地。他们夫妻俩后来在阻止法国在太平洋进行核试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的博物馆馆长任期也因此结束。不过，班特和妻子住在沙滩上的一座美丽的平房里，过着他们梦想中的生活：两人的书从地板堆到天花板，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波利尼西亚主题私人藏书库，其中就有随班特漂洋过海而来的那一箱书，他们就这样读读写写，面前是一望无际、阳光普照的海洋。
艾瑞克终其一生都带着铅笔和吉他流浪，仿佛想延续在木筏上的快乐时光。他出版过一本连环漫画（里头也画了我们旅程的点点滴滴），书本后面有一张他用卡通技巧描绘的跟自己孩子道别的图画。旅程结束后，他先回到挪威家里去接妻子和孩子，然后他们升起船帆，搭着一艘原为残骸、后来经他改装的双桅帆船，向大海前进。从进入德国与法国的运河开始，在地中海里一个码头接着一个码头航行。他与这艘流动的家一起四处云游了好多年：永远不赶时间，总是有时间思考，随时享受美、艺术、音乐和哲学。就像水手辛巴达(13)一样，做一个说故事的人，需要钱时就演讲，并且到处都有艺术家朋友。他是西班牙艺术家毕加索的座上客，毕加索把他当作值得交往的同行。他很少走下他的行动地板，一直到最后他上岸回到家乡拉尔维克颐养天年。
托尔斯坦则前往内陆。他远离大海，在阿尔卑斯山脉附近演讲，支付他在瑞士的技术研习费用。几年下来，他必然已经创下海洋演讲的世界纪录，因为瑞士人永远不会厌倦聆听他在海洋上的历险故事。在最后一次演讲结束时，他已经对拥挤的演讲厅和人满为患的观众席感到十分厌烦，所以他接受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政府职位，就是到除了他之外没有人烟的北极圈上方的挪威熊岛，担任孤寂的无线电通信员。生于北极光下并受训为突击队军人的他，热爱冒险，永远不躲避艰苦。他的最后一次探险，是在一个前往北极的挪威远征队里担任无线电通信员。后来，他的生命终结在格陵兰，因纽特人发现他被冻死在雪穴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和诺特成为民族英雄后的五十周年纪念日那天，人们在挪威北部他的家乡，为他的纪念碑举行了揭幕典礼。
诺特由于太眷恋“康提基号”，在它从塔希提岛以甲板上货物的身份运回挪威时，不忍见它最终将成为奥斯陆峡湾里的浮木，于是他将“康提基号”拉上岸，放置在临时搭盖的屋顶下遮雪避雨。在此之前，它已经在水上漂浮一年了，上面布满海草，像海神一样长了大胡子。太多人前来参观木筏，诺特便开始收取一点费用，不久就有足够的资金建一间大厅，后来又扩建成现在的“康提基号”博物馆。有了诺特当馆长，再加上一个专业科学家委员会，博物馆不断扩充，也在文化历史上付出了很多心血。诺特拥有处理实际问题的天分，以及一般人少有的、对每个决策都执行良好的杰出能力，将这个博物馆经营得很好，成为挪威最多人参观的博物馆。此外，他还建了展厅放置复活节岛的展览品，以及当代第一艘横渡海洋的纸草船。
作为这件事的策划人，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出版书与发行影片来偿还我的债务，然后回到我那份没有人愿意读的庞大的理论手稿中。然而，我陷入一场战争中，面对如洪水般涌至的评论家，不得不逆流而上——他们因我声称波利尼西亚人是来自秘鲁的印加人而指控我罔顾亚洲——于是，我对手稿的计划不免有很多延迟。不管是在大西洋两岸或铁幕的哪一边，也不论是每天的新闻媒体或科学杂志，评论家都没有看见我试图将美洲加进太平洋的世界里，反而一味地指控我意图将亚洲从地图上消除。一队又一队的远征队伍持续不断地组织起来，证明驾驶原始人的舢板直接从亚洲到波利尼西亚是可能的，但每一次的尝试都在日本洋流的区域栽了跟斗，最后只好放弃船只，任由空船继续漂到西北美洲沿海。有十二艘木筏追随“康提基号”的航迹，从秘鲁和厄瓜多尔出发全都抵达了波利西尼亚，有的继续往西到达美拉尼西亚，有四艘一路直到澳大利亚。对“康提基号”的赞成与反对理论吸引了许多人阅读，但也因为太通俗，在科学界没有造成任何冲击，除了我自己的母校奥斯陆大学的生物系之外，没有任何科学团体想听听我们远征的目的是什么。
接着，在瑞典发生了一个突然的转变。瑞典的报纸有些时候会留给我很大的答辩余地，现在争论事项已经到达社论的程度，让我分别与波利尼西亚和前印加时期秘鲁领域的顶尖权威人士辩论。就这样，学术界的沉默被打破了，并使瑞典有名的探险家，同时也是戈壁沙漠和喜马拉雅山的征服者斯文·赫定(14)，说服瑞典皇家人类学和地理学学会邀请我去辩论。他说，如此一来我的对手才有机会让我闭嘴。
