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在罗马，在这个城市里，人们会坐在喷水池边相拥而吻。水的声音，就像爱情荡漾在情侣间的声音。

每天早上，公寓外的市场就飘散出一股洋蓟的味道。它们的花蕾是如此的肥厚，以至于人们都几乎忘了其实它们也是一种花。洋蓟的有些花瓣是红色的，就像脸上泛出的那种潮红，这些坚硬的花瓣，在保护着花蕊。

西红柿看上去就显得精美多了，它们还连着藤，像一个个红色的小拳头，成排地摆放着。

卖大蒜的人从南边来，从来不像其他人一样在拂晓时一起喝杯咖啡。我从窗口看着他。我也来自南边，知道清晨的那种清淡的寂寞。

上个周末是我堂姐儿子的生日，我送了件礼物给他。最近我无数次想到我的堂姐，我开始理解了，为什么她会对我们撒谎。她和她的丈夫，还有他们的孩子生活在那个叫做摩拉诺·卡拉莫的地方，我也是在那里长大的。在那个村子里，无数的小石头房子环绕着山峦而建，看上去就像是个有着很多口袋的大斗篷。山顶有一座诺曼人的城堡废墟，那些年幼的小孩经常藏进里边，躲开他们的父母。那里总是刮着狂风，孩子躲在里一边学着抽烟喝啤酒，一边看着在山谷中蜿蜒移动的车灯，谈论要去那不勒斯、罗马或威尼斯的打算。但是他们其中的很多人终究还是会一直待在这个小村子里，生下可爱的孩子，最后，那些小孩子也会飞快地长大，跟在他们的身后祈求着，要一辆脚踏车。

摩拉诺·卡拉莫在罗马的南边，离罗马还有五百公里的路程。那里的春天，经常能看到五六只成群的蝴蝶在天上翩翩起舞，在我小的时候，爸爸告诉我，那些蝴蝶就是落下来的花朵。童年，对我来说是一段艰难的历程，那时我会为每一件事情担心。我担心世界末日、糖尿病、地震、窒息，还有家族中每个陷入昏迷的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昏迷过去，好像他们离开都是打算去看望前一个已经离开的人。

八岁的时候，每天早晨我都很准时地早早醒来，然后把手放在熟睡中的哥哥的鼻子下面，看看他是否仍在有规律地呼吸着。

现在我的生活不时有艰难，但至少，我知道现在自己的情况是某种病情，而且我不再总是担心最严重的事情。我可能不是一个正常人，但我不再为我的忧虑而忧虑。我只是忧虑，同时知道这就是我。如果你们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我感到非常的惊讶。这应该是件很普遍平常的事，也许你们会知道有人就是处于像我这样的状况的。我给你们讲一个最近的例子吧。

两周前，我在玩具店里给堂姐的孩子买礼物。那里有一盒小羊羔玩具，我选了其中的一只，但是它身上的羊毛看上去很脏，所以我把它放回去换了另外一只，但是重新换的这一只也有这样的状况，我就又再把第二只小羊羔退回去，换回了第一只（我对它心怀歉意），可这时，第二只小羊羔的表情似乎在说，上帝保佑，难道你看不出我也需要爱吗？

商店的售货员看着我：“能决定要哪个了吗，嗯？”他愚蠢地问我。我开始汗流浃背。环顾四周，这些小小的脑袋在各自的货架之上，注目凝视着我，全都在恳求我把它们带回家，把它们从这个缺乏爱的现实世界中拯救出来。我几乎又陷入恐慌症，如果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么就请想象，如果你在黑暗中坠落，就是那种感觉（像爱丽丝那样）。

二十分钟后，售货员说了点其他什么事，我再也不能在他的注视下那样呆呆地站着，于是决定把两个都买走。这是注定的，当我拿到它们的一瞬间，只感觉到一阵狂喜和释放。

但是，还有两只小羊羔还留在了盒子里，它们的脸上也都带着同样的表情。其中一只小羊羔少了一只眼睛，于是我把它也拿进了手里。现在我有三只小羊羔了，只剩下那一只，孤零零地留在了盒子里，它看上去是那么的孤独，以至于它都不愿意再看着我。于是我把全部四只小羊羔都放进盒子里一起买走了。用商店光亮的包装纸包好，纸上还有商店的地址。在帮我写寄送地址时，售货员问我摩拉诺·卡拉莫有没有能买到玩具的地方。“当然也有。”我说。你能辨别出来，他是那种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商店的人。

