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故乡的人，

属于思乡狗。

头上长出长长的草，

脸上是夜班公交车的眼。

每张嘴吹出陌生的面包。

早熟的苹果身披灰色羽毛，

晚时的布谷鸟露出火红的颊。

以上文字首先要证明的，是陌生的目光。从另外一个国度来到德国，陌生的眼睛来到陌生地，因此产生了陌生的目光。很多人会满意这种说法，除我之外。因为移居并不能成为陌生目光的理由。陌生的目光是从我的出生地，从我了如指掌的地方带来的。怎样在熟悉的事物当中获得陌生的目光，我用日常生活中简单的事例来说明：

我在村里有很多年骑自行车的历史。骑车穿过烟草地和果园，去到河谷或森林边，一个人漫无目的地骑行，是我十分喜爱的活动，这样能看到与步行时不一样的景色。土地在轮下流转，眼睛的高度是不停旋转的一条风景带。我十五岁进城，生活了五年的城市，也能让我感到路的流转和如带的风景。考虑良久，我买了一辆自行车。如果不是审问者突兀的一句话让我犹豫了一阵，我可能早就买了。他在我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冒一句：“交通事故也是有的呀。”买完车的第五天，一辆卡车朝我开来，把我抛到空中。幸好只是肋骨上有点擦伤。两天后我被传唤的时候，审我的人又突然来了一句：“是啊，是啊，的确会有交通事故的。”第二天我把自行车送朋友了，我没告诉她为什么，只说我不想要了。再一天我去发廊。人在镜子前还未坐定，女理发师说：“你骑车来的吗？”我从未和她提起过我有自行车。“需要染发吗？我刚从法国搞来了颜色。”为什么不呢，我想，既然连一辆自行车都不能拥有，至少可以要一头金发吧。她把白色粉末和水搅拌成糊状，抹到我头发上。过了一会儿，头皮烫得像着了火。我对她抱怨，她说只有这样才能染出效果。结果整个头皮都烫伤了。头皮很快结了痂，整整两周我头上像戴了个核桃壳，梳头时像新鲜的面包屑一样往下掉渣。再去受审的时候，结痂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外面根本看不出痕迹。可审问者又突然说：“要一头金发得受点苦，不是吗？”他怎么会知道这事呢？就像理发师怎么会知道自行车的事？

我下一次来到发廊，提到结痂的事，理发师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声“对不起”，就像说“你好”，没有表现出丝毫吃惊的样子。我离开前，她拿出三瓶法国香水。商店里没有香水卖，只能在黑市弄到，但黑市交易是非法的。我依次打开香水瓶，在鼻子上闻闻，没闻到什么香味，倒是闻出了上一次审问时的气味。审我的人指控我走私服装、化妆品和外汇，威胁要把我关进监狱。这些当然都是凭空捏造。理发师是想做生意，还是在引诱我上钩？

我没买香水。回到家后，冰箱上的盒子里有一张朋友留的字条：“我想让你帮我剪头发来着，可惜你不在家。”我被工厂开除前，隔几个星期帮她剪一次头发。第二天，我去找她，问她是怎么进的我家门。她说她把纸条插在楼梯间的门把手上了。话音未落，她突然食指竖在嘴唇上，拿起电话放进了冰箱。她早就怀疑电话里有窃听器。她把电话放进冰箱时，我向她描述我家的冰箱，上面有个小筐，我在筐里找到她的字条。她不信，我重复了好几遍，她不断地问我：“你肯定吗？”“你疯了吧？”“你再仔细想想。”直到我开始奚落她，直到我们喝着咖啡，匙子在杯里搅着，咖啡的蒸汽在她手边弥漫，她说：“你知道吗？他们也在我的咖啡里。”世界在一点一点地与我们的理性背道而驰。她还不知道自行车的事，也不知道染发结痂的事。碰巧我在发廊的时候，她去找我剪头发。尽管诡异而蹊跷，我还是把它归于纯粹的巧合。她的纸条自己跑到我冰箱上的盒子里，和她的电话被放进冰箱是一样的原因。这位朋友是个律师，接受的教育是逻辑推理，现在她不得不为纸条的转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穿堂风，还是门和窗缝间的旋风？她无法自圆其说，又不完全相信我。她很天真。尽管如此，我宁愿相信她，也不愿相信秘密警察真来过我的家。