我接受了。这是我第一次进入一个座无虚席的礼堂，有神情专注的科学家在场，还有赫定坐在前排微笑。我带着第一枚科学徽章回挪威，并且结交了两位终生挚友：一位是年轻的地理学家曼诺菲尔特博士，他是邀请我来的学会会长；另一位是古植物学系的教授塞林博士，同时也是研究波利尼西亚史前植物分布的世界级权威，对于我对海洋迁移路线的说明，他立即给予了支持。拥有超凡知识和大量太平洋文献的塞林博士，刚从波利尼西亚回来，在我发表演说后，他表示愿意和我共同研究太平洋两岸的迁移路线，以完成我的最后一册书。这位瑞典最年轻的大学教授，在被升任为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古植物所所长时，与年长的教授发生了冲突。年长的同事控告他，说他疯了，他没有服从的精神。最后他赢得诉讼，但内心的厌恶使他毅然辞去了职位。
瑞典最杰出的科学学会颁赠的这枚徽章，立刻在挪威引起回响，仿佛这枚徽章是特别为“有科学目标的‘康提基号’远征”而颁发的。没多久，就有人找我去挪威地理学会演讲，不久我又受邀到挪威皇家科学学院发表演说，并事先受到民族学家的警告，说语言学家准备提出决定性的证据来推翻我的理论。然而在演讲后，语言学家根本不发一言，直到有人起哄要他们评论，于是他们一个一个站起来，承认他们了解我对亚洲根源的传播路线也有解释后，对我的理论便没有异议了。来自语言学家的敌对已然消失，又有来自民族学家的推荐，我的拜访最后却让我成为科学学院的终身会员。接着又有苏格兰皇家地理学会跟进，我做了演讲，也获颁金质徽章，然后是巴黎地理学会。此时，我获费城地理学会的邀请回到美国，向美国的人类学家开始我的第一场演讲，并接受他们的金质徽章。然而，科学界初露曙光的鼓励，反而大大刺激了为求生存而继续下去的抗战，这场与权威势力在新闻媒体上的逆水战争似乎变得更加猛烈。科学徽章不但没有造成新闻轰动，反而刺激那些没有获得任何徽章的人努力进攻。科学徽章让反对者在媒体上爆发出激动的情绪，而支持者却倾向于使用私人信件。排山倒海而来的信件让我开始讨厌看到邮差，就像他一定也很恨我，因为我们为彼此制造了许多工作。然而，在指控与赞赏的交错中，我偶尔会得到暗示，于是也开始了一个接一个新的远征计划，如同把一粒粒珍珠接串起来。
第一个刺激我的反对理论将我再度带回南太平洋，这次是在科隆群岛。这个群岛坐落在离南美洲沿海五百五十海里的地方，在我们前往波利尼西亚的五千海里的航程中，一开始就航经那里了，也因此，我们证明了科学家声称科隆群岛附近的海水会导致印加轻木吸水的理论纯属无稽之谈。现在，相反论点倒转过来指向我们，他们说轻木木筏是适合海上航行的，但在第一批欧洲人到来前，科隆群岛上根本没有人居住，所以证明了原始秘鲁人是旱鸭子，害怕使用木筏深入大海，连科隆群岛都没发现，又怎么可能发现波利尼西亚呢？
这是个合情合理的问题。西班牙人在一五三五年来到科隆群岛时，发现岛上没有人。后来，他们自己也无法在这座干燥的岛屿上定居，因为缺乏持续供应的淡水水源，而且所有南美洲沿海外的正常交通，都因他们对整个大陆沿海的征服而一片混乱。现代因为有大水槽，除了考古学家之外的其他科学家都到过那里，没有人有理由怀疑史前时代有人占据过那里，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就曾到那里研究物种的演进，当地有一种野生的棉花还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呢！最后却发现，那只是墨西哥和秘鲁原始文明栽培出来的杂交物种。难道在欧洲人来到前，就有人到过那里，并利用了当地的干燥环境？
正是这个疑问促使我迅速采取了行动。法国复活节岛研究专家阿弗瑞德·梅陀克斯博士从美国回来，他带来一个消息，说美国的植物学家在科隆群岛上发现了复活节岛形式的巨型石雕头颅。他说他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亲眼看过那张在科学家群中传阅的照片。
我火速追到波士顿的哈佛大学，找到那位拥有照片的植物学家。随后，带着一张铅笔画成的藏宝图，我们来到了弗洛里斯海(15)。这次我带了两位专业考古学家，有了上一次的木筏基金，我要开始我的第一次考古探险，成为第一位把考古学家带到科隆群岛的人。在一九五〇年年初，没有飞机也没有其他直接到科隆群岛的方法，就在我们还没有找到一艘货轮愿意按照我们的地图，载我们到弗洛里斯海的岛屿上寻找石雕头颅之前，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在《美国考古学家杂志》（American Archaeologist）上刊登石雕头颅的照片了。
当我在树叶间意外撞见这座石雕时，我爆发出又好气又好笑的交错情绪：那是个自然的石头形状，只是稍微修饰一下，让它看起来成为可笑的人像，它似乎也正在嘲笑着我们。这座无人居住的岛屿上，只有一个现代的德国“鲁滨孙”，他在海边盖了一间小屋，并动手修饰了这块来自内地的石块，好让他的两个孩子玩耍。
我的第一项考古任务原本很可能就这样悲剧性地开始又结束了，虽说我们至少揭露了那张被认为是考古史料而刊登的照片的真相。但是这出科学剧的第二幕是场喜剧，马上在这对德国夫妇的鸡笼里接着上演了。我们与维特摩一家在他们的小屋里，面对着夕阳坐着吃蛋饼，我碰巧问到他们是否曾在岩群里发现过火石或陶器的碎片。维特摩太太想了一会儿，然后起身带我们去看她的母鸡在围墙内光秃秃的土地上，肆无忌惮地挖着地层。他们先我们一步发现了科隆群岛的第一件古物——四处散置、从土地里冒出来的这些重要的陶器碎片，手指捏塑的样子正是美洲原始人的作品，他们是没有塑陶转盘的。史科欧斯·瓦尔德用他考古学家的鹰眼发现了一块黏土，用稻草清理一下，就放到嘴唇间吹出尖锐刺耳的声音。他已经发现了一个古典的印加陶制哨子。
