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娅很韧，我指的不是那种“像枝条一样柔韧”，不是身体上的，索尼娅很韧——脑子里边的。这难以说清，可能在于——她允许我做任何一种转换，允许我对她自身特征产生任何一种可能的愿望。她会是个无名之辈，会是一个矮小的缪斯，会是一个那种当街邂逅、经年之后以一种强烈的失之交臂的感觉浮上心头的女人；她会是无知但又坦诚、玩世不恭但又深思熟虑，她会是雍容华贵、仪态万方，有那么些瞬间，她又是个小妮子，一脸苍白地裹着件棕色大衣，地地道道无足轻重；我觉得，她之所以如此之韧，因为她原本微不足道。
我是乘火车从汉堡到柏林途中遇见索尼娅的。在看过费蕾娜后，我正在归途中，我和她度过了八天时间，深深爱上了她，费蕾娜有张樱桃小口和染黑的头发，每天早晨我都给她编成两条粗大的辫子。我们在港口散步，我在她身旁蹦来跳去，喊着她的名字，轰赶着海鸥，觉得这些海鸥真是妙不可言。她拍船坞、驳船还有小吃亭，她滔滔不绝，老是在拿我打趣。我唱着“费蕾娜，费蕾娜”的调子，吻着她的樱桃小口，满心欢喜回家去工作，满手沾的都是她的头发味儿。
那是五月天，火车穿行在勃兰登堡边区，黄昏斜影下的草地绿色浓郁。我离开车厢隔间去抽烟，外面，走廊里，站着索尼娅。她抽着烟，右腿抵着烟灰缸，我走到她身边时，她不由自主地把肩膀往前耸，有点儿不大对头。这种情形司空见惯——汉堡到柏林某处一列城际高铁的狭窄过道上有两人要抽烟，偶尔并排站在一起，但索尼娅却是拿着一股不近情理的拗劲儿在往窗外呆视，就像是听到空袭警报时摆出的架势。她一点儿都不漂亮，在这最初的一瞬她与漂亮相去甚远，她就那样站着，穿条牛仔裤和一件太短的白衬衣。她留着齐肩的顺滑的金发，面庞是这么异样和老派，真就像是十五世纪圣母像中的一幅。一张狭长的、几乎是瘦削的脸庞。我在一旁观察她，感到不舒服而且还真有点恼火，因为对费蕾娜性感的回忆脱了节、错了位。我点上支烟，边抽边往走廊后面走，有一种跟她咬耳朵说上句下流话的需求，当我转身回隔间时，她正看着我。
一句嘲弄的话掠过我的脑海，大致是说她竟敢盯着我看什么的。火车发出嘎啦嘎啦声，后面隔间有个孩子又哭又闹。她的眼睛没什么特别，似乎是绿色的，不太大，两眼挨得特别近。我压根儿什么都没想，盯着她，她回头看我，没有色情，没有调情，没有表情，但有的是一种严厉和率直，这叫我真想朝她脸上一拳打去。我朝她走近两步，她有那么点儿苗头似的微微一笑，接着我进了我的隔间，拉上身后的门，都差点儿背过气了。
天黑时列车停靠在动物园车站下了车，我有种奇特的轻松感，自负能嗅到这座城市的气息。天热，站台上满是人，我乘电梯下到地铁站，尽管没去寻找，我还是发现了她。她在我前面三四米处，右手拎一个不大的红帽盒，她的后背在提出唯一的敦促和要求。我咬咬牙对她视而不见，在一家出售报刊的咖啡馆旁站住脚去买烟和晚报，可她靠到我身边说了声：“叫我等着。”
她不是在问，一边看着地就直截了当地来了这么一句，语气一点儿都不难为情，倒是坚定十足，且稍稍有些沙哑。她很年轻，大概就十九或是二十岁，我的不快消散了，轻蔑感解除了，说了声：“行。”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买完烟和报纸，我们挨着朝地铁走去。车来了，我们上车；她沉默不语，搁下她那个傻得可笑的帽盒，就在这种场面变得快叫人难堪之前，她问了声：
“你从哪儿来？”这回是个名副其实的问题，我差点说我看我在汉堡的女朋友来着，可因为某种原因却说：
“我和父亲钓鱼去了。”
她愣愣地盯着我的嘴，我没把握她是否真的用心在听，忽然间我弄明白了她是存心要套住我，她肯定在这之前就见过我，可能是在汉堡，也可能是在柏林。在我初次注意到她之前她就对我了如指掌，当我站到她身旁抽烟时，她就把肩膀往前一耸，那就是说她已经开始行动了。她早就算计好了这种局面，早就知道会是这种样子，此时此刻她让我感到毛骨悚然。我提起背包挎到肩上，说：“我得下车了。”她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敏捷从帽盒里取出一支笔，把什么写到一张纸条上并塞到我手里——“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回答，没有告别就下了车，把那张纸条塞进兜里没扔掉。