一星期之后，堂姐夫打来了电话，当时他们正在举行生日聚会。这里全都是孩子，他说，他们头上都戴着用各种彩色的纸做的王冠。从背景声音中我能听到宴会的声响，混杂着孩子们温柔短促的声音。想到他们将会一起长大、互相喜爱、互相欺骗、互相哭泣，然后等到了年老的时候在公园里互相搀扶着相聚，那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堂姐夫把电话交到儿子的手里。“我已经三岁了，”他说，“如果我死了你会哭吗？”“会的。”我说，他在电话里给我一个吻。我想知道他是否真的以为我就在电话听筒里，个子小小的在摸索着。

电话听筒有时就有如我的肉体。

他的爸爸又接过了电话，他问我为什么会有四只小羊羔。“它们看上去应该一样吧？”他问。“不，它们不一样。”我说。然后我告诉他它们是一套的，这倒不假。“那为什么不做成像步兵那样的一套三个？”他问。“为什么不能是四个呢？”我说“就像忍者神龟那样。”“这倒挺有意思的，”他说，刚好那天早晨他陪着大儿子一起看了《忍者神龟》。你看，永远不要对那些没有患上强迫症的人承认你有这个问题，不然他们只会觉得你疯了。

但是，我要说这些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妻子，伊莎贝拉。他以为她是我堂姐，但其实，她不是。我们整个家族还有她的丈夫、孩子，一直都生活在一个最美丽的谎言中。

她的真名不叫伊莎贝拉·法拉利，而是叫乔卡斯特·拉菲兹。她来自纽约的皇后城区，她的姓是一条街道的名字。她就是在那条街上被纽约的警察发现的。五年前的冬天，她来到了我们的村子。她说她叫伊莎贝拉，她拿着她的远房亲戚的照片，上边是我奶奶的叔叔卢奇和婶婶路西娜。卢奇是一个金匠，路西娜是个裁缝，她天生就有视力缺陷。一九一七年，路西娜在村口等着卢奇从战场上归来，卢奇的弟弟已经因枪伤死在了他的怀里。卢奇回来后，和路西娜一起走去母亲的家，一路上，谁也不说话。母亲正在门外晒衣服，衣服上的水滴落在地上，然后她看到卢奇了，这是她生命中最悲伤也最高兴的一天。

卢奇和路西娜很快就在村子最高的橄榄树林里结婚了……一九二〇年他们离开摩拉诺·卡拉莫去了阿根廷，离开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任何讯息了。

自从伊莎贝拉离开了北美，她的意大利语在过去那几年里有了很大的长进。从她的面相上判断，我很确信她的祖先应该是西印第安人，但这根本就无关紧要。她来到村子后，跟我们讲了她的奶奶——卢奇和路西娜的女儿——的很多故事，她的奶奶在二战后嫁给了一个加拿大军人，然后搬到了多伦多。

后来，伊莎贝拉和村子里的一个男人结了婚，现在还有了两个孩子。她来这里之后很快就遇到了这个男人，他长得很帅，戴着一副范思哲的眼镜，他在自己的报摊上经营村里的浓缩咖啡机。他穿着时尚，很多游客都以为他来自罗马或米兰。尽管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小村子，但是他却有一种老成的气息，所以村里的人对于他娶了一个陌生人的事，一点都不吃惊。

我猜想，其实当五年前伊莎贝拉第一次来到这村子的时候，我奶奶就已经知道她在撒谎了，我只是好奇为什么奶奶不说出真相来。奶奶是一个安静的女人，爷爷比她要大很多，但是爷爷活着的时候，他像一个年轻人那样爱着我的奶奶。

奶奶也许只是知道伊莎贝拉不是真正的家族成员这件事而已，可我知道伊莎贝拉真正的名字和她荒凉冷酷的过去。不过，我绝对不会说出来，因为这个家族里的每个人，包括我，都深深地爱着其他每一个人。