维特摩家母鸡的小发现，让我们燃起新的希望。借着一艘由两位德国人和一位最近刚在圣克鲁兹(16)附近岛上落脚的挪威人所操纵的、设有养鱼槽的渔船，我们在这座岛上两处更原始的营地发现了丰富的遗迹，同时在圣地亚哥岛上也发现了两处营地。我们的技巧就是坐着小船，循着未开垦过的黑色熔岩峭壁，直到我们发现可通往轻木木筏可以停靠的海滩的小路，不过这样的小路很少。巨大的仙人掌已经征服了那里的每一层土地，我们在崎岖的熔岩突出处之间寻找着平整的土地，以前的人类来捕鱼或猎捕巨龟和鬣蜥蜴时，可能都在此地扎营。所以我们发现将近两千片陶瓷碎片，包括象征着欧洲人来到前一百三十艘不同船只的物品，以及黑曜石和火石类的东西、印加族用的口哨，我们也在野生的达尔文棉花田里发现了典型的南美洲石灰石制纺纱轮。
这些干燥的岛屿上，在古代可能没有人在这里居住，但早在哥伦布造访之前，肯定有人经常在这里出没。然而，在高地印加人占据太平洋沿海后，造访这里的次数就减少了。从大量瓷器碎片中可看出，以前印加人的器皿还有来自蒂亚瓦纳科沿海的彩色瓷器呢！但是，有一些则是上面有青蛙嵌花的黑色器皿，这是在被印加人击败之前、占据秘鲁沿海的戚姆（Chimu）文化典型的图案。
我们带着考古学宝藏回到美国时，第一个露脸的，是急着知道石雕头颅相关消息的梅陀克斯。我们的发现一被媒体披露，立刻就有一位自诩为权威的人宣称，我们所发现的无疑只是欧洲海盗携带在身上的水罐碎片，他们利用科隆群岛作为藏匿处，好袭击运载黄金的西班牙船只。这些多年来一再被反对者引用的谣言，来自一位研究生，其实，华盛顿美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门一批研究厄瓜多尔海岸和北秘鲁的史前陶器首屈一指的专家，已经对这些加拉巴哥的材料做过鉴定，但是这位学生并不知情。
梅陀克斯也间接负责了我下一次的考古探险。身为民族学家的他，和比利时考古学家亨利·拉瓦谢里（Dr. Henri Lavachery）博士，是唯一指导复活节岛上人类学实地考察的两个专业科学家。一九三四年，法国和比利时合作的远征期间，他们主持了一项有关雕像和巨大石台完整的表面勘察，并透过复活节岛上一位聪明的军人访问了当地人，还根据访谈记录列下了所有的文化特色。这位军人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帮助细心的英国调查员凯瑟琳·露特里吉（Katherine Routledge）进行复活节岛探险。他们没有任何人指导过考古的挖掘工作，虽然露特里吉曾经沿着一座巨型雕像的前方挖掘，可是那座雕像脖子以下碰巧断了，使得她以为雕像只是一个巨大的头，下面用一根桩支撑住而已。梅陀克斯自己并没有挖掘，却被露特里吉对一件有缺陷雕像的描述（一九一九年）误导，于是在他的《复活节岛的民族学》（Ethnology of Easter Island，一九四〇年）一书中，将复活节岛上的雕像都仅仅是插在桩上的头颅这则信息传播出去。这项主张被巴克接受，并将其当作事实在他介绍波利尼西亚的教科书中广为宣传。
拉瓦谢里对于他们在法国和比利时合作的远征里，没能在复活节岛的土地上挖掘，有一个很有趣的借口。作为远征民族学家的梅陀克斯已经肯定地对他说过，这座荒芜岛屿上的腐殖质没有足够的时间掩盖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根据巴克的说法，复活节岛上的岛民是来自亚洲的波利尼西亚人，那么诚如这一小块陆地独自坐落在离亚洲四千英里远的地方，这座岛屿应该是最后一座被他们发现的岛屿，也许第一批欧洲人经由南美洲来到这里之前，在这里定居的人才传了几代。
我一直很想推翻这套理论。这座离亚洲最远但离南美洲最近的岛屿，最有可能早就有人居住了。受到我们在科隆群岛发现的人类交通遗迹的鼓励，我决定也要带考古学家到复活节岛——这个坐落在汪洋大海中、离美洲最近的、适宜居住的岛屿。
因木筏航行而出版的书和发行的影片所盈余的基金，使得我能够组织有史以来探访波利尼西亚的最大考古计划，并进行复活节岛上地层挖掘的第一次尝试。史科欧斯·瓦尔德又一次以挪威考古学家的身份加入我的行列，此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考古学教授及两位从智利来的研究生。一九五四年的复活节岛既没有机场也没有码头，只有每年圣诞节来访四天的智利军舰。我们租用了一艘改装的格陵兰拖捞船，在复活节岛东边的安纳肯那海湾（Anakena Bay）停泊了一年的时间，二十三位远征成员在海滩后面的岸上扎营。根据最古老的传说，霍图·马图亚王在追逐落日的两个月航程后，就是在这里登陆的。