这年五月天气暖和阳光明媚。我起得早，在画室里起劲干活，给费蕾娜写了数不清的信。她极少回信，但有时打电话给我讲上些事儿，我也就享受着她的嗓音还有她的无忧无虑。我住的后院椴树开花了，我和一帮土耳其半大小子踢球玩，心里思念着费蕾娜，没感到痛苦。天一黑我就出门，这座城市像是处在一种短暂的心醉神迷之中，我去喝酒跳舞，是有让我动心的女人，可我就在那时想到了费蕾娜，便独自回家。
两周后我在上衣里摸到了索尼娅的纸条。她用大大的、圆圆的数字写下她的电话号码并在下面只写了她的名字，我自言自语轻声念着——“索尼娅”，于是就给她拨了电话。她接电话的劲头就像是两周来她一直坐在电话机旁，而且是什么都不干就在等我的电话似的，我无须自报家门，她马上就知道我是谁，我们约定晚上在一家河边咖啡馆见面。
我挂上电话，没什么好后悔的，又跟费蕾娜通话，兴高采烈地朝话筒大声嚷嚷我爱她爱得发疯，她咯咯地笑着说，三周后就来柏林；接下来我开始工作，口哨吹着《野姑娘》。我傍晚出发，双手插在口袋里，没有一丁半点的激动。
索尼娅晚来了半小时，在她踏进咖啡馆时，我坐在吧台边都要上了第二杯葡萄酒。她穿着一件非常老派的红丝绒连衣裙，我有些恼火地注意到她还引起了骚动，她足蹬超高高跟鞋，迈着急速的碎步朝我走来，说着“嗨”、“对不起”。我是有那么一瞬想跟她说我觉得她太不像话来着，还有她的打扮、她的不守时、她整个人，然而她却幸灾乐祸地笑起来，爬到吧台的高脚椅上，从一只微型双肩背包里翻出她的香烟来，我一肚子火也就化为了好笑，我喝着葡萄酒，给自己卷上了支烟，同样幸灾乐祸地笑起来，开始神侃。
我聊起我的工作、我的父母、我钓鱼的嗜好，我的朋友迈克还有美国；我谈起那些在电影院里把糖纸弄得刺啦乱响的人；谈论着弗朗西斯·培根、波洛克和安塞尔姆·基弗；讲起丹麦，我后院那帮土耳其半大小子还有我母亲十年前曾有过的那个情人；大谈烹调羊羔肉和兔肉、足球和希腊；描述起基欧斯基欧斯（Kios）和雅典，描述着胡苏姆胡苏姆（Husum）的拍岸惊涛、挪威夏季的鲑鱼排卵。我好像都能把索尼娅侃得灵魂出壳，而她似乎也不去阻拦，她就那么坐在那儿，两手撑着脑袋，注视着我，烟抽得吓人，喝着唯一一杯葡萄酒。她足足四个小时在细听我讲，我确信她整个晚上一字未吐。在我精疲力竭时，我结了我们俩的账，祝她晚安，打了辆出租回家，一个梦没做酣睡了八个小时。
我很快就把索尼娅忘到了脑后，筹备起我的画展来。六月了，费蕾娜来到柏林，她把我的一堆押金瓶送回商店，食品买了无数，厨房里摆满了一束束丁香花，随时准备和我上床。我工作时她就在屋里唱歌，把我的窗户擦得干干净净，和她汉堡的朋友成小时地打电话，老是跑进我的画室给我讲点儿什么。我梳她的头发，从各种角度给她拍照，并且开始谈论起孩子和婚事来。她个头儿相当高，走在街上男人都回头看她，她身上散发着奇妙的气味，这我可是当真说的。
月底我宣布画展正式对外开放。费蕾娜去了火车站接她的朋友，我在画廊不安地来回踱步，把末尾一幅重新又挪到别的地儿，觉得心烦意乱。费蕾娜快七点时回来了，顺着我那些画打发她那帮朋友。我离开画廊，想单独待上五分钟，走到马路的另一边，就在那儿，在一栋房子的入口处站着索尼娅。直到今天我都搞不清楚她是碰巧路过还是从哪儿听到了画展的消息，她只知道我的名字，而且关于画廊的事我可是只字未提。她站在那儿，看上去怒气冲冲，那简直是一种飞扬跋扈的盛怒，接着她说了：“你说要打电话的，可就是没打，我倒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事做得不地道。”
我的确被这种厚颜无耻弄得目瞪口呆，气晕了头，乱了方寸，说：“我女朋友在这儿，我不能把我掰成两半，我不愿意。”
我们相对而立，面面相觑，我觉得她真是不识时务。她的嘴角开始发抖，我有种感觉是有什么整个出了岔子，她说：“就算这样我能进吗？”我说：“能。”转身返回画廊。