伊莎贝拉和她的丈夫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每年都会出门度一次假，不是什么特别的地方——就去西西里岛或巴里岛之类。在圣诞节，她和她丈夫，会和其他的父亲母亲一起，看着孩子穿着用衣服和旧地毯拼缝的戏服做各种各样的表演。我记得有一年，我也曾站在那舞台上，打扮成了一只小熊的样子，我紧张极了，觉得我就要死了，而且我确信我的戏服里有着无数的跳蚤。表演完之后，爸爸把我搂进了他的臂弯里，霎那间，我感觉好极了。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感觉阳光灿烂，甚至去找了本关于真正的熊的书来看。

如今我明白对于世界而言这是一件多么微不足道的小事。不过，我生活里的每个美妙的瞬间对于这世界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

尽管伊莎贝拉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我会讲给她听。我知道身为一个被遗弃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离开这个村子，是因为我是个同性恋。一个同性恋在摩拉诺·卡拉莫这样的小地方生活，太过艰难，尽管这里是如此的美丽，街头弥漫着木头烟雾的香味，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去任何地方并且你决不会被任何人拒绝。可你必须理解，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不只是一个被承认的问题。时代变化了，在摩拉诺，如果你被爱着，其它的一切事情都变得不重要。奶奶知道我爱上了一个来自罗马的男人（这段感情如今已经结束很长时间了），我为了他来到罗马，然后就一直生活在这里，已经四年了。

也许当我老了的时候，我会搬回这个美丽的小村子，也许我会找一个伴儿共同消磨剩下的时光，一起慢慢地散步。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啊，德国艺术家M.C.埃舍尔喜爱摩拉诺。一九三〇年，他秘密地在日本纸上创作了一张摩拉诺的版画，现在它被收藏在加拿大国家画廊里。

村子的主教堂里，有一幅巴托罗密欧·维瓦里尼画的十五世纪的屏风画。画着村子的风景，古老城堡的尖顶是村子最高的地方；一些古老的房子坐落在山体的岩石上，那是女修道院；在公共花园里有一个大喷泉，孩子们聚在它周围，互相解释着这个世界。

我不知道伊莎贝拉是否在怀疑我已经知道她的真相。我没有勇气说什么，即使我可以同时对她说我仍然爱你。但从此以后我不再认为真实有多么重要，因为真实和谎言一样让人心碎。

五年前伊莎贝拉刚来这里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家里人都死了，在处理奶奶东西的时候她发现了这张照片，照片后面写着的地址指引着她来到了我们这个村子。

我们与她相遇之前，她其实已经在村子里待了两天了，她是圣诞节前几天来的。村里的每个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节日而无比激动，雪整晚地下着。早上，还能闻到从山上一路弥漫下来的树木清香，到中午时，它就被烘焙的热闹气息给取代了，整条街道都被烘焙的糕点香味给遮盖了，香味就像长长的手指拉扯每个人的舌头。人们都已经戴上了他们的装饰品，你能感觉到村子里每个小孩激动的心情，到了晚上，他们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围成一团在村子里四处游走。

那时，伊莎贝拉坐上一趟夜间火车来了意大利的小城思班扎诺·艾尔巴尼斯。喝过一杯咖啡，吃完一块羊角面包之后，她又搭上了一趟顺风车来到了卡斯特罗维拉里，车主让弟弟送伊莎贝拉来到了摩拉诺·卡拉莫，他刚上完夜班，还得送女儿去上学。“她从美国来，要去那儿找她的家人。”他这么跟他的弟弟说，而这惹恼了他们的奶奶，她在楼上的电话里偷听到了他们的这段对话，晚饭的时候，她愤怒地沉默着，像是嘴里被塞进了一团棉花。

伊莎贝拉来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她快被冻僵了，于是走进村子里最大的教堂，上智之座圣母玛利亚教堂。她在一条很硬的长椅上睡着了。当她醒来时，她看见一个男人坐在她的旁边。他的眼睛看上去就像一潭深水，他问伊莎贝拉，为什么她来到了这个地方。