我们的第一个发现是，这一趟挖掘工作是值得的。我们必须挖到六码以下，才能到达最大雕像的平坦基台，因为最大的雕像有十二码高，包括完整的身躯，以及弯曲在腹部的手臂。接着，我们发现在这寂寞的复活节岛上，居然有两段不同的文化。根据碳十四测年(17)的估算，最古老的可追溯到约公元三八〇年，或者比之前预期的还要早上一千年，较晚的年代则是公元八〇〇年，这倒在意料之内，但也将我们带到前波利尼西亚的时期。复活节岛上的巨型石台，与其说是波利尼西亚的最后一个哨台，不如说至今仍是波利尼西亚最古老的庙宇建筑。经由挖掘，一些石雕像陆续出土，这些石雕无论是在复活节岛或波利尼西亚任何区域，都尚未为人所知。它们属于最早的时期，其中有些是在地面下发现的，有些则是被故意打破的。这些作品所采用的石材，在波利尼西亚时期是用来兴建庙宇平台的。根据考古学家鉴定，这些最早期的石雕是安第斯山脉蒂亚瓦纳科的前印加时期的典型，甚至连高度特殊化和紧密契合的典型安第斯石墙也属于最早期。梅陀克斯也承认，这些石墙并非波利尼西亚的典型石墙，反而与古秘鲁的石墙极为相似。但是，他认为这只是巧合，因为复活节岛上缺乏木头却石产丰富的条件，会逐渐刺激波利尼西亚居民发展出足以媲美秘鲁的石造建筑。当我们的挖掘工作证明梅陀克斯所称“印加典型”的石造建筑是属于早期而非晚期时，梅陀克斯的前述理论就不攻自破了。在随后的科考工作中，我们甚至发现前印加典型的石墙完全埋藏在安纳肯那海湾的霍图·马图亚王雕像平台的旁边和下面，所以可判定这些石墙是由完全掌握秘鲁技术的早期移民建造的。在蒂亚瓦纳科挖掘出巨型阿卡帕那（Akapana）金字塔石墙的玻利维亚(18)考古学家，更进一步地发现这件精致的石器作品并非起源于印加，而是属于蒂亚瓦纳科时期，更是出自复活节岛上最古老雕像原型的肖像雕刻家之手。
复活节岛科考队的考古学家与我一起以发言人的身份，出席一九六一年在檀香山举行的第十届太平洋科学大会（the Tenth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有三千名来自各个科学领域的太平洋学者参加，这项科考的成果除了分别在考古学、人类学和植物学等领域呈现和讨论之外，还提供了一场专门针对科隆群岛的特别座谈会。在科学界各领域专业精英分子的争战中，这个事件成了明显的转折点。考古学领域提出的一个决议案，获得大会的一致赞同，并在会议记录上宣布——东南亚和南美洲都是太平洋人文主要的源头——这句话是我在二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一年完成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研究后，在出版物中做出的推断。
这项太平洋移民理论双源说之所以慢了二十年才被接受，是因为科学家们全被大众牵着鼻子走，而大众却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木筏之旅上。然而，如果没有木筏之旅，科学家们会带着他们的教条平静地过日子，而大众也不会理会这一学说。从此，科学界知名人士、公认的太平洋权威学者和美洲学家的敌对和攻击停止了，只剩下那些科学界的新人，在科学的穹苍上短暂地留下名字后，如流星般消逝。我最有身价的对手梅陀克斯，在我们复活节岛远征之后，就没有再做出反对和防卫性的言论，而他远征的同伴拉瓦谢里则成为我一生的朋友，并且是我《复活节岛的艺术》（Art of Easter Island，纽约，一九七五年）一书的合作伙伴。如果外面真有流星，我也看不到听不到，因为接下来的几年有无数科学大会和大学邀请我去做演讲。铁幕两侧的知名科学家亦都与我结束了冷战，一方面，纽约科学院邀请我成为会员；另一方面，通过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迪许（Keldysh）的安排——他正是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往太空的研究院院士——我与苏联首屈一指的人类学家面谈，之后，他们颁发给我荣誉博士的学位。
然而，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最大的，并不是科学世界里态度的转变，而是我自己与世界海洋的关系。我回到大海，继续与更多科学教条奋战。我们的考古学家在复活节岛的不同区域挖掘出土了许多原始人类雕像和绘画着镰刀形大船的石头，复活节岛岛民确认，这些镰刀形大船与他们的独木舟是不同的。最大的雕像是由史科欧斯·瓦尔德和史密斯发现的，像刺青一样雕刻在埋藏起来的巨型雕像胸前。此外，费尔顿也在奥朗戈村的仪式用石屋里，发现了这种图形的彩色庙宇壁画。就可考证的年代而言，最古老的是穆洛伊在维纳蒲印加早期石墙的地基下发现的。岛上的长老告诉我们这些不是独木舟，而是由一捆一捆的芦苇所做成的大船，每一艘可以容纳两百人，就是霍图·马图亚王打败仗后，与他的子民从沙漠逃向东边时所驾的巨型船只。
