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印度后，我开始用手吃饭。

印度人告诉我，用手吃饭才能尝出咖喱的本味，否则吃进嘴里的只是“勺子的不锈钢味”。进入泰米尔纳德邦后，我更是被剥夺用盘子的权利，开始在大芭蕉叶上吃饭。

走进泰米尔的传统餐厅，侍者会把一张大蕉叶铺在你的面前，然后把米饭、几样咖喱放在蕉叶的不同位置上。你需要用手指将米饭和咖喱搅拌在一起，再一口一口地送进嘴里。每个人面前——无论年龄、阶层，穿裤子还是穿围腰布——都是一张大芭蕉叶。人们低着头，用灵巧的手指搅拌着咖喱，轻松地一掬，送到嘴里，不时甩甩手，把粘在指间的饭粒甩回芭蕉叶上。那情景可以说十分有趣。

提着大桶米饭的侍者，在餐厅内来回溜达，不断给客人免费加饭。直到你打着赞美的饱嗝，把大蕉叶合上，意思是“多谢款待”，侍者才将大蕉叶收走，同时递上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一碗温水和两块柠檬。

我的一个朋友曾把这当成饭后柠檬水一饮而尽，结果一回酒店就狂泻不止。实际上，水是洗手用的，把柠檬汁挤进碗里，可以洗净手上的咖喱，指间还会留有柠檬的清香。

如果不把误喝洗手水的情况考虑在内，泰米尔餐厅的卫生状况堪称可歌可泣。旅行期间，我吃了各种食物，一次都没有中毒。

街头有很多卖鲜榨果汁的小贩，这点和印度其他地方类似。不同的是，卖西瓜的小贩更有艺术细胞。他们会将西瓜皮完全剖掉，将瓜瓤切成普洱茶饼一样的形状，一层一层地摞在摊位上，好似一座红色的印度教神庙。

这样摆摊的好处显而易见：景象足够壮观，甚至颇为诱人。但是他们似乎忘了天气炎热，东西本来就容易变质的残酷现实。加之街上尘土飞扬、苍蝇乱飞，没有瓜皮保护的西瓜瓤完全暴露在外，尽管口渴，我也没敢买上一块。

我特意观察旅馆附近那个卖西瓜的小贩。上午出门时有一车西瓜，晚上回来时也没卖出多少。我想，除了敢死队，大概谁也没有勇气吃这样的西瓜。这座形式主义的“西瓜神庙”将来的命运如何？也许，只能喂牛。

在芭蕉叶上充满野趣地吃了几天饭后，我还是很高兴能够再次用回像模像样的餐盘。经过一番辗转，我到了本地治里——泰米尔纳德邦的飞地。1954年以前，这里一直属于法国，返还印度后也由联邦直辖。从历史文化到规章政策，都与泰米尔纳德邦不太一样。

本地治里是印度罕见的不太像印度的地方。这里仍然大量使用法语，包括路牌和政府机构的牌匾。街上有数量众多的波西米亚式店铺，贩卖手工艺术品和杂货。常驻的外国侨民很多，包括当年著名的法国夫人米拉·阿尔法萨，当地人称她为“母亲”。

与加尔各答的“母亲”特蕾莎修女不同，本地治里的“母亲”是一位“脱离肉身”的乌托邦灵修主义者。1968年，她在离本地治里不远的荒地修建了一座“黎明之城”。

本地治里分为法国区和泰米尔区。法国区位于海边，拥有干净得在印度绝无仅有的林荫大道和雅致的法式阁楼。我正是在一家法式阁楼改建的餐厅里，再次欣慰地用上餐盘。那晚，我吃了用香料渍过的烤马鲛鱼和椰子浓汤，喝了久违的夏布利白葡萄酒。一边聆听窗外的海潮声，一边珍惜地小口呷着酒，感到一种救赎。

或许因为习以为常，这一次在南印度旅行，我并未感到上次在北印度旅行时的那种“极度疲惫”。然而，一旦在惬意的环境中放松下来，疲惫感就像癌细胞一样迅速繁殖起来。

我在本地治里休整数日，几乎只在法国区活动。我在绿意盎然的街区漫步，累了就走进咖啡馆或画廊，时常感到自己走在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外景中——派的故乡正是这里。