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是头一次发生在我身上，准确地说，是秘密警察第一次想让我知道他们来过。以后就是家常便饭了。

所以，自行车已远不是自行车，染发也不只是染发，香水不是香水，门把手非门把手，冰箱非冰箱，事物自身的统一是有有效期的。身边的一切不再具有确定性，它是这个，那个，还是完全不同的别的什么？最终只有琐碎物品携带它们重要的影子，那不是幻觉，不是对超现实的兴致，而是率真的赤裸或蛹一样的封闭，使得一切互相纠缠的轻率。我每次回家，都习惯性地检查一遍，看看和离开时有什么变化没有。我希望检查过的家能让自己亲近，结果是它让我觉得越来越陌生。卧室的椅子跑到厨房是一目了然的，但有些细微的变化，有时真搞不清是当天，还是前一天或以前发生的，只不过我当时没注意罢了。

一天过去，事情还是没想明白。我上床，过电影一样再细细地捋一遍，脑子在忙碌之中几近妄想。但睡眠是必需的，脑子不能总处于工作状态。我强迫自己把大脑的开关关上，否则，天一亮，新的一天又带着琐碎小事及其重要的影子来临。可是，如果做梦梦到这些情景，睡觉还能得到休息吗：

母亲脸上，从嘴角到眼睛，面颊上是一畦白色的砾石。我走在砾石上，鞋底嘎吱嘎吱响。一块小石子蹦进右脚的鞋里，把脚后跟磨破了。母亲用食指把石子取出来。我走近她的眼睛，眼睛周围是一圈黄杨栅栏，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坐在栅栏前的凳子上，摩挲着一条大狗说：这是条癌症狗。

醒来后我意识到，母亲的脸颊也开始拥有这重要的影子了。我说对了：再见母亲时，我立刻想起这个梦。我回避和她贴面，但母亲没感觉，像平常一样把脸颊伸过来。我吻了她一下，由里向外透出凉意。

这是几周以后的事了。梦到白色砾石的第二天清早，我起床洗漱，穿衣穿鞋，在左边鞋里发现一小块石子。我把它磕出来，是黑色的。一瞬间我想到的是：梦中它是白色，因为黑色在暗夜中看不见。在夜里左是右，像镜子中的影像一样，是反的。

陌生的目光，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它渐进地、悄无声息地、冷酷地走进业已熟悉的街道、墙壁和物品。重要的影子从中掠过并占领一切，我怀着总是飘忽不定、由内向外燃烧的感觉跟随它。“查视”这个傻词大概就是这意思。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是德国赋予我“陌生目光”的缘故。陌生的目光不是新生的，它从熟悉的事物中来，与移居德国没有任何关系。陌生对我来说不是熟悉的反面，而是信赖的反面。不熟悉的不一定陌生，但熟知的却可能是陌生的。

让我学会思考及珍视生活的事物，与它们的影子无法分割，也让我了解到，事实本身并不是它们的全部。这超出了我的理解力，时间上如此大跨度的思考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奢侈，只有独裁统治的倒台，才使它变得可能。独裁存在一天，我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一天，来德国的头三年也是如此。在此期间，我只思考当下的事情。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是安全的，就像日子从一点走向另一点。但必须是在日子的环抱中，而不是凌驾于日子之上。就像走路训练，每个日子需要重新学习走路，而我不知道它根本不会走。关键之处总是隐匿于某处，其遗留的痕迹却昭然可见。轻率裸露的同时，像蛹一样自我封闭。

思考、谈话和写作只是权宜之计，这一点无法改变。它们永远不会击中已经发生的事件，连边儿都碰不到。记忆越是保留细节，我越是不能明白，自己当时是什么，是什么样，为什么会那样。只有四分之一或一半的内容清晰可见，而且每次看上去又都不同。只有清晰地思考才能使事物发生变化。

与那些生活在自由中因而常常无视自我的人相比，我们对自身和环境的了解会更多。事实上，此时的多也意味着少。这不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力更好，而是逼不得已，有些事情的发生，让你不可能忽视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更愿意将自己忽略掉，发生事情比事情总发生在自己身上要轻松得多。

