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没有恨。自己现在差不多已能肯定这点了。我为祖国战斗得太久了，以至于连自己的老婆都丢了，让她跟了另外一个男人，一个瘸子。那是因为虽然我还活着，但不在她身边，对她来说我就已经是个死人了。大概让我还有些愤愤不平的是，这个男人的残疾是天生的，而不是打仗受伤造成的。现在甚至连这一点都无关紧要了。我的祖国是以灭亡告终的，而且我也不在那儿住了，我偶尔从报纸上了解到越南统一后的生活状况，肯定那两个人仍在那里遭罪。实际上这对我来说也无所谓了。这样谈论他俩，甚至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但让人更加费解的是，我先提起他俩，然后才讲另一个男人的故事，一个遭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复杂情感折磨的男人。正是这个饱受折磨的男人让我有时觉得自己还能盘着腿，摆出一种平静的姿态，甘愿接受所有一切，甚至包括人们所说的那个苦自人欲的道理。
我所恨的可能还有其他人。但我的确为过去的敌人感到难过，也为我们国家的敌人感到难过。我现在住在路易斯安那州格雷特纳市的玛丽·波萍南街上。正因为我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我在住在西岸的那些越南移民中颇有影响力。我们都是来自南越的移民。假如你走过一座桥，进入新奥尔良，沿着州际公路向北走，然后再转向一条以一位厨师命名的高速公路，就会来到一个叫凡尔赛的地方。在那里你还会发现来自北越的人。他们都是凡尔赛的天主教徒。但我是佛教徒。下面这些事是一位来自越南共和国福绥省的越共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告诉我的。
那时，我正在土山附近的兵营里给澳大利亚人当翻译。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不同体现在搭帐篷的方法上。美国人是先清理出一块地，砍去那里的植物，把地犁一遍，弄平整，围上带刺的铁丝网，最后在网上挂上铁皮酒罐。澳大利亚人则直接原地搭帐篷，从不砍树，然后住进铺上木地板的帐篷里。他们把帐篷支在树荫下。每当你清晨醒来，就能听到头上的鸟叫声。这情景常常让我想起自己的家乡。我住的村子离这里很远，而且在内地，靠近波来古。那时妻子还属于我。我躺在树荫下的帐篷里常常想起她。可是，每当我走进兵营餐厅就餐，面对着鸡蛋、咖喱香肠和菜豆时，就没那个心情了。
澳大利亚人的帐篷搭得不错，可我实在搞不懂他们的吃法，特别是早餐。就在那天早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宕文塔。我从餐厅对面望着他，只见他呆坐着，两只眼瞪着盛满饭菜的盘子。他身旁一边坐着指挥官，一边坐着值日官，看得出他是个重要人物，因此我又仔细端详了一下。塔哥皮肤黝黑，穿着一件蓝绿格的运动衫，和我一样是农民出身，他有可能被视为西贡大街上任何一个蹬三轮的普通人，或头顿市大街上叫嚷着讨要车费的车夫。可当时我一眼就知道他的身份不是平民百姓。
他的头发被头顶上的电扇吹得乱七八糟，发型是典型越共战地理发员的作品，除此以外，身上还有某些别的东西能披露他的身份。他坐在几乎比他高一头的两位澳大利亚军官中间，身体微微缩着，但看起来似乎很高大。我们村里人都迷信鬼神，而且很多越南人都信鬼。有时鬼会变成人的模样，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每当想起与鬼相遇的情形，你就会感到身边有一个庞然大物，好像黑夜里撞上了大山，你看不见它，但知道它就在眼前。我第一次看见塔哥时，就有这种感觉。倒不是我觉得他是个鬼。当我看他两眼盯着咖喱香肠发呆时，马上知道他比自身要高大得多。