本地治里有一条长长的海岸线，我喜欢沿着海滨大道漫步，让盐味的海风吹拂在身上。海边没有像样的沙滩，也不能游泳，海水冲刷着黑色的礁石，留下一串串白色的浮沫。我每天都会遇到一个卖气球的小贩。他很黑，很瘦，担着一根扁担，上面拴着很多气球。有一天，他终于凑过来问我要不要气球。

“五卢比，先生。”

我买了一只粉红色的气球，问他是不是吉卜赛人。我几乎已经有把握分辨印度人和吉卜赛人。一般来说，吉卜赛人更黑也更瘦，说一口连印度人都难懂的方言。果然，卖气球的小贩是吉卜赛人，住在离此不远的卡鲁瓦蒂库帕姆村。他告诉我，那里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垃圾场，堆放着本地治里的生活垃圾。

“我卖气球，”他磕磕巴巴地说，“老婆和小孩捡垃圾。”

“生活还好吗？”

他像印度人那样晃晃脑袋，表示肯定。

后来，我在去金奈的路上经过卡鲁瓦蒂库帕姆村。那片五颜六色的垃圾海洋着实令人惊叹。

卡鲁瓦蒂库帕姆村距离本地治里只有几公里，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这让我对本地治里的法式风情，乃至这里蓬勃发展的灵修事业，都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本地治里的灵修传统，是印度最著名的精神领袖之一奥罗宾多开创的。

奥罗宾多一生传奇：他早年求学于英国剑桥，后来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地下活动，最终在本地治里成为一名灵修者，从事神秘主义、灵性和瑜伽的研究。

正是在这里，奥罗宾多遇到他的法国崇拜者——“母亲”阿尔法萨。后者不仅成为他的接班人，还开创了奥罗宾多修道院以及更著名的“黎明之城”。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曾为奥罗宾多和米拉·阿尔法萨拍摄过一张合影。照片中，两人坐在铺着豹皮花纹坐垫的大椅子上，头顶上方有象征宇宙的神秘图案。奥罗宾多留着大胡子，一袭白衣，袒露着肩膀。“母亲”则穿着纱丽，围着头巾。

据说，“母亲”收到过价值超过十万卢比的纱丽。在奥罗宾多去世、财政困窘的年月，她多次卖掉纱丽，为修道院募集资金。

20世纪60年代，“母亲”已经被信徒视为圣人。当时，欧洲各地爆发青年学潮，“母亲”决心建造一座自给自足、按需分配的乌托邦，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无论种族、国籍、贫贱——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乌托邦的终极目标是消除货币，实现大同。

如今，这座“黎明之城”依然存在，居民两千两百人。我决定过去看看。

我打了一辆摩的前往，不久就进入棕榈树、金合欢树和桉树的密林。密林间有一条红色土路，两侧是一些简易旅馆。乌托邦成立之初的任性招募时代早就过去，现在想要成为“黎明之城”的正式居民，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那些拥有一技之长的人，如工程师、程序员、有机农夫等，最受欢迎。对于仅仅是被乌托邦理念吸引，但缺乏谋生工具的人（比如旅行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在路边旅馆长租一间房。虽然不是“黎明之城”的正式居民，生活开销也要自己负担，但离乌托邦很近，方便成为免费志愿者。

旅馆里也住着一些有竞争力的工程师和程序员。他们住下来是为了考察“黎明之城”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入籍是一个很严肃的决定。一旦成为正式居民，就肩负起某种道德责任。几乎没有随便退出的人，因为那会被视为对其他居民的严重伤害。

随着离“黎明之城”越来越近，骑着小摩托车的居民也逐渐增多。他们大都是戴着头盔、目不斜视、眼神极其平静（想必内心也是如此）的西方人。

在“黎明之城”的博物馆里，我看到一份常住居民统计。除了印度人和欧美人，这里还有几个日本人、韩国人和一个中国人。

我无缘见到这位中国同胞，不过听说她此前是一位全职太太，再之前是大学的社会学老师。如今，她在“黎明之城”教授羽毛球，副业是种菜。

对于乌托邦，我心中一直颇为矛盾。我欣赏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情怀，但又对任何集体性的乌托邦充满疑虑。

在我的想象中，乌托邦一定要在相对寒冷的地方——苏格兰高地的小木屋或者梭罗笔下的湖畔。当然，必须是一个人（或很少的人）。外面风雨凄凉，屋内的壁炉燃烧着木柴，边桌上还放着一瓶单一麦芽威士忌。看书看累了，就抬起头，看看窗外的荒野，看着雨点打在玻璃上。对我来说，乌托邦就是无条件地超脱于恶劣环境，从而获得一种内心的澄澈。