从自身的经历——我无法避免自己在其中的引人注目——中，我被迫知晓了许多与我的好奇心、我的目标、我的神经背道而驰，超越我期望值的东西。我前面描述的经历说明，自行车和染发、冰箱和砾石可以互换，但事物的更迭中，琐碎物品的重要影子不会变，因为威胁常在。

我们恐怕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越不自由，人民被监控得越严，或早或晚，人们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就越多，就越不大可能忽略自我。在被观察与被评判中，自我感知系统自动打开，人们也被迫开始自我审视。查视不只存在于审问时的辩答，它已悄然潜入物品和日子的内部，表面上却看不出来。因此人们戒掉了生活中那些随意的、偶然的、无须评判没有目的的部分。持续不断的必要的谨慎将每一个日子记录下来，置于自我监督之下。不假思索地扫上一眼，让事物不留痕迹地经过，已经不再可能。“瞧”，以及人们在德国使用的所有表达这个动作的词，对我来说都是不过脑子的看，是我承担不起的。我要望的不一定能叫看，能同时将见到的解释清楚才算是看。

在监控国家，每个被查视者都有案可循，而且与国家的监视和记录一样详尽。

自我考察记录要应对观察者的考察记录。被威胁者的生活方式开始适应查视者的策略。查视者受国家委托进行监视，他的责任是掌握所有细节。被威胁者也在观察查视者，以免受到伤害。查视者攻击，被威胁者防卫。

查视者不必身体力行亲临现场才能达到威胁的目的，他是影子，本就存在于事物之中，将恐惧注入自行车、染发水、香水，放进冰箱和普普通通没有生命的物品中，实施着它的威慑作用。被威胁者的私人物品将查视者人格化了。

查视者必须出现在计算好的距离，以达到威胁的效果。他们出现时，在被威胁者眼中，就像个不明飞行物，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他可能是你住所前一个站着看报纸的人，然后，车站上没见人，电车里却又冒出来，等下车时又不见了。当你走进面包店或离开服装店时，他又悄然现身。有时，目标正坐在露天咖啡馆，查视者骑自行车过来，下了车，坐到邻桌上。目标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可能会看到查视者在旁边一辆行驶的小汽车里。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几天后审问时，查视者出现过的那些日子永远不会被提及，他们只纠缠中间那些空白时段。人们应放弃对他亲眼所见的信任。

查视者不只亲临现场，被威胁者的私人物品中也有他的影子。因此被威胁者不论在自己房里做什么，用什么东西，都会感觉自己和追踪者面对面，他在观察自己的同时也在观察对方，形成一种交互作用、彼此窥视的局面，一个疯狂的封闭的圈，一个谁都不让对方离开的磁场。其中最危险的是审问磁场。

审问时，指控不会停留在密探已观察到的情节中，那只是对事实的一个简单陈述，目的是进入更深不可测的架构。但陈述很重要，原告需要了解，他可以在事实中添加多少、添加哪些捏造的事件，他拼接的马赛克要有严格的逻辑，风筝才不会断线。未发生的不是缺陷，而是优势。虚构比现实可以更加自由地发挥。

被告从他的被动地位出发，为了防御的需要，所能采取的最好的行动，就是对虚构事实的反驳。“不”这个词俯拾皆是，在防卫时可以经常使用，也应该经常使用。但它又是个最笨的词，太简短，消失得太快，不易引起对方注意。“不”在审问时是防卫的反面，被告除了“不”什么都不说，等于在放弃，让指控的内容碾过自己。况且，被告的话越少，留给原告的时间就越多，这会让他更加充分地去捏造。