二十分钟后她进来了。这时画廊里挤满了人，她一点儿都不显眼，可我还是马上看见了她。她带着一副非常紧张的表情，同时以一种竭力表现出的高傲姿态走了进来，显得极普通又极为敏感，她在找我，我注视着她，然后朝站在吧台边上的费蕾娜望去，索尼娅紧随着我的目光马上就明白了。我对吵闹没什么好怕的，似乎也没有发生吵闹的由头，尽管如此我还是清楚吵闹是可能的，但吵闹大概还不至于发生，这我心里同样也有数。我从后面看着索尼娅如何在我的作品前来回踱步，唯一显露她自我的是，她在每幅画前都驻足半小时。我坐在椅子上，观察着她，喝了大量葡萄酒，其间费蕾娜过来说了些什么“为你感到骄傲”一类的话。我感到很是受用，然而在这一切的后面我感觉到一种我并不熟悉的惶惑不安。索尼娅没再瞧我一眼，在最后一幅画前坚持了一刻钟后断然迈向大门走了。
七月里费蕾娜回了汉堡。我没对她感到厌烦，我肯定能和她过一辈子，可她走了后，厨房里一束束丁香花枯萎了，押金瓶又堆积起来，整个画室都闪烁着、颤动着尘埃，但是我并不因为她不在身边就惦念起她。这座城市一连好几个星期都沐浴在金灿灿的阳光中，天气炎热，我一丝不挂地躺在房间木地板上，凝视着天花板，就这样消磨上好几个钟头。我没心神不定，也没神经过敏，我就是累，处在一种少见的没情绪的状态中，可能正因为如此，我还是再给索尼娅打个电话吧，我其实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没个指望，但是呢，我的上帝，时值盛夏，后院里坐着些土耳其女人在韂鹅毛，白花花的羽毛还朝着我的窗户翩翩飞舞而来；我拨了索尼娅的号码，让它响了十下二十下，她不在家，反正她就是不接电话，我试了一遍又一遍，我差不多有了去折磨她、让她难受的那么一种偏执的兴致，索尼娅避而不见。
她避开了我几乎有四个月之久，直到十一月我才收到一张她寄出来的、经画廊转来的明信片，这是一张属于某个契诃夫协会的黑白照片，背面是参加庆祝聚会的请帖。
我把鞋擦得锃亮，许久都在犹豫着是穿皮夹克还是大衣，最后选了皮夹克，将近半夜时出了门，我有点发毛，因为知道这个聚会上我大概谁都不认识。我在索尼娅那时住的工业区瞎跑了好长时间，她住的那栋房子位于一台报废车辆冲压机和一家紧挨施普雷河的工厂之间，是栋出租用的灰色老房子，四层灯火通明的窗户下边一片漆黑。我跌跌撞撞地爬上楼梯，走廊灯坏了，我恍惚迷离于那愚不可及的浪笑声和油然生起的恼怒之间，突然觉得这一切叫人讨厌，但毕竟还是来到了上面。房门开着，有人把我领进走廊，那儿站着索尼娅，她倚墙而立，已是微醺模样，她一脸充满必胜信心的表情含笑注视着我，我也第一次觉得她挺漂亮的。她身旁站着一个身穿海藻绿加长连衣裙、一头红发多得都令人难以置信的小个子女人，索尼娅指指我说：“就是他。”
她请了约五十来个人，我肯定她与极少几个真的是朋友，但这已是众多来宾、外貌和个性的大杂烩，使得这栋施普雷河边上的租赁老房似乎在什么时候摆脱了现实，这种感受其实于我是陌生的，然而有时候——少之又少——是有些聚会让人难忘，而索尼娅的聚会就是这个样儿的。三四间几乎是空荡荡的房间烛光闪闪，什么地方还在唱着汤姆·韦茨的歌儿，我根本就没醉，可一切的一切却都——模糊不清起来。我进厨房拿了杯葡萄酒，接下来到索尼娅的各个房间去溜达，与大量稀奇古怪的人进行了大量稀奇古怪的交谈。索尼娅像是无处不在，不管我在哪儿，她都站在房间的另一头，也可能是我总待在她待的地方。她请来了一大帮崇拜者，至少她老是被不断变换的一群小青年簇拥着，而她大多数情况下都有那个红发女郎陪伴左右。索尼娅一杯一杯喝着斟得满满登登的伏特加，手不离烟；我俩都在与那些人闲聊，同时穿越房间在查看着对方。我相信，我们彼此都没说上一句话，这没必要，她像是觉得我人在那儿就挺好的了，能在她住所里四下走动、让她关注着我也让我很舒服。
也不知什么时候我看见她和一个古怪笨拙的大块头男人站在了房门口，她依偎着他，我感到胃部微微一阵痉挛，大概半小时后她走了，干脆就销声匿迹了。
窗前的烛光变得朦胧起来，我跑遍各个房间试图找到她，可她已经不在那儿了，小个子红发女人朝我走来，她的微笑与索尼娅几小时前的微笑如出一辙，充满必胜的信心，她说：