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好像有人从左侧过来坐下，但因塔哥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所以我没马上觉察出是谁。我耳旁有人大声说了一句悄悄话：“嘿，伙计，你会有机会和他打交道的。”我转过身来，原来是情报官汤森德上尉。他的八字胡抹了油，捻出两个细细的胡子尖，胡子尖一颤一颤的，和平时他审问犯人时听到令他感兴趣的东西时一个样。现在正是这位塔哥又令他的胡子尖颤抖起来了。汤森德把目光从我这儿移到了餐厅对面，我的眼睛也跟着转了过去。又有一位越南人，一位共和军少校，端着盘子走了过来，指挥官立即溜到一边，让新来的少校坐在塔哥旁边。少校和塔哥搭讪了几句，塔先生好像在应酬着，接着少校又和指挥官聊了几句。
汤森德介绍说：“这是我们新来的丛林侦察兵，坐在那边的少校吃过早饭后会先回师部，我们俩再和他谈谈。”
我早已听说要来一位新侦察兵，但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和部队在外边封锁偷袭路线，所以我对这个人并未多加留意。汤森德队长摸索着在找什么东西，于是我瞟了他一眼。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念着上面的名字，但声调全错了，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于是我一把抓过他手里的纸条，念出了塔哥的名字。汤森德说：“他们告诉我，这是个真正机警的小王八蛋。一位越共政委，当过工兵，有头脑，是个杀手，但愿他投诚是真的。”
我抬起头来，见那位共和军少校仍在一个人滔滔不绝。他身穿的工作服浆洗得硬邦邦的，甚至自己都能立起来，他的头发被精心梳理出一个发型，让头发高高耸起在额头上，然后向后背过去，如同你在西贡常见的那种老式的、带有漂亮标志的卧车的保险杠。塔哥靠在椅子上，望着这位喋喋不休的少校。如果我是少校的话，会非常紧张，因为他身边的这个人有如山的身影，有鬼一样凝视的眼神。这眼神是五十年前被祖父欺骗过，或被戴上绿帽子，或被杀害又回来索命的那种鬼魂的眼神。
第二天，汤森德上尉把塔哥的档案摔到我办公桌中间。桌上当时正摊放着十几张照片，上面是从各种角度拍摄的昨天被澳大利亚巡逻兵打死的两个砍柴人。这两个人闯入了禁区，逃跑时被击毙了。照片是两个人被抬到马车后拍摄的。他们两臂张开，两腿弯曲，两个后脚跟碰到一起好像要跳起来一样。摔下来的塔哥档案把照片打落了一地。汤森德说道：“伙计，马上把这个看一下，一小时后我们把他带过来。”
那时我们政府有个计划，允许接受像塔哥这样长期顽固不化但后来又欣然变节的越共分子。这个计划原有个非常古板的越南名称，但后来被称为“投诚”计划。一小时后，塔哥跟着汤森德从门口进来，一进来就占满了整个屋子的空间。他仅瞟了我一眼，便知道了他想了解我的一切，同时看透了我们欢迎他的想法，如同我们把胸腔和心脏都暴露给他。这真让我有些胆寒。在我们村里，如果鬼想要你，就能直入你的胸膛，不仅掏出你的心，还能掏出你的魂，所以你一看见鬼就必须赶紧逃。
我从档案里了解到塔哥的一些事情，但不知道他将如何解释我所了解的这些情况，也就是有关他的经历和那件可怕的事情。正是那件事促使他背叛了自己所奋斗的事业。汤森德先通过我盘问了塔哥一小时。尽管档案里对这些早已有了答案，但他还是问了一个情报官该问的问题。从师部审问中得知，塔哥提供了所有我们防区内越共部队的位置、火力配置，及村里地下干部名单等情报。尽管如此，塔哥仍耐心地重复着他的回答，一根又一根地抽着切斯菲尔德牌香烟，小心翼翼地不让烟灰掉到地上。他的眼睛从不正视我们俩，只是偶尔迅速地瞟一眼我们的手，好像预料到我们会突然举起枪似的。这时他在我眼里好像变渺小了，虽然仍很机警，杀人仍那么熟练，但已变成一个平常人了。
汤森德上尉审问完毕后，冲我点了一下头，按照我们事先安排好的步骤，退出审问，由我和塔哥闲聊。汤森德觉得塔哥与自己同胞一对一的交谈可能会放松些。但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我当时只对这个人感兴趣，感兴趣的理由和汤森德不一样。我并不关心上司想要的战术情报，甚至他还没离开审讯室，我就打算把这些搁在一边了。我并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他已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