而“说话”则意味着同意了虚构。被告忽略了他本真的存在，忙于处理被虚构的自我，同时还得注意不能与虚构混淆。被告须严格遵循虚构，观点上不越内容雷池半步，以免生出进一步的虚构。虚构中滑出的细节，可能将原告原本不可能打开的大门撞开。多说一个字，都可能导致新的细枝末节的产生或遭受全方位的攻击。辩护时永远不要提及诉状中没有的内容，永远不要反问，不能破坏原告高高在上的良好感觉。但是，他让你说话的时候就得说，直至被打断。如果一味重复说“不”，或保持沉默，都会激怒原告，让他感觉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败坏了他的情绪。他需要被告有事干，需要他的“合作”。被告需全神贯注，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时刻能分辨出原告是在重复老问题，还是在添加新罪名。在旧的罪行面前要特别小心，重复时须准确，最好不更换用词。要像原告一样和自己保持一定距离，又不能对自己无所谓，这是自救的唯一方法。只有在类似磁场正负极的关系中被告才有机会。

但是人只有一个大脑。每次审问时，都要把它分成几个区。一个审问结束了，下一个还在前方等着你。哪些区域能在大脑中保留，哪些会消失？谁能保证下一次不会出错？

大脑变得和国家的摧残策略一样疯狂，在国家的语境中却显得正常。磁铁关系中另外一极的目光成为你的第二自然和假想的支柱。

被查视者离开了监督国家之后，才算逃出了这个磁场。他目光快速地扫视周围的一切，那是一种训练有素、饱含不安的扭曲的目光。新环境中很少有这样的目光，于是它在外来者的脸上尤显突出。随身携带的陌生目光本身没有变化，它只是在完好目光中凸显出来，成为了新的。它不可能一夜之间被关掉，也许永远都不可能。

心智完好的人很快能感觉到这种目光，他们以为这目光是新的人群和环境使然。我常常听到人们用“抵触”来形容它。拥有这样“抵触的目光”，难怪会受到独裁国家如此待遇。这样的言论意在假设，独裁统治是不得已才迫害我，而不是它迫使我拥有了这样的目光。

外来者使当地人变得敏感，使他们无缘无故感到极度的不安，本能地与外来者保持距离，都与这种目光有关。我不想为陌生的目光辩护，它只是在自行其是，不去顾虑无关的人与事，无意间暴露了自己的神经紧张。因为它只能如此。在车厢里，超市中，在候诊室和花店，它狂热地贴近并观察人们，令大家很不习惯。它将陌生的表情和姿态熨平，多年练就的功夫，使目光点到之处对情势能即刻了然。它对心智完好的正常人缺乏了解，一如正常人对它缺乏了解一样，往往得出无法更改的极端结论。陌生的目光好斗且毫无必要地防范，总是需要恐惧和持续的神经紧张，需要把自己推给某个随机的对手，利用那些无关的人，将恶意注入他们身体，然后用漠视、冷酷、奸诈予以回敬。如果对方态度友好，它会假意逢迎。如果人们不让陌生的目光称心，因为它将无关者的生活与自己带来的生活混淆，它会感觉受辱，转而走向自负。陌生的目光在无关者身上引发的敌意，又会不断造成新的挑衅。它抛头露面，好像要隐瞒什么。琐碎物品与其重要影子的复合体坐在陌生的目光里，是自我裸露与蛹状封闭的对立统一。这和监督下的生活非常相似。

我买过一张巴伐利亚的风景明信片，写着政治流亡者赫伯特·阿赫滕布什(Herbert Achternbusch)的一句话：“此地已让我筋疲力尽。你们从它身上看出来之前我不会离开。”他风趣的妙语中见到哲学严肃。我只需改动一个代词，就能让这句话成为他简洁而壮观的肖像：“此地已让我筋疲力尽。你们从我身上看出来之前我不会离开。”从他的身上看出，这就是陌生的目光。后来我写下这样的句子：“一个人从某个地方带走的东西，都带在他的脸上。”

一方面，陌生的目光影响着正常人，同时，正常人也在毫无必要地防范，他们逃离受伤之地作为原因注入陌生的目光。

本地人与外来者之间的摩擦表现在两个方面。“陌生的目光”这一概念的内容是由当地人，亦即正常人定义的，这是他们的地盘，他们的语言，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看法一致，什么都无法撼动：陌生的眼睛对陌生地太敏感——这种观念对正常人有利，这样他们既可以做好人又能与外来者保持距离。当心灵残缺的人以不同理由解释自己陌生的目光时，他们挥挥手表示不能认同。一个人能将多少被摧毁之物带到一个正常运转的世界，得到答案只会使人感到恐惧。在“陌生的眼睛对陌生地敏感”的共识中存有一个希望，那就是：等外来者习惯了新的环境，这目光就会消失的。