“她走了，她总是在快结束时先走。”那我也就干了我的葡萄酒，穿上皮夹克同样走人。我想，我是巴望她在楼下等我来着，我还感到有点儿冷，两手揣在衣兜里，可毫无疑问她没在等。施普雷河这时在晨曦中就像是钢铁一样，我顺着街道踉踉跄跄地走着，天冷极了，我现在都还清楚地记得我那时可真是怒气冲天。
打那以后我差不多每天夜里都见索尼娅。我又开始早起，喝上两壶茶，冲个凉水澡，开始干活儿，快中午时睡上一小时，起来后喝咖啡、看报，接着干。我同时处在一种对景物和色彩既狂热又清醒的亢奋之中；有种此前脑袋从来没有这么好使过的感觉。索尼娅晚上很晚才来，有时候她困得趴在我的餐桌上睡着了，可她总来，看上去总是那么的坚韧不拔。我给我俩做饭，我们一块儿喝上瓶葡萄酒，我收拾整理画室，而她穿着袜子蹑手蹑脚就跟在我身后。
我还真不清楚这档子事儿，即我让她进入我的住所和我的画室、她可以坐在我的餐桌边儿上还可以坐在我的众多笔记当中、我当着她的面洗印照片并勾勒些小幅素描，这些对索尼娅而言是种恩赐。她以她的方式诚挚有加地对待我，以一种几近宗教仪式般的虔诚踏进画室，以博物馆参观者所有的那份虔敬在我的作品前驻足，而她以一种像是受到接见的劲头坐到我的餐桌旁。她没妨碍到我，那是因为我其实当时还没意识到这一切；她没惹我烦，那是因为她太倔、太韧了点儿，我没发觉索尼娅这期间在我的生活中正挂上了钩、套紧了扣。对我来说她在这些夜晚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疲惫不堪的、对某种东西走火入魔的姑娘；一个以她不同寻常的方式陪伴着我的姑娘；一个坐在我身边仔细听着我的话，使我有了种装腔作势虚荣感的姑娘。
索尼娅从不发话，几乎是从不开口。直到现在我对她的家庭、她的童年、她的出生地、她的朋友都一无所知；对她靠什么活、是否挣钱，或者是否有人养着她，她是否有职业上的打算，想要去哪儿、想干点儿什么都全然不知。有时她提起的唯一一个人就是那个我在她的聚会上见过的小个子红发女人，此外她没提到过任何人，更没有提到过男人，尽管我肯定这不在少数。
这些夜晚都是我在滔滔不绝，我就像是在自说自话，索尼娅倾听着，我们经常沉默不语，但这同样叫人惬意。我喜欢她对某些东西表现出来的兴奋和激情：对一场初雪，她就像个孩子一样不能自制；对一首巴赫的管风琴协奏曲，她在我的唱机上一遍又一遍从头重放；对土耳其式饭后咖啡；对每天清晨六点钟开出的地铁；对入夜观察我后院里那灯火通明的窗户里面的种种场景。她从我的厨房顺手牵羊拿上些像核桃、粉笔和自制卷烟这样一些小东西，并且像圣物一样收藏在她的大衣兜里。差不多每天晚上她都带些书来放到我桌上，孜孜筞筞地恳求我读这些书，我从不去读，而且拒绝她一再提出的谈论这些书的要求。每次她坐着睡着时，我会让她睡上一刻钟，然后以一名学校老师所保持的距离叫醒她，我换上衣服，然后我们出门，索尼娅紧紧抓着我的胳膊，被院子里面新下的雪上我们踩出的独一无二的脚印吸引住了。
我们从一家通宵营业的酒吧移至下一家，喝着威士忌和伏特加，有时索尼娅从我这边离开，坐到吧台边儿另外一个位置上，还装出一副与我萍水相逢的模样，直到我笑着把她叫回来才算完。她老受人纠缠，可总能脱身而且是以骄傲的神色又坐到我身边来，这于我完全是无所谓的事儿，由于她身上不同寻常的魅力我倒颇有点扬扬得意，我差不多是以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观察起她来。有时候，我在想，我倒是乐于见到她和这帮追求者中的一个溜之大吉，可她就待在我跟前，如此之久，直到户外熹微，我们眯起眼迎着朦朦胧胧的、一缕一缕的晨曦离开酒吧为止。我带她去汽车站等到车来，她上车，看上去微微发抖，还有些伤心，我挥了挥手就走了，满脑子又都是我的照片。
现在想来这些夜晚我确实幸福。我知道过去总是带有美好的色彩，回忆令人欣慰，可能这些夜晚也不过就是理智清醒加上玩世不恭式的轻松愉快罢了，可现在这些夜晚让我觉得是如此重要、如此难以挽回，以致让我感到痛心疾首。