为了让我完全了解他们的意思，四个兄弟造了一艘小小的芦苇船，看起来就像那些在秘鲁和玻利维亚仍在使用的船，这艘船载着他们四个人在开阔的海洋上荡漾。甚至，连他们使用的这种淡水芦苇也是南美洲一种称为“沱沱拉”（totora）的特产，却从史前时代就在复活节岛的火山口湖边生长，并且从前印加时代起，人们就在秘鲁沿海地区一整片引水灌溉的田里栽种来供造船之用。
我突然了解：这些沿着秘鲁海岸而居的沙漠部族除了轻木木筏外，还有其他替代品。他们的芦苇束船一样适合在海上航行，而他们又可以在沿海地区栽种芦苇来造船。不像轻木只能取自厄瓜多尔和北印加帝国外的沿海丛林。用有浮力的原木和有浮力的芦苇束造船，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因材料本身具有浮力，且没有脆弱的船壳作累赘。当它们在波浪上行走时，没有任何海浪能把它们弄沉，船底的裂缝也能使海水有进有出，却不会积存。
为什么所有已知的最早期文明，都是由造芦苇船开始他们的航海历史呢？难道这是巧合吗？为什么文明在两百万年未知的人类历史之后，才在五千年前从各地冒出来？难道是因为五千年前人类才开始建造大芦苇船，一边探索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河谷等地的最古老艺术，一边描绘他们的王神？一位美国考古学家指出，欧洲人到来之前的秘鲁芦苇船与古代埃及的芦苇船很相似，他认为这是民族独立发展的证据。但是，所有古文明早期描绘出来的芦苇船的基本样貌都一样，并且都与同时代的其他民族不同。难道芦苇船不是应该用来论证文明的传播而非文明的隔离吗？
开罗纸草学会的会长主张，纸莎草芦苇在水里两星期后就会下沉，他确信古埃及人从不曾在尼罗河口外使用它。另外，根据一本有关早期美索不达米亚航行的书，当地的“勃狄”（berdi）芦苇在水面上最久也只能浮两个星期。依照作者的说法，曾居住在幼发拉底河的苏美人不可能离开他们的“双胞河”(19)而前往波斯湾探险，除非他们能够进口木头并学习建造木船。
同样的说法以前在讨论轻木木筏时也都出现过。可不可能又是现代人低估了他们所不熟悉的非欧洲的船只形式呢？如果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秘鲁的船在两星期后就沉了，那么在这些地方建造巨大金字塔的早期大师，难道之后的几百年、几千年就会放弃继续造船吗？
为了得到真正的答案，我从中非的乍得湖（Lake Chad）(20)带着布都马（Buduma）的芦苇船造船匠到埃及，用纸草束造出芦苇船“拉号”（Ra，埃及的太阳神），并在一九六九年从北非摩洛哥的前腓尼基港口萨腓（Safi）出发，由七名不同民族的人乘坐芦苇船在水上漂浮超过两个月。当纸草束散开时，纸草芦苇仍在水上漂浮，大约有一半的芦苇散落在我们船后，随着船尾的水痕漂浮。在古埃及人的设计中，有一条从桅杆连到船尾的绞索，对在大海上航行的灵活性很重要，但这一点被我们的非洲造船匠忽略了，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内海的平静水面。在预计到达美洲的两星期前，我们就放弃了剩下的芦苇束，并且学到第一个教训——如果只是为了在河流上航行，古老图画上较大的埃及纸草船的新月形船尾和船后的绞索完全是多余的，所以，这些船是设计来航海的。
第二年，我从南美洲的的喀喀湖湖畔的艾马拉（Aymara），带走一批芦苇船造船匠，请他们造一艘纸草船“拉二号”（RaⅡ）。由于他们已经习惯山湖里暴风雨的波浪，因此为我们建造了一艘很坚固的芦苇船，足以容纳八个人。我们花了五十七天的时间，从非洲的萨腓港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的巴巴多斯（Barbados）(21)。整艘船没有掉落任何一根芦苇，但是在第二段的航程中招架不住海浪的威力，我们全都躺平了。
于是我们又进行了第三次航行，我们的芦苇船横渡大洋之旅至此才算臻于圆满。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勃狄”芦苇所造的“玛葛尔船”（Magur）是否可以像“沱沱拉”芦苇船和秘鲁的轻木木筏，以及埃及人早期的纸草船一样在大海中航行，还有待发现。我从住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间的芦苇沼泽区里的伊拉克沼泽阿拉伯人那边了解到，我们在不当的季节里收割芦苇建造了“拉号”：芦苇应该在八月的时候收割，才能保留完美的浮力，我们却是在十二月收割。在最古老的闪族和巴比伦(22)（Babylon）人的泥制写字板上，经常描绘着大玛葛尔船，通常装载着三十吨的货物往返于遥远的岛屿之间。
