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洛布的观鲸项目是韩国人发明的，你知道吗？”在去阿尔高的大巴上，坐在我旁边的首尔人说。他单眼皮，戴着棒球帽，一副罩耳式耳机挂在脖子上。他去宿务，而我在中途的阿尔高下车。
“真的吗？”我无精打采地问道。
首尔人告诉我，发明者是一个常年在奥斯洛布潜水的韩国人。有一天，他随渔民出海，发现了鲸鲨。他喂了鲸鲨一些鱼虾，发现它第二天再次出现。他又喂了一些鱼虾，此后连续几天都来投喂。渐渐地，鲸鲨开始在附近聚集。韩国人告诉渔民，他们可以组织游客观鲸。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奥斯洛布的观鲸活动就这样开始。
“了不起。”我说。虽然发自内心，但可能听上去没那么热情。首尔人戴上耳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许此前他也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在阿尔高北边的港口下车，与首尔人挥手告别。在这个荒凉的港口，我要搭乘正午时分开往薄荷岛的渡轮。
2013年，薄荷岛发生7.2级地震，引发了海啸，导致卢恩码头彻底被毁。阿尔高至卢恩的渡轮线路，被迫改为阿尔高至塔比拉兰。不过对我来说，这倒更方便。塔比拉兰是薄荷岛的首府，从那里坐上吉普尼，一个小时就能到我打算去的洛博克。
渡轮上大都是普通的菲律宾人。除我之外，旅行者只有一对印裔伦敦情侣。船上很热，没有空调。座椅照旧硬邦邦，其设计理念就是让人坐着不舒服。作为补偿，我看到成群的海豚跃出水面，就像肯尼亚马赛马拉大草原上跳动的瞪羚。
薄荷岛近些年声名鹊起，直追长滩岛。这主要得益于附近的海洋生物正在慢慢恢复。这里不仅能看到海豚和大海龟，还有著名的巴里卡萨大断层。在大断层，珊瑚礁原本像大陆架一样向海中延伸，却突然消失不见，形成深达一公里的海底断崖，成为各种热带鱼类的栖息之地。
不过，在旅游业主导薄荷岛之前，这里也是非法捕鱼的屠宰场。除了装满炸药的渔船，为了满足某些亚洲国家吃活鱼的癖好，渔民还得在珊瑚礁上播撒氰化物。鱼群中毒后会漂浮到水面上，渔民再将这些被毒晕的鱼捕捞起来。
然而，氰化物也会渗入并杀死珊瑚礁，破坏鱼群赖以生存的环境。一旦珊瑚礁没了，鱼就没了，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不过渔民放弃诱惑，扔掉毒药和炸药包，还是游客开始光顾薄荷岛后才开始的。从这个角度讲，是那些背着大氧气瓶、一掷千金的潜水爱好者们拯救了薄荷岛。
“阿洛纳海滩？去阿洛纳海滩吗？”
一下渡轮，摩的司机的吆喝声就从四面八方涌来。到处是潜水俱乐部的阿洛纳海滩，正是鱼类爱好者们的乐园，而我要去的是离海很远的洛博克。
快要散架的吉普尼，在散架前把我扔在洛博克镇中心。要问洛博克有什么，答案是几乎什么都没有。这里只有一个小小的广场，几家卖杂货的小铺，还有一座几年前在地震中倒塌，至今仍在重建的西班牙教堂。
除此之外，洛博克还有一条河。从薄荷岛内陆高山上流下来的泉水，和雨水汇集到一起，冲出一片亚马孙丛林般的河谷。我订了位于河谷深处的一家旅馆，打算与世隔绝地住上几天。
从镇上走到河谷并不容易。我走进一家杂货铺，买了一瓶矿泉水，顺便问老板到河谷最近的路怎么走。老板是个精瘦的中年人，留着两撇胡髭，正坐在一堆落着尘土的杂货中间发呆。听了我的问题，他饶有兴致地看了看我，然后问我是不是中国人，好像只有中国人才会跑进一家杂货铺问路。我只好告诉他，我是。他摸了摸胡髭，露出微笑。
“我父亲也是。”他说。