这期间费蕾娜在旅游，她走遍希腊、西班牙、摩洛哥，寄来有棕榈海滩和骑骆驼的阿拉伯人的明信片，有时候还给我打电话。每当索尼娅碰巧在场时，她便起身离开房间；而每每在我发出叮当乱响声和挪椅子声好让她知道通话结束时，她才再度进来。费蕾娜对着听筒大喊，电话线路通常很差，一阵海浪涌一阵风声急的，就像是这么回事，而我得以借此替我突如其来的语塞打圆场。我没把费蕾娜忘到脑后，我想她，给她汉堡住所寄信寄照片，满心欢喜她打来电话。索尼娅和这一切毫不相干，要是有人来问我是否爱上了她，那我会感到吃惊不小，并且肯定会答上个——“不”字。尽管如此费蕾娜还是断定发生了些变化，她朝电话里叫嚷，说我跟她已无话可说，她要知道我和别的女人骗了她多少回，我不得不笑，她摔了电话。
一月份寄来了一张发自阿加迪尔的明信片，上面告诉我三月底她要来——我开春来，她写道，然后待上段时间。我把明信片放到餐桌上，一直等到索尼娅看到它。我知道她老是不由自主地、并非过分好奇地翻看我写字台上的卡片和纸条。这天晚上我从门后留神看她，她倚门而立，观赏着一张照片，拿我那些粉笔乱涂乱画，卷上支烟，接着就看见那张正面印有燃放焰火的明信片，她读着，把明信片拿在手中；默默站着，然后朝我转过身，就好像她知道我在那儿站着观察着她似的。
“嗯。”我发话了，她什么都没说，简直就是在死盯着我看，我感觉到某种几乎像是恐惧般的东西。我们一同出门，一切都弄拧了，我有种亏欠感且又愤愤不平，有种必须给她把我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东西加以解释的感觉。这一夜她第一次睡在我这儿，我还从来没有亲吻过她、从来没有碰过她，夜里我们手挽手走在街上，也就不过如此而已。在我洗澡时她穿上我的一件衬衣，我回房时她已蜷伏在我的床上，牙齿还在格格打颤。天非常冷，我躺到她身边，我们背靠背地躺着，唯有我们冰冷的脚掌确实还轻轻碰了碰。索尼娅道了声“晚安”，她的声音柔和微弱，我感到受人关心，并不真切地有了些感动。我一点儿都没激动，压根儿就没想现在就和她同床共枕，然而，在从她安详而均匀的呼吸声中发觉她已经入睡时，我还是感到受了伤害，我好久躺着没睡，被窝里暖和起来，我非常谨慎地用我的脚去蹭她的脚。我还知道睡了她、抚摩她的乳房那简直无异于乱伦，我在考虑亲吻了索尼娅该会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也进入了梦乡。
早上她走了，餐桌上放着一张撕下来的写着问候语的小纸条，我回到床上，穿上那件她在夜里穿过的衬衣。
她就这么又消失了。第二天晚上她没来，第三天也没有，我等了三个晚上，然后再度给她打电话，她就是不接，或者确实是不在家。我开始白天满城转悠，徒劳地坐在她有时提起过的那些咖啡馆里，成小时地站在施普雷河边那幢出租老房子前；她还是无影无踪。她窗户上没亮过一次灯，可门上写的还是她的名字，我有时为检查她是否回来过而放到门框下面的那张纸总是移动了位置，她是以她的方式躲避着我。到了三月，我对这种寻寻觅觅感到了厌倦，开始准备费蕾娜的到来。
我收拾起屋子，想清除掉索尼娅到访的痕迹，可实际上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痕迹可言，三个月与疲顿不堪的、着了魔似的、不起眼的索尼娅在一起空落落的什么都没留下，我徒劳地搜寻着，在生自己的气，破天荒第一次给我的朋友迈克打电话，我们去打台球喝啤酒，和好些个女的跳舞，一星期下来横扫全城所有酒吧，偶尔我试着讲上点索尼娅的二三事，接着就哑了——我到底该讲什么呢，这连我自己都没个谱儿。