这位澳大利亚人刚一离开，塔哥便第一次仰起脸，朝着天花板吐了一口烟。这让我有些毛骨悚然，好像他一直猫着腰埋伏在丛林，此时突然跳出来一样。他根本不看我，而是望着腾起的烟雾，等待着，脸上镇定自若。我终于感到我的声音不会再颤抖了，便说：“我们来自同一地区。我也是从波来古省来的。”档案里说，塔哥来自昆嵩省，就在波来古省的北边，与老挝和柬埔寨接壤。他微微低下头，仍一句话不说。他两眼直视前方，慢吞吞地又使劲吸了一口烟，而且是深深地吸了一口，因为烟吸进去时，烟头上的灰明显变长，增长了一倍。
我从档案里了解到他所忍受的悲痛，但我想让他在我面前表现出来并说出来。我知道自己应该拐弯抹角地和他谈，至少暂时应该先如此。但我只想到了一个笨法子，让我羞愧的是，我只用了这个笨法子。我说：“你那边还有家属吗？”
这时他转过脸来对着我，吓得我屏住了呼吸。我沉思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对他的最初印象是正确的。他就是个鬼，现在要把我带走了。我觉得自己没气了，活不过来了。然而，他并没有消失。他两眼盯着我，然后又把目光落到桌上的档案，好像在说，我问的是已知道的东西。他曾被派到福绥省给那里的村民做思想动员。根据我们的情报，他善于向柴夫、渔夫和农夫这样普通老百姓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而且在这方面是个专家。那时越共在崑藳省改变了以往策略，并在三个月前惩罚了一个村以杀一儆百，因为那里的村干部喜欢上了美国消费品并为得到这些消费品而出卖情报。这一回惩罚得很严厉，没来得及跑的村民都被杀了。塔哥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一心以为能平安无事，觉得肯定有人知道他们是谁的家属，所以留了下来，但也被越共杀了，塔哥从此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他的目光仍停留在档案上。我终于缓过神来对他说：“是的，我知道。”
他又一次把目光移开，盯着自己的烟卷，望着还没被吸进去的烟圈。我说：“不仅仅是那一次的缘故吧？我认为你是有信仰的人。”
“我仍然是。”他说，然后看着我，淡淡一笑，但那只是暗笑，仿佛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他的确知道。他说：“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和我在你们师部交代的东西是一样的。我相信一个关心所有人利益并让穷人利益先于富人的政府。我相信只有保持个人品行纯洁性才能使这些成为可能。我最终相信北越人想建立的政府不能被它的服务对象所控制。”
“那么，你觉得和你现在一起战斗的同志们怎么样？”我问道。
他慢悠悠地吸完最后一口烟，然后向前探着身子，把烟头掐灭在我桌角的烟灰缸里，又回到座位上，双手叠放在腿上，目无表情，嘴角向下撇着，显得平静而严肃。“我理解他们。”他说：“也理解美国人。我学过美国历史。他们的信仰也不错。”
我承认，自己当时第一个冲动就是想要挑战他。这个人在脱离越共前，对西方民主史一无所知。正因为越共杀了他的妻子儿女，他才想要干掉他们。但我知道，他说的也是真的。他是个有信仰的人。我看得出他有佛教家庭背景。越共打动不了天主教徒，但能向佛教徒寻求同情，让不信神秘主义的佛教徒欣然接受他们的思想。共产党人有充分的正确理念，良好的意愿，讲得也条条是道。佛教第二戒，情欲乃陷阱也。共产党人对佛教这一戒是严格遵守的，是名副其实的生活作风严谨的人。如果一个越共屋里挂张美人照被他的上司逮着了，哪怕只是张泳装照，也会惹上大麻烦。
这就是塔哥所谓的个人品行纯洁性。我逐渐明白他的话后，对此有点嗤之以鼻。我再仔细琢磨，觉得品行不端正是我的缺点，虽然有时并不把它视为缺点，但自己绝不是个多么好的佛教徒。我现在住在美国，这儿的生活方式和母亲、祖母教导我的完全不一样。塔哥在这一点上未免显得有些太理所当然了。想到这里我不再胆怯。他不过是个生活作风严谨的共产党人而已。我很难想象出他是怎么有的孩子。我无耻地问道：“你想和你老婆在一起，是吗？”我差点儿说出口的是：“你想和你老婆做爱吗？”面对这个不久前还是我们国家的仇敌，现在仍坦然保持信仰的人，我还不至于那么没同情心吧。