如果在相声里，这可能会是一个包袱，但我当时没什么开玩笑的心情。老板告诉我，他的父亲是福建移民，姓汪，叫什么已经忘记了。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本子，翻到最后一页，用圆珠笔写下自己的姓。我这才搞明白，他其实姓黄。
“你会说中文吗？”我试着问他。
“我会说福建话。”
仿佛为了证明给我看，他开始掰着手指，用磕磕绊绊的福建话数数，从一数到十，用了三分多钟。我一边焦急地等他数完，一边暗自怪自己为什么跑来这里问路。
“那么，很高兴认识你。”等他数完，我决定赶快告辞，不再问路。
可他没接话，好像还在回味福建话美妙的韵律。过了一会儿，他才终于回过神来，问我：“你想不想看公鸡打架？”
“行啊。”我随口说，知道他指的是斗鸡。
“每个周日下午都有，我们可以一起去。”
“怎么去？”
“周日下午1点，来这里找我。”
我没再问路，决定靠直觉走到河谷。实际上，只要沿公路走上两公里，就出现了旅馆的指示牌。按照指示牌的说法，从一条岔路下去，走五百米就是河谷。
路是完全没修过的破石头路，到处是烂泥，如果没有行李箱，倒是颇有野趣。等我总算走到尽头，发现是一座悬崖。俯身望去，浩荡的河水就在悬崖下面奔涌。我又发现一个指示牌，顺着箭头指引的方向，看到一段坡度几乎有四十五度的台阶。那台阶弯弯曲曲，一直延伸到河谷最深处。
早知道是这样，我可能不会来这里，但当时已经别无选择。等我汗流浃背地下到旅馆前台，突然明白为什么这家旅馆在喜欢隐居的小圈子里颇有名望：你必须有足够的勇气才能进来，但绝对需要更大的勇气才能出去。
我拿到钥匙，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栋吊脚小木屋。木屋就在河边，掩映在一片椰林中。河对面是一座山峰，好像一堵拔地而起的山墙，覆盖着茂密的热带植物。木屋里只有一张床、一顶蚊帐、一盏台灯。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甚至收不到手机信号。我要在这里度过两周，唯一能打发时间的只有伊恩·弗莱明的那本《惊异之城》。
住在河谷地带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划皮划艇。每天清晨，我换上泳裤，走到河边，把旅馆的皮划艇推到河中。清晨的河谷弥漫着淡淡的薄雾，两岸的丛林里传来各种各样的鸟鸣。微风拂过下垂的椰树叶，好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弹奏琴键。
我偶尔会看到划船上学的菲律宾孩子。姐妹俩，姐姐十来岁，妹妹七八岁，都背着色彩鲜艳的小书包。我和她们打了声招呼，姐姐就放下桨，和妹妹一起向我招手。直到湍流把小船的方向冲弯，她才赶忙拿起桨，重新调整船头。
河水是墨绿色的，漂浮着细小的枯枝，但仍能清楚地反射出周围没有名字的山峰。中午之前，河上几乎没有风。我在平滑如镜的河面上划桨，看到蓝色尾翎的翠鸟鸣叫着飞过。往上游划不到一公里，有一座小小的瀑布。水流变得迅猛，因此我就在这里掉转船头。整个下午，我都待在小木屋外的露台上看书，偶尔抬头看一下露台外的菠萝蜜树，盘算着美味的果实何时才能坠落。
每天午后，河上会有水上餐船经过。餐船是从洛博克镇开过来的，供应自助餐，有乐队演出。那是一天中唯一能听到的“噪音”。乐队唱的大都是披头士、理查德·马克思的英文老歌。只有一次，我听到传来的歌声是《甜蜜蜜》。
在河谷隐居的第二周，大雨开始光顾。雨像透明的珍珠从天而降，将整个河谷和山峰都封锁在一片白茫茫的雨幕中。大雨过后，河水不再平静。湍急的流水席卷着泥沙和树枝，一起冲向下游的入海口。大雨时下时停，我除了待在木屋里，没有别的事可做。不过下雨的好处是，燠热的空气终于凉爽下来，而且还吹落一只椰子，滚到我的门前。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享用了一顿椰肉。