三月底房顶上的残雪融化了，楼燕返回故里。我给土耳其半大小子们送了只新足球，还给自个儿剪短了头，我在等待着什么，一个晚上费蕾娜突然站在了门前，我也就此死了心。我心静如水，每天晚上挨着费蕾娜睡着，每天早上挨着她睡醒，我把她的头发编成辫子，送她一台加压浓咖啡机，她像是要待上一段时间，我也没问她多久。我干活儿，她满城逛，晚上我们去看电影，泡在河边的小咖啡馆里。费蕾娜把她的衣物挂到我的柜子里，开始在街口一家酒吧干活儿；每当响起电话铃声，她都去接。迈克说她差不多是他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姑娘了，我同意他说的话。一天一天的日子有了自身的固定节奏，我感觉良好，或许是高兴，肯定是非常平静。院子里椴树花开始绽放，夏季第一拨雷雨穿城而过，天变得炎热起来。只有很少的几次我有了走在街上被人紧紧跟随的感觉，我转过身，后边空无一人，然而这种刺激的感觉就是挥之不去。有些瞬间，我在渴望着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甚了了，可能是件非比寻常的事，是某一类引起轰动的大事，是某种变故，然而这种渴望就像它出现时那样又迅速消失了。
七月里的一个上午我们骑车去施普雷河边上的露天游泳场，费蕾娜付了两人的钱，说是她喜欢水都喜欢得要发狂了，在我前面光着脚跑到躺满人的草地上去找空地儿，在一棵桦树稀稀落落的荫蔽下凯旋般地立定，铺开她的浴巾，坐到上面。紧挨着她坐着索尼娅。
我的心狂跳了有荒唐透顶的片刻工夫，霎时间我觉得这种狂跳肯定就是渴望中的变故，就是那种节奏中打的磕绊。我站着不动，从费蕾娜转到索尼娅身上呆呆望着，索尼娅从她正在读的书上抬起眼来，看着我，然后看着费蕾娜。
我说：“费蕾娜，我不想坐在这儿。”一边盯着索尼娅那张像是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撕裂开了的脸，她留了长发，蓝色泳装，棕色皮肤显得很是单薄，所有这些叫我极度抱歉；费蕾娜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这儿是游泳场能有的最好位置。”她像是什么都没察觉出来，我感觉到我的头在颤抖。索尼娅非常缓慢地站起身来，梦游人似的套了件红色连衣裙转身走开，费蕾娜还在念叨着什么，我听不懂她都说些什么，只是从她的声调中听不出丝毫怀疑的劲头来，于是我把我的包撂到她的包旁边，径直跟在索尼娅后面，在露天游泳场的出口处我追上了她，她迅速地、直挺挺地走着，从后边看就像是一根红色小短棍。我差不多是在飞奔，后来赶到她身边并抓住了她的胳膊，她的皮肤被太阳烤得滚烫，她把她那张极其严厉的脸转向我，说：“我们想见一面，对不对？”
她嗓音的语调与她当时在火车站说过的那句“叫我等着”如出一辙，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白痴一样完全乱了套，于是我说：“对。”她说：“这不就结了。”她脱开身，穿过大门走到街上，我在她身后看着，直到再也看不见她人影为止，后来我回到仰面平躺、晒着太阳、一无所知的费蕾娜身边。索尼娅在那儿坐过的青草都被压得七零八落，我呆呆地看着她留下来的两三支烟蒂，克制着失控的情绪。
我可没非得把费蕾娜打发走不可——这我可万万做不出来，我倒是可以偷偷去会索尼娅的呀——她是自己要走的。她宣称不想在我工作期间来打扰我，不论那会是个什么样子。她收拾起行李，酒吧那边辞了职，坐车回汉堡了。我觉得她有那么一阵子挺嫌恶我的，想看清楚弄明白我是爱她的，这种可靠性她拿到手了，于是就走了。我送她到火车站，感到浑身散了架似的，并且还少有地伤感，我说：“费蕾娜，随便什么时候。”她笑了笑说：“行。”
这个夏天是索尼娅的夏天。我们乘车出城去一个个湖上划船，我挥桨把索尼娅划过波平如镜、绿如芦苇的水面，直到双臂酸疼才歇手。晚上我们在乡村小店吃饭——火腿拼盘和啤酒——索尼娅的面颊红润起来，头发光鲜得像是照着太阳。我们乘火车回家，抱着所有索尼娅采集来的一束束野花。我很少工作，研究起周边地图来，想到所有图上出现的湖泊中去游泳。索尼娅总是背着塞满了书的背包，给我朗读，还一首一首地朗诵着诗歌。晚上很热，我们数着身上被蚊子叮的包，我还教她用草茎吹哨。夏天是由晴朗的、蓝色的一天又一天构成的镣铐，我钻了进去，并没有惊慌失措。我们在索尼娅的住所度过了许许多多的夜晚，从高大的窗户可以看见施普雷河，我们没睡在一起，没相拥亲吻，几乎都不碰对方一下，其实从来就没有过。我说：“你的床是条船。”索尼娅并不答话——老是那样——可她整个夏天就像个个头不高的优胜者。