如往常一样，审问时我会经常变换话题，但心里明白，我是永远得不到真正想要的答案的。话刚一出口，我的脸从下巴往上羞得通红。而当我有所察觉时，才感到自己还有点羞耻感。我猜正是这种突然的发问方式和这个出乎意料的问题让他有点措手不及。其实这是审问中惯用的伎俩。这时塔哥放在大腿上的手微微抬了起来。我知道这双手表明他想起了她。但那个动作转瞬即逝，他那双手也只是稍稍抬起了一下。我敢肯定，当时他的手掌，他的指尖，都被抚摸过她的记忆弄懵了。最后那双手又放回到大腿上，只听他低声说：“我当然想她了。”
我没再提问了。他走后，我放在办公桌上的手也开始不安，抬了起来，接着又藏在大腿中间，让温柔的回忆弄得滚烫。我也有过妻子。我不得已离开了她，而没多久，她便不再是我老婆了。我明白，塔哥不是鬼，而是个普通人，他爱自己的妻子，对她有爱欲，就像我爱我妻子，想和她在一起一样，只不过他的爱欲限制在保持个人品行纯洁范围之内。他也是个男人嘛。从那以后，我只想避开他。反正步兵们有自己的翻译，用不着我再和塔哥打交道。这正合我的心意。
但相隔还不到一星期，我又见到了塔哥。那是一个星期天。一清早，就在我们东面的龙龛山上发生了一场遭遇战。一开始是轻武器的枪声响了几分钟，接着是一阵刚冲入战场的眼镜蛇部队发出的炮击声，然后是一片寂静。
下午，一群刚入伍的士兵在打板球，我坐在树下看着他们，但眼睛并没有观望这种奇怪的运动，而是体会坐在树荫下的感觉。听着击球声和一阵阵喝彩声，微风袭来让我仿佛又看见妻子穿着她的长袍，长长的丝绸下摆呼啦啦，好像被这儿的微风撩起，又好像她就在身旁。我坐在那里有好几次不禁想起了塔哥。可能是我妻子把他带到了我面前吧，把我们两双渴望的手连在一起。那天晚上，我又和塔哥见面了。
那是在军官俱乐部里。有时人们会在那儿放电影。那个星期天晚上正是放电影时间。汤森德上尉早早把我叫来帮他把藤椅摆成一圈，对着挂在屋子另一端作屏幕用的大床单。汤森德不愿告诉我放的是什么电影。当我问他时，他眨了一下眼，说道：“你会喜欢的，伙计。”我以为又是诺曼·威斯登的喜剧片。威斯登这位小人物永远是被一群比他壮得多的人打翻在地，受尽欺侮。汤森德知道我不喜欢这些电影，所以我断定这就是他向我眨眼的意思。
这时塔哥和几位陆军军官走了进来，令我遗憾的是，他们的翻译并没有跟来。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把他带到这里来。但我猜，他们可能极力想让他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吧，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现在仍这样认为。只是他们根本不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拍着他的后背，又指了指屏幕和放映机，用仅会的几个越南单词与他交谈，用词都很简单，那洋泾浜式的英语，甚至让我这说英语的外国人都觉得十分好笑。我想塔哥也不会喜欢诺曼·威斯登的电影。塔哥和我都是小个子。
塔哥进来时，我觉得他可能会来找我帮忙，因为在这个俱乐部里，我是在场唯一的另一个越南人。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瞟了我一眼，仅此而已。两个陆军军官把他带到前排，让他坐在他们中间。塔哥就座后，我才把注意力转移过来，恍然发现这儿上演的东西有些不同往常。这些澳大利亚军人异常喧闹，互相打逗，笑声一片。其中一人冲着汤森德叫喊道：“你们这些搞情报的伙计还管把这玩意儿偷运进来吗？”
汤森德笑着说：“哥们，甚至连我们都觉得太刺激了。”
我根本没听懂汤森德上尉在说什么，于是瞪着他，脸上露出疑惑不解的表情。他看着我，搂住我的肩膀说：“等着瞧吧。这电影是放给我们这些想小美人的老爷们看的。”他冲着我朝椅子点了点头，于是我走过去，找了把塔哥后面偏左的椅子坐下。我只能看到他的后脑勺、他脑后浓密的头发、黑红的脖子和格子衬衫的领子。此时塔哥正抬头望着屏幕。灯熄后，电影便开始了。