一九七七年，带着在巴格达（Baghdad）(23)及开罗两地图书馆和博物馆研究的扎实成果，以及航行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大洋的经验，我准备挑战印度洋洋流，这里的信风和洋流并非从东到西一成不变。我请来的的喀喀湖的同一批造船匠，利用伊拉克的勃狄芦苇造一艘玛葛尔船。同一位船长——来自美国的诺门·贝克，同一位医生——来自苏联的尤利·塞克维奇，同一位登山家——来自意大利的卡罗·毛瑞，他们都与我一起经历过两次纸草船“拉号”的航行，而现在这些人组成我十一位组员的核心，准备测试芦苇束船“底格里斯号”——因为是从这条河出发的，故以此命名。利用“勃狄”芦苇所造的这条船，上面有两座船舱，船身全长十八码，是我们所测试过的船中最长的一条，比横渡大西洋的“拉二号”还要长六码。我们从伊拉克沿着河流往下航行，穿过波斯湾，进入印度洋，从阿拉伯半岛(24)的阿曼(25)航至巴基斯坦(26)的印度河谷。然后横渡印度洋，从亚洲到非洲，结束了我们五个月的旅程，直到最后我们的芦苇船都还好好地漂浮在水面上。我们在红海入口的吉布提(27)将船烧毁，抗议发达国家将军火武器运送到发展中国家，继而可能导致当地爆发战争。
然后，我发现自己在这个星球上的位置，与波利尼西亚那个我开始进行研究的地方遥遥相对。以前我一直是个很害怕深水的旱鸭子，因此直到二十一岁那年在塔希提岛摔进河里之前，一直不会游泳。现在我却发现自己在海洋的大浪中觉得非常轻松自在，就像在家里一样。虽然我未曾驾驶过装备了龙骨和方向舵的现代船只，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已经驾驶过欧洲人大航海前的多种原始船只，还横渡过全世界主要的三大海洋。所以，欧洲人到来前的人类凭什么做不到呢？
我必须开始重新思考。我与梅陀克斯、巴克和其他在波利尼西亚领域的对手，一起取笑佛南德（Fornander）和其他十九世纪夏威夷和新西兰领域的神话学者的理论：他们认为波利尼西亚人根源于遥远的埃及，就因为“拉”是埃及太阳神的名字，而同时也是波利尼西亚所有岛屿上太阳的名字。我们也曾一起嘲笑比利时的希维席（Hevesy）：他主张复活节岛上木头写字板上面未被破译的文字朗哥朗哥，是源自考古学家在地球另一端的印度河谷里发现的、具有类似外形同样尚未被破译的符号。我已经横渡了将印度河谷、美索不达米亚与波利尼西亚隔离开的所有海洋，只不过将我几次航行的顺序和方向完全倒转过来，才能反映文明传播的历程：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谷到非洲，从非洲到美洲，从美洲到波利尼西亚。借助长年不变的信风与洋流，我们追随落日，朝着西方，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然而，与霍图·马图亚王不一样的是，我们从秘鲁出发只是纯粹的漂流航行，洋流将我们送经复活节岛，深入波利尼西亚。所有的一切，都在三十年间实现了，而那些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就已经发展出芦苇船的伟大文明创始者，究竟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呢？
一旦熟悉了最初玛葛尔船在波斯湾内外的航行后，我即使身处复活节岛的浪涛间也颇觉自在。我很难拒绝马尔代夫共和国(28)的邀请，要我对那些远离陆地、位处印度洋中、从北到南横跨赤道、宽幅的带状珊瑚环礁进行考古学上的勘察。我们发现了埋在沙地里奇怪的长耳石雕头颅，没有任何伊斯兰教教徒能容许描绘人类的脸，而早在一一五三年阿拉伯人阿布尔·巴拉卡特（Abu'l Barakat）发现这些岛屿后，就一直是个纯粹的伊斯兰教岛屿。我们欧洲人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e Gama）(29)一四九八年的航行，才是第一个横渡印度洋的航行。我们基本不承认，他其实是从一些阿拉伯人那里学到了关于季风(30)的知识。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罗马历史学家老普利尼（Pliny the Elder）(31)早在公元一世纪描述过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商人——坐着罗马船，从埃及前往“中国的土地”，他们就是从那些“搭乘在尼罗河中惯常使用的芦苇船和装备”到锡兰（Ceylon）(32)，并深入印度的古埃及人中，学到了有关季风季节的知识。
在狭窄的赤道海峡（Equatorial Channel），任何人都得先航经一长串的马尔代夫暗礁，才能穿越印度洋到达锡兰或更远的地方。然而，像对待科隆群岛一样，马尔代夫群岛这一千两百个珊瑚环礁也一直被考古学家视而不见，因为它们离任何大陆都太远了，没有人相信欧洲人地理大发现之前的航海者会在那里定居。
马尔代夫共和国的总统借给我们一艘他们国家的医疗船。我们假设拜日者有特殊的理由要到赤道海峡中任何一座岛屿，所以我们也直接到那里，并且在甘岛（Gam）上发现了面朝太阳的庙丘。小丘上蔓草丛生，看起来就像一座天然的山坡，在一座平坦得如同飞机场、无人居住的环礁丛林里高耸地突出来，如果不是受到暗礁的保护，早就沉没于大海了。矮树丛周围的地上，放着雕刻过的石板，上面浮雕着太阳的象征记号、破碎的狮头，以及一头高浮雕的牛。附近岛屿的土著称之为“哈维塔”（hawitta），并且说这些是由一群在伊斯兰教时代之前居住在这岛上的航海人制造的，这些人白皮肤红头发，被称为“雷鼎”（Redin）。