因为我还是写作者，遭遇到的对陌生目光的误读也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认为我陌生的目光是到德国后才有的，同时，文学界还把它理解为一种独特的艺术，一种将写作者与非写作者区别的技艺。后来我才意识到，其实作家们自豪地利用并共同编织着这种误读。他们一再让自己和别人相信，写作有别于任何其他工作，并由此背负着与众不同的负担。作家把自己的工作描绘成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应当像金树叶一样被人艳羡。他们将陌生的目光作为一种美德来出售。

陌生的目光与写作无关，但与人生经历有关。我认识一位母亲，曾被关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她从不让女儿穿木跟鞋，也不允许她在自己面前烤肉。野餐时她会出神地望着天空，微笑着说：“这里和埃特斯贝尔格(Ettersberg)一样美”，然后继续吃她的东西，仿佛刚才只是在赞美一个普通的夏日。她营造的画面令人联想到豪尔赫·森普伦的文字：巴黎夜晚的酒吧，美丽的女郎在我眼前呈现死亡。林荫道的街灯下，雪花纷纷落下，映出布痕瓦尔德的死亡之地。森普伦是作家，这位母亲不是，但他们拥有同样陌生的目光。

在我还是个孩子，还没有获得这陌生的目光时，就体验了母亲对土豆的痴迷，体验了她在咀嚼土豆时的恐惧与狂热、厌恶和渴望。1945年，母亲十九岁时，被流放到今乌克兰境内的多奈茨贝肯(Donetzbecken)强迫劳教。在那里，她对土豆既诅咒又祈望，既爱又恨。土豆从来没填饱过她的肚子，把她拖进慢性饥饿，变成一个皮包骨的小女孩。但土豆又是基本的营养品，饿死还是活下去都依赖于它。母亲活下来了，从此与土豆形成一种永恒的共生关系。没有人吃土豆时会有她那样的目光，和她那样的呼吸。在嫌恶与饕餮的欲望之间，在语言中寻找多久，都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五十年后，她仿佛还会经由土豆从生到死，或者起死回生。她看着餐叉上的土豆片向自己的嘴慢慢移动，迷惘的眼睛开始潮湿。她从来不去用力扎破土豆，也从不在盘子里剩一点土豆渣。我一直不愿和她一起吃饭。我总是请求厨房灯、桌子和她盘中的土豆，求它们帮帮她，别让她吃饭时总是这样一副模样，让我必须面对这样的场景。

那时我还太小，家里不让我接触刀具，但削土豆是例外。母亲盯着我，要求我把土豆皮削得像皮肤一样薄，教我怎样顺着刀劲儿把土豆皮削成一根长长的圈儿。那时土豆已经不再匮乏，多到可以用它喂猪养鸡，但母亲还是紧盯着我，好像我的未来全要仰仗削土豆的功夫。因为她与土豆的情结，我必须在削土豆中学会削我的生活。除了削土豆技术，她从来没有这么上心地教过我别的东西，也从来没说过它为什么如此重要。提起劳动营，她只是寥寥数语一带而过。我的名字赫塔是她在那里最要好的朋友的名字，后来饿死了，这是外婆告诉我的。我从来没问过母亲，她在叫我名字的时候，是否会看到两个人。所有关于劳动营的细节，都是我从别人或书中了解到的。我想，也许她只在吃土豆时回忆劳动营的情景，这样在说话时就不必再去想那里了。或许叫我名字的时候，她脑子里也会浮现劳动营的情景？如果那样，她可高估了自己。

多年之后我出版了散文集《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但与土豆的共生关系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比起用自己亲生的孩子纪念一个死去的朋友，这又算得了什么？

