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滩岛悠然休整一周后，我坐上螃蟹船，继续“跳岛”。这回只用了十五分钟就到了对面的班乃岛，还有些意犹未尽。
在码头买了大巴票，沿着海岸线南行，一路有山，有海，还有大片的稻田。农民牵着水牛，在田中耕作，椰林掩映着村庄，炊烟升起。三个小时后，大巴抵达一座海边小城。这是菲律宾前总统罗哈斯的故乡，也叫罗哈斯，自称菲律宾的“海鲜之都”。
比起民都洛岛上凄凉版的罗哈斯，这里的罗哈斯多少有趣一些。我到的那天下午，正好赶上一年一度的西纳迪亚狂欢节，大街上挂着横幅，庆祝圣母无沾成胎。市民广场上站满准备游行的人群。广场一侧矗立着大教堂，旁边是罗哈斯市政厅。另一侧是西班牙人留下的石桥，横跨在保留着老房子的班乃河两岸。游行人群身着盛装，在鼓乐声中，边走边跳。罗哈斯总统的铜像微笑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虽然空气又闷又热，聂帕棕榈树的叶子也纹丝不动，但人们不为所动。毕竟，这是当地最重要的节日，也是难得的放松。游行人群之外，还有无数贩卖零食、水果和饮料的小贩。提前放学的少男少女们，聚集在小贩四周，一边吮吸着五颜六色的冰棒，一边嬉笑打闹。我挤在围观群众中间，看着眼前的场景，听着人们呼喊口号。Fiesta，在西班牙语里是“狂欢节”的意思，而这就是西班牙人的狂欢节在罗哈斯的样子。
游行临近尾声时，一场热带大雨不期而至。我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心情见证街景的迅速转换：前几秒还是淅淅沥沥的雨，瞬间就变成瓢泼之势，而人们像归巢的蝙蝠，灵巧地钻进路边小摊一把把张开的阳伞下。我也躲在伞下，旁边是吃着零食的女中学生，其中一个长着好看的眼睛。刚才还喧闹不堪的街头，一下子变得异常清静。人们都以一种入迷的目光，凝视着连绵的雨水，倾听着比锣鼓更响的雨声。
然而，雨突然停了。毫无征兆。干脆异常。前一秒还是暴雨如注，后一秒就像突然拧紧的水龙头，几乎没有拖泥带水的中间过程。雨刚停下，人们就钻出花朵一样的阳伞，像风中四散飘落的花瓣，街上顿时又变得熙熙攘攘。
当晚，我在拜拜海滩吃了便宜得惊人的海鲜（老虎虾七块钱一只！生蚝七块钱一盆！），并且没有中毒。等我回到市区，狂欢仍在继续。市民广场已经变身为一座巨型烧烤场，烟熏火燎得几乎让人睁不开眼睛。乐队在现场演奏，狂欢一直持续到深夜。
我本以为这样的热情第二天就会偃旗息鼓。但当我清晨走出旅馆，发现街上仍然到处是人，新一轮的鼓乐游行已经蓄势待发。
一个显然是通宵饮酒的女人，拿着一瓶朗姆酒，走到我跟前，要和我跳舞。
“不行，”我说，“我要坐大巴去伊洛伊洛。”
“大巴，三个小时。”她悲伤地看着我，然后自顾自地跳起来。
伊洛伊洛没有喝醉酒的女人，也没有狂欢节，老城区多少显得有些萧条。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富庶的糖业和纺织重镇，是马尼拉以外百万富翁最多的城市，是西班牙帝国在菲律宾的最后据点。
凭借着深水港的优势，当时的伊洛伊洛是菲律宾与欧洲经贸往来的中心。港口停泊着驶往全球各地的远洋邮轮。然而，百年之后，港口反而没那么繁忙。
我站在伊洛伊洛市政厅的天台远眺，发现通向港口的伊洛伊洛河就像一条没了皮带扣的皮带。我后来又来到港口，打算继续“跳岛”。昔日繁忙的港口如今仅剩几家本地渡轮公司，经营前往临近岛屿的路线。
穿过福布斯桥，来到老城哈罗区，还有一些散落在凋零市景中的老房子，能够看到一丝当年的蛛丝马迹。有些老房子已经荒废，像大象的尸骨，瘫立在街边。但从它们留下的骨架，从那些新古典主义的断壁残垣中，能看出这里过去是一片富人区。哈罗大教堂就在不远处，富商的家眷们可以轻松走到，不必车马劳顿。广场边缘耸立着孤单的钟楼，穹顶已经熏黑，石缝间长满杂草。
风光不再的马里基塔别墅依旧保存完好。它是菲律宾前副总统费尔南多·洛佩斯的私宅。别墅矗立在一条尘土飞扬的小巷里，后院已经被开摩的的车夫一家占据。院子里散养着鸡和土狗。我走进去时，一阵鸡飞狗跳。车夫闻声从私搭的棚屋里钻出来，说只要五十比索，就能带我进去看。
五十比索，还不到七块钱，我不由得感叹区区七块钱在这里的功效。我付了钱，车夫拿出钥匙，叫来他十岁的儿子，为我打开通向过往的大门。