那天一共放了九部电影，每部仅二十来分钟。第一部电影开头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只见一个男人走在乡村小路上。这是位壮汉，一头金发，后来得知是个瑞典人，可那时我的印象是，这肯定不是诺曼·威斯德喜剧片中的那类人物。他下身穿着紧绷绷的蓝色牛仔裤，上身穿着件绒布衬衫，扣子未系，袒露着胸脯。我从来没见过英国人这样打扮。澳大利亚人也没有。而且威斯德演的喜剧片全部是黑白的，但这是部粗糙的彩色片。镜头有些抖动，这时我才意识到放映机哒哒的转动声。人们开始笑了。原来这还是部无声电影。一个人喊了几句话，我没听清，然后又有个人喊了起来。开始我以为可能是出了什么差错。放错电影了。人们让汤森德快停下，换上小诺曼的喜剧片。但此时镜头转向了一位年轻女子，她站在栅栏边，以牛群作背景。这位女子穿着短裤，短得露出了大腿根，甩着长长的头发。这时候澳大利亚人尖叫了起来。镜头又回到了那个男人，看得出他们已开始骚动起来了，整个俱乐部里叫声此起彼伏。我终于听出他们在喊什么了。“伙计，冲上去啊！操这个小娘们！干了她！”
我瞟了塔哥一眼，他仍仰着脸望着银幕，当然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也仰着脸，看见那一男一女说了一会儿话，然后接吻。没吻多久，这位女子便放开了，跪在这个男人面前，一把扯开他的蓝色牛仔裤，解开前面的拉链，扒下他的裤子，但他的内裤仍穿着。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呼吸开始急促，两只胳膊开始发软。我虽然听说过这类电影，但从来没看过。这时我想，只要这个男人还穿着内裤，那么还不算太过分，还不是我听说的那种类型的电影。
那个女人还在揉他，一副轻浮的样子，满脸堆笑，好像乐趣无穷似的，接着扒掉了他的内裤。男人把身体欣然给了她，屏幕上显示的让人一目了然。那个女人好像欣喜若狂，把脸贴近他的那个部位，虽然这一幕让我对她欲望大减，但看到她做着我甚至从未让我老婆做过的那种事时，还是吃惊地倒吸了一口气。
这时我看了看塔哥——完全是条件反射。我当时还没有把这个俱乐部里所发生的事，和塔哥的身份、他的生活经历以及他的信仰联系起来。他依然仰着脸，依然在看电影。我抬头一看，只见那个女人也抬起了头；甚至在为那个男人做这种事时，她也仰脸看着他。我又把目光转向塔哥，却看见他把头渐渐低下去。他的头压得很低，一直垂着。我盯了他好长时间。
我必须惭愧地承认，事实上我并未盯他很久，我走神了。我前面讲过塔哥所谓的“个人品行纯洁性”，还讲过对此我觉得无所谓。虽然我没再结婚，可我必须承认，看那些在美国比比皆是的大美人画报已成为我的一大乐事。这些美人脱得太光了，让我觉得自己对她们已了如指掌。她们脸上的表情常让人赏心悦目，似乎愿意我以这样方式和她们相识——和我私下交往。我意识到，这不过是我幼稚的幻想，算不上什么正当企图，还觉得，说不定哪天，这个小小的肉欲会让我倒霉。尽管如此，我仍禁不住这些诱惑。就在那个漆黑的晚上，我在福绥省澳大利亚军营的帐篷里充满了肉欲，看完所有九部电影后只想和妻子在一起——最想的还是和她——但有时，也有想和电影里一位长发女郎在一起的冲动。这些女人如此乐此不疲地和过路的农夫、进城的水手、送货员、中年小大夫们一起云来雨去。
我瞟了塔哥三次。第一次见他的头低垂着。第二次惊讶地发现，他正盯着屏幕。他不错眼珠地看。当时镜头定在一位黑发女人脸上，而且这位女人做爱的方式是我知道的唯一一种做爱方式。我们当时只能看到她的脸微微侧向一边，身体一下又一下地上下移动着，眼睛始终闭着。但她的脸带着微笑，表情安详，充满爱意，但又透露出一丝忧伤，似乎知道这个男人不久将离她而去。我知道，这只不过是从个人生活经历的角度来理解她。其实，她是个专门拍摄黄色电影的瑞典妓女。她的微笑根本不是那种微笑，全是装出来。我还知道，她的微笑和画报上的微笑一样。这些裸体女人都是冲着钱笑，冲着名笑，或冲着希望打入影视圈的笑，或冲着可卡因和其他什么东西笑。但那天晚上，在澳大利亚人帐篷里，我和塔哥都望着这个女人的脸。我知道自己的感受。某种东西告诉我，塔哥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仰着脸，久久地盯着屏幕，我知道他的手在渴望着什么了。