于是我们开始在三座岛上进行挖掘雷鼎遗迹的工作，并发现了很多“长耳人”的雕刻。最大的是一尊巨大的佛祖头像，于是当地的岛民也开始进行勘察。我们挖掘的结果，证明哈维塔就是佛教的窣堵波（stupa）(33)，是由较早期四面有上斜斜坡的阶梯式金字塔改建成的；我们也发现，较古老的长耳印度神的形象，有猫似的牙齿和外伸的舌头，酷似玛加（Maga）雕像；但是最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些贵族般长相人士的自画像，他们有着姣美容貌，耳垂上有大圆盘，嘴唇上还有往上翘的细长胡子。几年后，我们又看到有着相同外形特征的石雕，却是摆在阿拉伯半岛上南也门的亚丁(34)国立博物馆里。这些特征代表伊斯兰教时代之前当地的国王，其中有一位的手臂上系着一圈有太阳符号的带子，与印度河谷里默罕犹-达洛（Mohenjo-Daro）(35)史前遗迹的君王半身像一模一样。
到底这些在达·伽马之前，在哥伦布和维京人之前，甚至在阿拉伯人、佛教教徒和印度教教徒之前就在大海中航行的“长耳人”是谁？
我开始想要重新建构它们的年代表：在印度的巴罗达（Baroda）(36)的博物馆抽屉里，我看见大量收藏用来拉长耳垂的卷轴，那是从印度河谷默罕犹—达洛的前历史港口洛萨尔（Lothal）的四千年古墓中挖掘出来的。这些来自全世界最古老、最知名人造港的拉耳卷轴，与秘鲁和复活节岛上挖掘到的相类似。马尔代夫独产的宝螺，一种可用来作为货币的“钱贝”，却是在同样早期的洛萨尔港的古墓里，以及阿拉伯半岛上南也门最早期伊斯兰教时代前的墓地处被大量发现。
已知最早实行这套将大卷轴插进耳垂以拉长耳朵的是洛萨尔港的水手，他们在公元前三千年的印度河谷文明里非常活跃，直到大约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才完全绝迹。在这一段古代时期里，他们在大海中航行，使用只有马尔代夫岛外的礁湖才有的“钱贝”做买卖，这正好解释了为什么从传说中的雷鼎时代一直到阿拉伯人征服前，出现在马尔代夫群岛上的艺术作品里的都是长耳水手的形象。那么哪些人是雷鼎人呢？可不可能就是著名的雷丹人（Reidans），也就是居住在红海入口代表也门六大王国之一的早期人类呢？雷丹人是伟大的水手，他们掌控红海与印度洋之间的所有交通。《圣经》里希巴女王（Queen Sheba）的大批财富(37)，全来自行经她南也门山谷的骆驼商队，然而她庞大的王国却在雷丹人发现横渡印度洋到印度的捷径之后一蹶不振了。
当然，我们发现马尔代夫蕴藏丰富的长耳水手的遗迹，他们留下磨亮的珊瑚礁块做成的石墙，保存得跟秘鲁和复活节岛上最好的前印加时期的石墙一样完好。无论他们是谁，早在前欧洲时期，也就是罗马历史上埃及人利用纸草船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同时，他们也在同一座海洋里航行。
在罗马时代之前，有太多族群在印度洋里航行，突然间，不知道从何处，有人将发展完整的文明带到墨西哥湾（Gulf of Mexico），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西班牙人横渡印度洋之前。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也将他们描绘成长耳的样子，并且还描绘成像雷丹人一样白皮肤和红头发。当西班牙人到达墨西哥时，并未发现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有拉长耳垂的习俗，但是在秘鲁的印加皇族血统有这一习俗。他们说这种拉耳的风俗是从他们的皇家祖先离开秘鲁，追随真正的太阳而往西航向太平洋的太阳神康提基那里学来的。所有波利尼西亚的祖先神提基，在马贵斯群岛被称为“提基·普埃卡纽伊”（Tiki Puaikanui），意为带有长耳的提基。但是只有复活节岛上还保留这种风俗，直到十八世纪欧洲人来到，库克船长带去的艺术家才将其描绘下来。
对我而言，这个圆已经圆满了。后来我又回到复活节岛和秘鲁沿海，进行了其他的挖掘工作，证实了我的怀疑。但那是另一本书的内容了。
(1)此词的另一个意思是“巫师”。
(2)歌利亚是传说中的著名巨人之一。《圣经》中记载，歌利亚是腓力士将军，带兵进攻以色列军队，他拥有无穷的力量，所有人看到他都要退避三舍。后来，牧童大卫用石弹弓打中歌利亚的脑袋，并割下他的首级。
(3)日本洋流：是一种快速、温暖的洋流，从中国台湾东边的菲律宾海东北部沿着日本南部沿海而流，也称“黑潮”。
(4)地理大圆环：指通过球中心之平面与其球面相交之线。
(5)孟德尔定律：孟德尔，奥地利生物学家及遗传学家。孟德尔定律是他在一八六六年提出的说明遗传本质的基本定律。
(6)大洋洲：一般指太平洋里的岛群，包括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及波利尼西亚（包括新西兰），有时也包括澳洲及马来群岛。