将陌生的目光归结于接触到陌生的环境是荒谬的，其反面才合理：陌生的目光来自熟悉的事物，只是其中的理所当然之处被抽离了。没有人愿意交出理所当然，每人都依赖顺从自己、不失天性的东西，那些人们用来劳作却不会在其中照出自己的工具。如果在物体中照见了自己，坠落就开始发生，人们在每个细小的姿态中都会见出深刻。与事物的和谐弥足珍贵，因为它爱护着我们，我们把它称作理所当然，它只在人们意识不到时才存在。理所当然是我们最无须努力的拥有，和我们保持着恰当的距离。当人们不为自我存在时，它是完美的呵护。最难的是，理所当然在离去时不是单个地、有数地将人遗弃，而是一下子大量抛弃与它不再协调的东西。此时会生出这样一种感觉，不停地飘，不断地跳。这不间断的自我感知与外界乱伦，与自己通奸。我们能感受到身体里一根根过度紧张的神经，却无法摆脱。我们既厌恶自己，又不得不爱自己。

那几年总是处于类似的状态，我曾希望自己疯掉，这样不必干掉自己就能将自己遗弃。我期待疯狂能带给我另一种理所当然，它不再需要我，因为我已面目全非。在精神病院工作的朋友斥责我，我当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用意，以为他骂我是因为喜欢我。他骂得对，因为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有一天，他领我到郊外乡下的一个精神病院——他是摇滚乐手，为病人做音乐治疗，自从摇滚乐不能再登上舞台，这是他赖以为生的手段——他带了些唱片，有打击乐、爵士、摇滚、讽刺小调。病人们听到音乐，反应各不相同，有跟着唱的，有摇头晃脑的，有心不在焉的。我不知道他们是真听懂了，或者只是需要一个活动，让自己暂时摆脱杨树上乌鸦的叫声，和脑袋里不停的吵闹。

在那里，我没有看到一个因政治原因错乱的病人。政治病人的理所当然会回归大脑，在癫狂中不断用他们从正常生活中带来的恐惧折磨自己，会颤抖、哭泣、扭曲肢体，极端的痛苦中是全然的精神缺席。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看出，谁是因个人原因，谁是因国家恐怖主义变成精神病的。更让我吃惊的是，在他们身上我看到某些症状自己偶尔也会有，只不过更短暂。原来我业已习惯的状态竟是精神错乱的前兆。

有时我会突然不能辨别钟表上的时间，过一会儿又回过神来——神志在某个时刻被关掉了。桌上的闹钟发出公共汽车的喧闹，我明知道那是闹钟但还是害怕出车祸，必须把它关掉，因为它想成为一辆公共汽车。一小时后，我再打开。这时汽车已经开走了。

我常常记起物品的形状折磨我的那些日子：露天咖啡馆的桌子是圆的，头顶的太阳圆圆地照着。女招待拿着抹布过来擦桌子，她手中的托盘是圆的。她的鞋带、脚镯是圆的，她的手表、上衣的扣子是圆的，眼白包着的褐色瞳孔是圆的。我半开玩笑地给自己点了当日的冰激凌球。端上来的时候，盛冰激凌的杯子是圆的，水杯是圆的，我推开水杯时溅湿的戒指和我的指尖是圆的。我付账用的硬币，还有孕妇、手杖、缺了一根手指的人们，全都堆砌成圆形的小山。

去过精神病院之后，我不再想疯掉了，努力保护着自己的理性。我不应该把身体送给疯狂，即便不认识自己，也不再折磨自己。

认为通过修辞训练和语言理解能获得陌生目光的人，不知自己能逃离陌生的目光该有多幸运。他不知道自己与非写作者相比应被轻视，他的虚荣在大多数人群——非写作者——被打击的地方随风飘散。他不知道自己的态度多么厚颜无耻，而且未经检验随意而来。陌生的目光与文学无关，它不在人们写作的笔下，也不在夸夸其谈的嘴边。它在木头鞋跟里，在烤肉架上，在野餐时的天空，在土豆里。唯一与它有关的艺术，就是与它同在。

有时我对自己说：“生命是灯笼里的一个屁。”如果这句话没用，我就给自己讲一个笑话：

一个老人坐在房前的长凳上，邻居走过时问他：

哎，你在干什么呢？坐着想事？

老人回答：不，我只是坐着。

这个笑话是对理所当然的最简洁描述，我知道这笑话已经有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我一直和老人并肩坐在长凳上。但直到今天，我还是不能真正相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