她给他看了卢奇和路西娜的照片，他紧紧地抱住了她，他说他的妈妈在他六岁的时候已经死了。他说这就好像上帝从他身上咬下一口。

那时伊莎贝拉对意大利语懂得不多，她基本不知道这个男人说了些什么，但是她也紧紧地回拥了这个男人，他的温柔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伊莎贝拉和这个眼神如水的男人一块儿来到了当地警长的家，他掌管着有关村子的全部记录。他住在一个石头砌成的农舍里，一只粉红色的塑料杯正放在房子的第一层台阶上。

眼神如水的男人敲了敲门，满头白发的警长从楼上的窗户探出了头。“什么事？我正准备看看新闻，可我的老婆的头痛病犯了。”他说。眼神如水的男人耐心地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的原因。“等一等。”警长说，然后关上了窗子。

几分钟后，天空开始下雪。然后，这位警长，穿着厚厚的制服（胸前挂满代表着他诸多勇敢功绩的勋章），打开了他家的大门，带着他们走进了存放记录材料的房间。眼神如水的男人指着勋章，讲起警长在六十年代从结冰的池塘中救起两个小孩的事迹。伊莎贝拉问警长那对兄弟的下落。“都在哥斯达黎加，”警长回答说，“我刚刚收到了他们从那儿寄来的圣诞贺卡”。

在凌晨三点左右，警长指着积满灰尘的册子里的一个名字说，“我找到你们的家族了。”他说，“天亮之后我会打电话给他们的。”然后三个人开始围着暖气喝着葡萄酒，直到天空露出一抹白色。

伊莎贝拉得到了生命中前所未有多的亲吻和拥抱，存放公共档案的房子充斥着狂喜。认亲家族的孩子们想知道圣诞节的时候他们能够送给伊莎贝拉什么喜欢的礼物，而那个眼神如水的男人一直等到最后，才离开了房间回到他自己的家里。

圣诞节之后一天，警长和这个男人却敲响了这个刚刚认亲的家族的大门，警长把他的帽子取下放在了手上。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说，他们不是伊莎贝拉真正的亲人。

在一片愤怒和混乱中，伊莎贝拉从楼上的卧室里给叫了出来。家里最小的那个孩子，伤心得哭个不停，这成为了生命中他的第一个记忆。

伊莎贝拉步履蹒跚地回到存放着公共档案的房子，被错认的人家也跟着她一块儿来了。当我的家人从村子的另一头来到这里时，那些一开始被错认为伊莎贝拉亲人的人，用一种充满嫉妒的眼神看着我们。被弄错的那户人家要求让他们自己再亲自查看一遍记录资料，那家人中的一位单身男子向我的父亲指出，既然警长已经出过一次错误，所以他有可能再出第二个错，我的父亲同意了有这可能。

在水落石出准备和我的家人回家之前，伊莎贝拉向那家被错认的人保证，她会回去看望他们的，然后她善良地说，你永远不知道谁是谁，所以她也会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的。我母亲说，上帝之所以这么做，有他自己的理由。

认亲这事发生的时候，我去了那不勒斯看望我的一个叔叔，结果当我回到家后，却发现一个美国女孩睡在了我的床上。尽管我的英语不是很好，但我还是尝试着告诉她我不会介意的。然后母亲给我讲述了这个混乱的故事，她说，警长现在真是太老了，不应该再继续待在这个位置上了，可父亲接着说，这个职位是警长的一切，如果他失去了这个职位，那么他的精神就会彻底垮掉的。

伊莎贝拉给我看了那张照片，照片后面写着我的奶奶的叔叔的名字，叔叔的妻子的名字，还有这个村子的名字，以及他们离开村子的时间。照片是在一片果树林里拍下的，没有人知道现在照片里的地方是哪儿了。照片中的路西娜带着一脸的微笑。“也许她正怀孕。”我说。奶奶从厨房里看着我，她正拿着一块毛巾擦碗，她的眼睛里写满了悲伤，然后她转头看向了伊莎贝拉。

今天晚上是我和马可的第二次约会，马可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修复者，实际上他是一个雕塑家。我是在康多提大道上遇见他的，我们一起喝了杯咖啡。他有一双非常漂亮的手。