七月底，我们坐在利贝克一个空荡荡的小火车站，等着夜车回城，索尼娅开口说了句：
“有那么一天你会跟我结婚。”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打死我手腕上的一只蚊子；天空略显红色，森林上方笼罩着一层蓝蓝的云翳。我说：“什么来着？”索尼娅说：
“是的，结婚，以后我们还会生儿育女，一切都会顺起来。”
我觉得她傻得叫人难以置信，觉得她又可笑又痴呆，恰恰是和索尼娅结婚并且和她生儿育女让我感到荒唐透顶的了，我说：
“索尼娅，这可真好笑，恰恰是你应该清楚这一点，我们该怎么办这事——要孩子？我们连一次都还没在一起睡过呢。”
索尼娅站了起来，点了一支烟，踢着小石子，两臂抱在胸前：“那好，就为这个目的我们马上就去办这事，就只为这个目的，这行，我清楚。”
我也站起来，有股子必须把个懵懂小儿调教得明白事理的情绪：“你整个一个神志不清，索尼娅，说这种蠢话是什么意思——一切都会顺起来？这叫什么？一切都顺着呢，所以我们不结婚。”
铁轨开始震颤，一声尖厉的呼啸在空中回荡，远方深处冒出一列火车。索尼娅左脚跺着地，把烟扔掉，不管不顾地迈步朝铁轨走去。她从站台上跳下，在砾石上跌跌撞撞地走着，最后叉开两腿站到轨道上。火车越来越近，我又坐了下来，索尼娅暴怒地吼着：“跟我结婚，结还是不结？”我不得已笑了，回了一嗓子：“最亲爱的索尼娅！结！我娶你，随你什么时候都行！”索尼娅也笑了，火车飞驰而来，空气中有股金属味道，我嘟囔着她的名字，极度虚弱惊慌，紧接着她从铁轨跳到站台上，火车隆隆驶过，然而她却说了句：
“我现在还不想，你知道。但以后会。我以后真会的。”
秋天我们见得比较少，后来她离开了一段时间。一天早上，她都穿上了冬天的大衣，站在我的门前说：“亲爱的，我得出远门，还想来杯茶。”
我叫她进屋，坐上水，她满屋到处走，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我问她去哪儿，她说她得工作，去上一个月，过后就回；她显然跟往常一样什么也不愿讲，我们一声不吭地喝茶，后来她站起来，牵着手把我拉起来拥抱了我。
我紧紧搂着她，确实抵御不住她的真诚。她说：“多保重。”然后走了。
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害怕而发生。我觉得我怕索尼娅，害怕突然之间迫在眉睫的那种和一个古怪的小个子女人一起生活的可能性，这女人不说话，不跟我睡觉，通常死盯着我看，大大的眼睛，对她我几乎一无所知，而我确实又爱着她，说到底还确实是这回事儿。
我有一种没索尼娅就不想活了的感觉，我觉得她对我而言出乎意料地必不可少，我因她不在身边而惦念她，担心她从此不归；然而同时除了让她永远滞留在外我又别无所求。
这个月刚过，我收拾起个小箱子去了汉堡，向大感意外的费蕾娜上气不接下气地求婚，她接受了求婚，我待了有三周时间，和她一起到我父母亲那儿并且宣布来年三月份举行婚礼。费蕾娜预定了前往圣菲圣菲的结婚旅行，把我介绍给她那位可怕的母亲，还告诉我她可不改用我的姓。对我来说一切都无关紧要，我感觉自己就像个溺水者，但同样也是极度轻松，有种在最后关头摆脱掉了一个难以估量的危险的感觉，我以为我得救了、处在安全之中。我们就日后居住地点稍微争执了一番，费蕾娜希望我搬到汉堡，我说，不管结不结婚，就我而言大可一切照旧，后来我就回柏林了。
我信箱里没有邮件，画室内的画像以往那样落满了灰尘，几扇窗户都长上了蜘蛛网。没有索尼娅的消息，我主宰着局面，防止了最坏的情况发生，现在我要亲切友好点，是带着那种息事宁人劲儿的。我骑车去她住的房子，浑身是劲地踩着脚镫子。我冲上楼梯，还吹着口哨。她人在家，心不在焉但显然又是在期待着谁那样给我开门，然后微微一笑，说：“你挺好的，是吗？”