别墅是木质结构，有漆过的木质墙壁和木质地板。家具和陈设都维持原样，好像随时会有人回来居住。墙上挂着洛佩斯家族的照片，有费尔南多·洛佩斯和蒋介石的合影，还有他和独裁者马科斯的像章。一张桌子上摆着古老的电话、台灯和闹钟；另一张桌子上是国际象棋的棋盘，黑白两军已经列队完毕，仿佛只待指挥官入场。
别墅的采光不好，透过条状的窗棂，可以看到院子里被风吹动的棕榈树。每走进一个房间，男孩就为我打开屋顶的枝形吊灯。
“这是床，”他对我说，“马科斯睡过。”
我想起马科斯和他的妻子伊梅尔达。据说伊梅尔达拥有四千多双名牌鞋、两千多副手套、一千七百多个包包。我还想起毛泽东接见伊梅尔达的照片——照片中，年事已高的老人穿着中山装，正亲吻伊梅尔达的右手。
马科斯曾经十分仰仗洛佩斯家族的势力。凭借着糖业贸易，洛佩斯家族逐渐成为控制数个领域的名门望族。尽管费尔南多·洛佩斯两度作为马科斯的竞选搭档，但他们最终还是反目成仇。
1972年，马科斯宣布军事管制，掌控着媒体的洛佩斯家族成为封杀的对象。费尔南多被解除副总统职务，他的侄子被投进监狱，哥哥则在逃到旧金山后，含泪而终。
大概正是从那时候起，马里基塔别墅就无人居住。它和伊洛伊洛一起，褪去昔日的浮华。马科斯倒台后，洛佩斯家族东山再起。但是显然，他们的事业重心已经不在伊洛伊洛。如今他们经营着菲律宾最大的电视台，马里基塔别墅像一块凝结记忆的琥珀，继续着沉寂的命运。
在伊洛伊洛的码头，我坐上渡轮，横渡吉马拉斯海峡，前往两小时外的内格罗斯岛。和伊洛伊洛一样，内格罗斯岛上的小镇锡莱也曾经是糖业鼎盛时期的明珠。
19世纪50年代，法国人率先在这里种植甘蔗。随后的将近一百年里，这个没什么名气的小镇，一跃成为特权阶层的堡垒，修建起众多宗祠和豪宅，聚集了一大批欧洲的音乐家和艺术家。
不过“二战”很快爆发。日本人占领菲律宾，有钱人纷纷逃亡。更不幸的是，糖业贸易也随之衰落，并且再没有复兴。和伊洛伊洛一样，锡莱的辉煌不再，如今只是一个美丽而忧伤的小镇。
我坐着忧伤的吉普尼前往锡莱。这种双条车是菲律宾普通民众的日常通勤工具。到了内格罗斯岛，我才有勇气乘坐吉普尼。吉普尼和吉普没有任何关系。准确来说，它只是各种报废汽车零件的组合体。虽说个头比吉普车大不了多少，但马力惊人，超载七八个人不在话下，而且每个司机都会充分利用这一点。
吉普尼的车身通常涂得花花绿绿，我坐的这辆上面写着可能是《圣经》中的一句话：“我是上帝的仆人。”
路上，司机一边抽烟，一边扭头和乘客嬉笑打闹。不过上帝的确展现了他慈爱的一面——至少是在我坐的这次。因为我竟平安无事地抵达。
锡莱镇不大，有一条老街，两侧都是旧房子。路边遍植着聂帕棕榈树和大榕树，很像法国在印度的殖民遗产——本地治里。很多老房子现在成为博物馆，可以随意进入。
我走进一家，发现是维克多·加斯顿家族的宅邸。他是个典型的糖业大亨，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菲律宾人。一个房间里摆着一张巨大的圆桌，桌布上印着家族的族谱，已经延续七代，像一张复杂的星图。维克多有几个儿女，每一支脉用不同的颜色表示。我注意到，不少后人已经移民欧美，三代以前就不再是菲律宾人。
在这里工作的何塞告诉我，加斯顿家族每隔三年都要举行一次家族聚会。届时，散落世界各地的加斯顿们都会回到锡莱祖宅。他们必须按照族谱上的颜色穿衣服，以此辨别彼此的亲疏关系。
何塞说，上一次聚会就在一个月前。锡莱镇一下子涌入上百人。他们中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瑞士人、西班牙人、巴西人、澳大利亚人……当然也有菲律宾人。
“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家庭，”何塞深情地解释说，“但是他们的根在这里，在锡莱。”
我问何塞，锡莱现在的支柱产业是什么。他告诉我，附近仍然有一些甘蔗种植园，但不足以改善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生活需要改善时，村民们就会举行集资，资助村里外语最好、最强悍的女性，去国外当菲佣——她们会把一部分收入寄回来，用以回报村庄。
原来锡莱早以另一种方式融入全球贸易，只不过这次不再是糖。我向何塞表示感谢，然后走出加斯顿大宅。
街边有一家咖啡馆，写着开业于1935年。那正是锡莱最辉煌的年代。这家咖啡馆就是为当年那些不下桌的赌徒提供点心的。我进去吃了三明治，喝了红茶，同时思考接下来干什么。
我决定去看鲸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