(7)维多利亚：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首府，位于温哥华岛东南岸的海港。
(8)密克罗尼西亚：赤道以北、菲律宾以东的群岛。
(9)夸富宴：加拿大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的仪式性盛会，为纪念重要事件或洗雪个人耻辱而举行，届时由东道主当着众宾客之面散发他的财物，或将财物销毁。在这种场合领受财富的人其后应举行自己的夸富宴，保证一部分财物继续流动。
(10)撒利史语：北美西北部印第安人用语。
(11)海达族：北美洲印第安族群的一支，居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阿拉斯加。
(12)征服者：指十六世纪征服墨西哥、秘鲁或美洲其他地区的任何西班牙征服者。
(13)辛巴达：《天方夜谭》一书里的水手。
(14)斯文·赫定：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曾到中亚、西南亚、高加索，以及中国的西藏、新疆、内蒙古，收集地质、生物、文物、气象资料。本系列的第一本书《我的探险生涯》记录了他多姿多彩的一生。
(15)弗洛里斯海：太平洋的一部分，介于西里伯岛（Celebes）和印度尼西亚的弗洛里斯岛中间。
(16)圣克鲁兹：圣克鲁兹群岛（Santa Cruz Islands）散布于大洋洲所罗门群岛东南五百五十五公里处，是西南太平洋中的火山岛群。主岛名圣克鲁兹，现为英属，岛上土著为波利尼西亚人。
(17)碳十四测年（radiocarbon-dated）：碳十四又称放射性碳。生物死后，其体中的碳大约每隔五千七百三十年（或五千五百七十年）便减少原有含量的一半，此为碳十四的半衰期。统计其减少的量，可知生物死亡的年代。碳十四测年如今被普遍运用于考古与地质的年代测量上。
(18)玻利维亚（Bolivia）：是位于南美洲中部的内陆国家。
(19)双胞河：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
(20)乍得湖：位于中非西部，是非洲大陆第四大湖。
(21)巴巴多斯：位于中美洲西印度群岛中，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岛国。
(22)巴比伦：古代的国家，位于西亚两河流域，即现在的伊拉克。
(23)巴格达：伊拉克首都，位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冲积成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中部。
(24)阿拉伯半岛：在亚洲西南部，介于波斯湾、红海之间。沙特阿拉伯、南也门、北也门、科威特、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等国位于阿拉伯半岛上。
(25)阿曼：位于半岛的东南岸，北控波斯湾入口的阿曼湾，东濒阿拉伯海。
(26)巴基斯坦：位于南亚印度半岛的西北部，南濒阿拉伯海。除了北部和西北部为高山，西部和西南部为高原，东南部为塔尔沙漠的一部分，其余都是印度河下游平原。
(27)吉布提：吉布提共和国，位于非洲东北部，濒临亚丁湾，与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为邻。首都吉布提。
(28)马尔代夫共和国（Republic of the Malpes）：位于印度南端六百五十公里外的印度洋中，官方语言为锡兰语，信奉伊斯兰教。
(29)达·伽马：一四六九年至一五二四年，葡萄牙航海家，首辟由欧洲绕非洲好望角到印度的航道（一四九七年至一四九九年），使葡萄牙得以在印度洋上建立霸权。
(30)季风（monsoon）：欧、美、亚、非都有季风的现象，但以亚洲南部和东部最为显著。
(31)老普利尼：公元二十三年至七十九年，古代罗马人，著有《博物志》。
(32)锡兰：位于印度半岛东南端，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六日改国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33)窣堵波：“寺塔”的梵语音，佛塔、舍利塔之意，又称浮图或浮屠。
(34)亚丁（Aden）：现在南也门共和国的一部分，位于阿拉伯西南部。
(35)默罕犹-达洛：巴基斯坦的印度河谷里的考古区，位于巴基斯坦卡拉奇港的东北边，包含公元前三千年到前一千五百年的城市遗迹。
(36)巴罗达：瓦多达拉（Vadodara）的古名，古时西印度的一个国家，现在是西印度古吉拉特邦（Gujarat）东南部的一个城市。
(37)希巴女王因仰慕所罗门王的智慧，而携带许多宝物觐见所罗门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