我们坐进一间跟别的屋同样几乎是空荡荡的大房间里，索尼娅紧挨写字台，我坐在靠窗的沙发椅上，外面的施普雷河已全都变成了褐色，海鸥在那台报废汽车冲压机的上空飞翔。索尼娅没问我都去过哪儿，对她出门也只字不提。她笔直地坐在桌子边儿，看上去有点忧心忡忡的样子，几乎是着了魔似的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我从容自若地大谈天气、我在冬天的种种计划和在国家画廊新的艺术展；我觉得自己底气十足。索尼娅提到她要在今年十一月再办一次聚会，我说我很乐意来，她僵硬地笑了笑。“你和我一起去吗，在春天？”她突然问道，而我呢，那个整段时间几乎是以充满期待的喜悦心情在等待着终于能说这事的我呢，把事先都准备好的话表达了出来，响亮地、明确地、字正腔圆地，而且特别彬彬有礼地说：“这不行，我要跟费蕾娜结婚，就在三月。”
这一来她就轰我走。她站起来，伸直的胳膊指着房门，接下去她说：“出去。”
我说：“索尼娅，别这样，什么意思？”但她却重复着：“出去。”并没变脸，我笑了起来，不能肯定她是不是动真格的，接下来她就吼上了：“出去！”是用我从她那儿压根还从来没听到过的一种嗓音，我不安地站起来，弄不清楚我到底在期待着什么，我根本就不想走，我想看她失去控制，看她呼天抢地，喊个没完，可能还会来打我什么的。
然而索尼娅又坐了下来，转身背对我静静地坐着。我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撑着站在那儿，悄无声息，那条河的褐色真叫人受不了，我喘着，什么事都没发生，后来我走了，关上身后的门，偷偷听了听——什么也没有，没有爆发，没有压抑的哭泣，索尼娅没有叫回我。
我骑车回家，非常缓慢，我是——吃惊不小。我思忖着，肯定会跟以前那样，会那样继续下去的，反正会的。
索尼娅没有露面，对此我至少是意料到了。这是一种表演，我熟悉这些套路，我等了有一个礼拜，然后给她打电话，明摆着她就是不接。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接下来再一封，然后是第三封，净是些平淡乏味的瞎扯和无可奈何的道歉，她当然没回，我平心静气，我深谙此道，我想：“给她点时间吧。”
我一周定期给她打三次电话，让电话响上十声再挂上。我干活儿，和费蕾娜通电话，同迈克出门寻开心，拨索尼娅的电话号码，这就像是刷牙或者每天早上往信箱里看一样。我感到挺开心的，并对索尼娅还真是心悦诚服，对那种她避开我的韧劲感到心悦诚服；我只是想，该到结束的时候了。我很想见到她，天冷了，下了第一场雪，我回忆起去年的冬天，回忆起她在我这儿坐过的夜晚，我想重拾这一切。
我心想着：“别老那样，索尼娅，去接电话吧，让我们去散步吧，我焐着你的手，一切照旧。”
然而十二月初我信箱里放着我寄给索尼娅的最后一封信，我困惑不解地端详着自己的笔迹，拿不定主意该对此作何解释，直到在背面发现“收信人已迁出，地址不详”的图章才算搞明白。我不解地站在门厅过道上，天很冷，我觉得浑身冰凉，把信放回信箱，蹬上自行车，在雪地上左右摇晃着，沿河边往工业区骑去，我骑得很慢很小心，什么都不去想。在索尼娅的房前把车子锁在一根路灯柱上，目光朝上停留在那几扇模糊昏暗的窗户上，没有窗帘，没有灯光，但这还说明不了什么。我推开大门，门嘎吱嘎吱直响，走廊里弥漫着潮湿和煤灰味儿，我总有种索尼娅在这儿完全是孑然一身的感觉，我猜想这栋房子现在是彻底的人去楼空了。尽管如此我还是爬上楼梯，三层的楼梯栏杆都断掉了，楼梯发出叫人心惊肉跳的喀嚓声。我想到了那次聚会，想到了人声鼎沸的嘈杂声、音乐声，想到了身穿海藻绿裙子、矮个儿红发女人身边的索尼娅。她门边的姓名牌已拆掉，我揿门铃，悄然无声，我从锁孔往她屋里进深很长的、刷了白的空荡荡走廊上窥探，明白了她已离开。
我肯定那栋房子不久就要被拆掉。已是二月，我不停往炉子里添煤，但就是暖和不起来，我再也没见到过索尼娅，也没听到过她的任何消息。院子里的椴树枝桠敲打着我的窗户，是给土耳其那帮半大小子们买新球的时候了。我等着什么时候碰见那个矮个儿红发女人，好问她索尼娅现在人在哪儿，情况怎样。有时候走在街上我感觉有人在我身后紧跟不舍，于是我转过身，但又没人，可这种刺激感如影随形，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