当我把脸转向屏幕时，他的双眼还在盯着屏幕。后来又放了两部电影，这时我才开始仔细观看。但我的心思仍停留在塔哥身上。我知道坐在我前几排的这个人正陷入痛苦之中。一星期前，这个人还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而坐在屋里的其他人都是我的朋友。塔哥在我内心深处仍被视为同胞。这件事和他是否是越南人毫不相干。我知道他心里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渴望和妻子在一起，就像我渴望和妻子在一起一样。我除了那天晚上没想，其实一直都在期盼有一天能和妻子再度重逢；他的妻子已刚刚撒手人寰。
然而，如果只是这些的话也就罢了，但我认为，他留给我的并不只是这个让我忘不掉的印象。他看的这些电影触动了内心深处的欲望，唤起了对妻子的感觉，让他的手再次抬起来。他毕竟是个男人嘛。我一直看完所有电影，替塔哥难过。他也想女人，想妻子，整个身心都陷入对妻子肉体的渴望中，可现在她已化为骨和灰了。我第三次观察塔哥时，他的头又垂下去了，而且可能就这么一直耷拉到最后，直至灯亮。汤森德上尉被叫到前面，人们为他带来的电影欢呼狂叫。
当我们慢慢走出帐篷时，我又匆匆看了眼夹在两名澳大利亚同伴中间的塔哥。这两位陆军军官想让他觉得自己真正跟他们成为一伙了。可塔哥脸上的表情告诉我，这一切将如何来结束。他的目光显得狂躁不安，就像以前执行偷袭任务时，一道闪光过后，突然发现自己身陷敌群似的。
那天晚上，塔哥溜进帐篷，干掉了那两位军官中的一位，无疑，就是那位执意带他到俱乐部里来的军官。然后，他也自杀了，子弹还留在他脑袋里。汤森德算是幸运的，因为塔哥没明白人们为什么在结束时欢呼雀跃，要不然的话，塔哥干掉的应是上尉而不是那位陆军军官了。塔哥对妻子的渴望让他狂躁不安，但仅这些不足以导致他最后的极端行为。这是历史教育的结果。塔哥是真正有坚定信仰的人。那天晚上，他突然明白了自己想要信仰的民主是什么货色。他意识到，他所背叛的越共虽然误杀了自己的妻子，向他揭露了他们的致命弱点，不过他们对于我们其他的描述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西方龌龊的东西直接影响了他，让他产生对亡妻的冲动，这只会把事情变得更糟糕。他别无选择了。
现在，我自己生活在美国，还在银行有份不错的工作，有带家具的房子，而且如果能保住饭碗的话，攒下的钱会大大超过我的需要。我无需担心被炒鱿鱼。这是一家大银行。这里的人们都挺喜欢我。我能和越南客户谈生意，除此以外，还被认为是模范员工。我经常看报纸，还订了几本杂志，其中一本里的美人每个月冲我微笑一次。我不再思念妻子了。我常看电影。我也有放像机，终于能看到电影《玛丽·波萍》了。我住的那条街是我们附近以她命名的四条街道之一。这是真的。你可以到任何一张市区道路图上去查。
住在西岸的越南人不喜欢住在凡尔赛的越南人。西岸越南人指责凡尔赛越南人，说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就是自由挣钱，还说他们北越人是一群冷酷的压迫者。南越人说，自由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思想自由和享受生活的自由。凡尔赛的北越人不喜欢南越人。在他们眼里，我们懒惰又三心二意，贪婪又不能靠勤奋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说，他们才是真正了解美国的人，知道如何在这里取得成功。西岸和凡尔赛有许多越南人心中仍充满仇恨。
我最后想说的是，无度的欲望将导致不幸，顽固不化也将导致不幸。我终于可以长时间地从黄昏打坐到深夜，已没有想看、想听或想做些什么的迫切愿望了。但我还能想起塔哥，还能双手合十。只有这一刻，我心中的恨才会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