第二周的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爬出河谷。我租了一辆摩托车，去看薄荷岛的名胜——巧克力山。在电影《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哈利·波特骑在扫把上飞行，其中一段镜头就是飞过巧克力山。
巧克力山由一千二百六十八个圆锥形小山丘组成。每到旱季（2月至5月），山上的植物干枯成褐色，如同一排排巧克力。我去的时候不是旱季，山上依旧葱绿。站在观景台上，震撼之处在于放眼望去都是繁茂的植物，充满原始的生命力。我几乎没看到什么人类留下的痕迹，仿佛自地球出现之日起，巧克力山就是现在的样子。
一百多年前，菲律宾的森林覆盖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如今这个数字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五。站在巧克力山上，我可以想象菲律宾一百年前的样子。那时，从吕宋岛到棉兰老岛，从巴拉望岛到莱特岛，整个菲律宾群岛大概都是眼前的景象。
大片的积雨云正朝我头顶的方向移动。雨燕在耳畔盘旋追逐，发出大雨将至的警报。远处的小山包已经在白色水汽中消失，只留下淡淡的墨色轮廓。我没穿雨衣，急忙骑上摩托车往回赶，但还是被大雨阻在半路，上下淋个湿透，像只落败的公鸡。既已淋透，也懒得再找避雨的地方。
离开薄荷岛前，我去看了场“公鸡打架”。这才明白，落败公鸡的命运远比我凄惨——它们要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命。
在菲律宾，斗鸡是一项国民运动，兼具娱乐和赌博的功能。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斗鸡场，洛博克也不例外。我打了辆摩的前往，为了耳根清净，没去找黄姓店主。
斗鸡场在附近的村子里，门口站着几个吞云吐雾的小哥。还没进去就能听到里面传来公鸡此起彼伏的啼叫。
斗鸡场的格局有点像乡土版的罗马斗兽场：一块围着护栏、铺着沙土的斗鸡台，四周环绕着一层高过一层的木质看台。看台上有卖啤酒和饮料的小贩，她们是这里为数不多的女性。
斗鸡台后面是候场区。斗鸡的主人捧着自家的斗鸡坐在那里，用抹了橄榄油的手为其梳理羽毛。主人们神情严肃，有着大战将至的紧绷感。他们手中的斗鸡看上去威武凶悍，缩着爪子，愤怒地左顾右盼，不时向对手鸣叫示威。这时，主人就会用力抚摸羽毛，让它们镇静下来——过早的亢奋只会损伤元气，真正的血战还在后面。
候场区也有木栏围着。很多观众倚在栏外，凝神观察每只斗鸡的成色，好决定之后怎么下注。我发现黄姓店主也在其中。他正拿着本子，小心记录着什么。那就是他在杂货铺里翻到最后一页，写上自己的姓氏的本子。他一抬头看见我，面露惊讶之色。
“你怎么没来店里找我？”他问。
“我知道你肯定在这里。”我撒了个谎。
他看上去很满意，拉着我往看台走，说离比赛开始还有半小时。我要请他喝啤酒，但他拒绝了，表示“下注前要保持清醒”。于是我们坐在那儿，看着工作人员在黑板上写下每场比赛的对阵——三十二只斗鸡，十六场比赛。
大概是为了填补半小时的空白，黄姓店主打算跟我聊聊中国——他记忆中的中国，在另一个时间维度上运行的中国，因为每个问题听上去都颇有一番深意。
“毛泽东还好吗？”他问我。
我发现他很认真，不是在开玩笑。
“去世了。”
他看上去有点意外，但还能扛得住：“周恩来呢？”
“他也去世了。”
意外变成迷茫，就像在大雾里开车，突然迷失方向。
“那蒋介石还好吗？”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死了。你说的这些人，全都死了四十年了。”