这么看，“黎明之城”显然太热，也太大了。它占地二十多平方公里，还在不断扩大。目前最大的困扰是购置建设所需用地。

这里没有公共交通，我只好全靠步行。虽然骑着摩托车的居民“嗖嗖”飞过，但是没人会为了挣几卢比停下来。实际上，居民们大都觉得金钱没什么用。对拜金主义的厌恶，正是他们抛弃世俗世界，来到这里的主要原因。

路边没有卖饮料的小贩，也没有“西瓜神庙”。当我走到标志性建筑“灵魂曼荼罗”时，灵魂中对乌托邦的憧憬，多少因为又热又渴而受到磨损。

“灵魂曼荼罗”是一个巨大的圆球，覆盖着金色花瓣状的圆片，酷似科幻电影中的宇宙飞船。每天清晨，“黎明之城”的居民都会来这里进行集体冥想。人们告诉我，这里存在“母亲”的原力，能够唤醒冥想者内心的灵性。

在这个炙热的午后，还是有二三十个西方人坐在一棵大菩提树下，正面对金球，闭目冥想。为了不干扰他们吸收原力，我轻手轻脚地从旁边绕过，然后围着“灵魂曼荼罗”转了一大圈。

正是以“灵魂曼荼罗”为中心，“黎明之城”的居住区、工业区、文化区等不同区域，呈辐射状发散出去，构成整个乌托邦世界的图景。

路上，我碰到一个和我一样在转圈的美国人。他穿着一身麻布长袍，光着脚。如果不是他自己说起，我实在无法想象他之前是加利福尼亚一家科技公司的财务总监。五年前，他对硅谷生活感到幻灭，于是辞掉工作，开始环游世界。他先后去了南美、非洲、东南亚，最后来到印度。

“人类正面临一场危机，”他对我说，“从恐怖主义、饥荒到朝核试验，全都是这场危机的表征。”

他的一些硅谷朋友已经开始储备粮食，购买枪支，建造避难所。一旦天下大乱，他们就打算躲到避难所里。不过，他觉得这不是办法。

“真正的出路在印度，”他说，“只有印度哲学能够解释目前的文明崩坏，提供一种超越性的解决方案。”

他一边走，一边滔滔不绝地讲着那套关于印度哲学的陈词滥调。

“所以你已经决定要搬到这里？”我最后问道。

“我需要一个决断。”他一字一顿地说，像在念一句咒语。

所幸，“黎明之城”还没有最终取消货币，我得以用现金在一家咖啡馆买到水和面包。

咖啡馆附近，有一片活动房似的简易宿舍。在新建设用地购置下来前，新加入的居民只能住在这里。透过纱帘，我可以看到屋内极简的陈设。我问美国人觉得怎么样。他说，物质条件当然比不上加州，但“这不重要”。

在“黎明之城”，你很难听到憧憬或赞美之外的评价。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确实找到了乌托邦，认为自己不同寻常的“决断”是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很多时候，支撑人们坚持下去的就是这样一种信念。所以“黎明之城”究竟是不是乌托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本身。

离开“黎明之城”，前往金奈的大巴经过卡鲁瓦蒂库帕姆村。我隔窗看到了壮观的露天垃圾场。

炎热的阳光下，布满垃圾的大地闪闪发光，如同一幅魔幻的末日景象。人们说“黎明之城”只可能存在于印度。除了印度，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接纳这样的实践。但是，乌托邦与地狱仅仅一线之隔的情景，大概也只会出现在印度。我甚至觉得，两者的并行不悖，各自的理所当然，才是这个国度的现实。

大巴进入空旷的原野，间或有印度教神庙打破单调的景色——那是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在印度的这些日子，我已经数不清自己看了多少神庙，闻了多少熏香。我的脑子里满是神庙中裹着围腰布、穿着纱丽的男男女女的形象。贫穷、挣扎和古老的种姓歧视依旧无处不在，那些神庙都想在人们灵魂的缝隙中塞入这样一个观念：此生是可以忍耐的，因为还有来生。

我这样胡思乱想着，而大巴摇摇晃晃地驶向终点——金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