……
听了我的话，黄姓店主很久没有开口，仿佛与故国所剩不多的精神联系——除了他死去的、已经忘了叫什么名字的父亲——就这么瞬间崩塌。我甚至能看到他内心的大石块，像被地震撼动的洛博克教堂一样，纷纷坠落。
好在第一场比赛就要开始，两位斗鸡主人已经捧着各自的斗鸡上场。在裁判的监督下，他们先让两只斗鸡互相啄几下对方，挑起彼此之间的敌意。与此同时，埋伏在看台各个角落的工作人员开始挥舞手臂，扯开嗓门大喊：“下注！下注！下注！”
这时，你要做的就是向离你最近的工作人员喊出你的下注——押哪只鸡获胜，投多少钱。
因为这一切只能在短短半分钟内完成，周围瞬间就像炸了锅一样。人们紧盯着两只斗鸡，做出最后的选择，然后喊出自己的投注，仿佛这里不是斗鸡场，而是大萧条之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
“你不下注吗？”我问黄姓店主。
他摇摇头，说自己现在的状态不好，但表示可以帮我下注。
“押左边的斗鸡，赌一百赢七十；押右边的斗鸡，赌一百赢一百。”
我掏出一百比索，押在右边那只叫阿莫斯的斗鸡身上。
比赛开始了。只听裁判一声令下，两只斗鸡被主人放在沙地上。刚才还沸腾的斗鸡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左边的佩德罗和右边的阿莫斯身上。
佩德罗啄着地上的沙粒，假装不看对手。阿莫斯也缓缓踱步，等待时机。说时迟，那时快，两只斗鸡突然奓开羽毛，扑打翅膀，迎空撞向对方，同时一阵狠命奔啄。
这是一场血战到底的生死较量。每被啄一下，就相当于拳击场上被对方的重拳击中。一时间，场内鸡毛乱飞，伴随着一片扑腾声、咯咯声以及受伤后的哀鸣声。
第一回合过后，两只斗鸡看上去势均力敌，但阿莫斯的体力似乎已经有些不支。它尖利的爪子不再能牢牢抓住地面，身体看上去也有些左右摇晃。佩德罗的目光中燃烧着怒火，脖子上的羽毛完全爆炸开。它紧盯着下盘不稳的阿莫斯，突然扑了上去，两只斗鸡再次缠斗在一起。
突然，观众发出一声惊呼。原来阿莫斯的鸡冠被啄掉一块，鲜血直流。局势瞬间就向佩德罗倾倒，尽管它右翅膀被撕去一大片羽毛，像一只破掉的风筝。
受伤的阿莫斯已经筋疲力尽，它选择逃亡。这是它最后一点力气，也是一切动物濒死前的求生本能。佩德罗追了上去，双方爆发最后一番疾风骤雨般的互啄。我看到阿莫斯的鲜血洒在沙土上，它像一只泄气的皮球，瘫倒不起。佩德罗也身受重伤，力气耗尽。它倒在地上，勉强支撑的脑袋，犹如在打太空拳似的一下一下地啄着地面。
裁判走过来，同时拎起佩德罗和阿莫斯，然后松手，看它们还能否站立。它们都已经无法站立。与刚上场时相比，它们现在就像两摊没用的烂棉花。
最终，佩德罗获得胜利，但已奄奄一息。阿莫斯的脑袋长长地耷拉下来，已经死了。它们的主人走上来，捧着各自的斗鸡离开。
我问黄姓店主，死了的斗鸡怎么处理。他说，有的人埋掉，有的人吃了。不过吃的人越来越少，因为斗鸡全都打过激素，吃多了会得癌症。
“赢了的呢？”
“养三个月伤，然后再来比赛。”
一时间，我不禁为斗鸡的命运感到悲伤：一生出来就打激素，每隔三个月就要进行一场血腥的较量。不幸的直接死在场上，侥幸活下来的不过是再活三个月，然后面对下一次决斗，下一次死亡。
场内又响起了新一轮下注声，但我没再投注。看了三四场后，我对黄姓店主说我准备走了。他点点头。
我刚起身，他却叫住我，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他掏出记录斗鸡的本子，翻到最后一页。
“我想起我爸爸的名字了。”他对我说。
然后拿起圆珠笔，把名字一笔一画地写在“黄”字后面，再用福建话念道：“黄喜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