当我脱下衣服的那一瞬间，我的公寓安静极了。我能听到我的未来已经就位，就像在幕布升起之前让演员各就各位一样。

昨天晚上躺在床上，我一直醒着，想象着自己和马可一块儿出去的情景，我的枕头一定已经吸收了成千上万句的对话。我想象着马可被一块通心粉给呛住，然后我看到我自己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在帮他恢复呼吸——但此时我从半梦半醒间清醒了过来，我充满焦虑，我意识到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海姆立克急救法，即使此刻已是凌晨三点，我也必须上网查明白这一切，然后我在镜子面前，对着一只抱枕，练习着如何操作。

今天早上醒过来时，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我喝着绿茶，看着那些在市场里出售当天蔬菜和水果的男人，想起了伊莎贝拉，然后我想起我买给她的孩子的那四只小羊羔。其中的一只还掉了一个眼睛。

伊莎贝拉和我们住了一个星期，我决定去发掘关于她的更多的秘密，因为当我在我的房间里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从她手提箱里掉出来的一本护照，我翻看了一下，这本护照属于乔卡斯特·拉菲兹。

护照里还夹了张一个社工的名片，我装成一个意大利语专家写信给这社工询问关于乔卡斯特·拉菲兹的事，并把伊莎贝拉的护照作为佐证也一块寄了过去。这不是一件很道德的事，我很担心。但伊莎贝拉甚至从来没有发现到护照丢了这件事，自从她到了摩拉诺之后就再没有离开过。那个社工在皇后区的一个孤儿院工作，她给我寄来了一份伊莎贝拉的文件，还被翻译成了蹩脚的意大利文，那社工在文件的首页写着：“请好好地照顾她”。

这份文件证明，一九八一年五月，警察在靠近拉菲兹大街的污水池旁发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女孩，她在少年时期曾经离开孤儿院流浪了好几次，为了给男朋友买毒品她还曾做过两个月的妓女。然后她的男朋友死了。她挨过很多打。文件上还写着其他很多事情，非常可怕的事情。

看完伊莎贝拉的这份档案文件，我开始喜欢她了。她到底是谁，我想着这事儿，可她现在是法拉利家族的一员了，以圣母玛丽亚的名义，我想我们已经把她当作我们的一员了（虽然我自己并不信仰宗教）。

我骑着哥哥的自行车来到山上，把她的档案连同护照放在废弃在路边的洗衣机里烧掉了。那儿到处都是盛开着的野花。

奶奶看见我收到了一只来自美国的包裹，可对此她什么都没有说过。她和我都保守着这个秘密。

此刻，这真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我正走过整个罗马城去见马可。我经过了大角斗场，马可也许已经在喷泉旁边的诺瓦娜披萨店里等我了。那儿到处都是游人，他们在拍照，我想知道那些照片最后都会有怎样的未来。照片比人长久，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照片里的罗马斗兽场曾经是大屠杀现场，人们看着与自己相同的人类被来自全世界的野兽——狮子、大象、鳄鱼、河马——撕成碎块。罗马人，罗马人，我情不自禁地想，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孩子。

我曾经听见一个导游向一群仔细聆听的游人如此解说：在罗马王朝覆灭之后，这个斗兽场就被废弃了，然后这里逐渐长满了奇花异草，这些种子被来自非洲、亚洲和欧洲的动物的粪便灌溉着，茂盛地生长。

我穿过罗马广场，如果你曾经来过这个伟大的城市，你将会开心地发现一切都是免费的。带上你的孩子，意大利人喜欢孩子，孩子们将会得到比你更好的待遇，每个商店都会有送给孩子们的食物。

一群穿得像角斗士的人在广场上巡游，付他们一点钱，他们就会跟你一起合影。他们非常敬业，就像他们觉得自己是真正的罗马士兵一样。也许在回家吃过晚饭后，他们会跟妻子说，他们实在是生不逢时。

我想知道，世界上的事是不是总是发生得要么太早要么太迟，如果每件事都精确地发生在恰当的时间，那该是多么的忧伤却又迷人啊。

快走到诺瓦娜披萨店了，我和马可约在那里见面。街道已经被游人们塞满了。我感觉很累，昨天晚上我几乎就没怎么睡觉。天空的颜色开始变成像蜜桃那样的粉红，已经是晚上了，但这天空看上去又那么的像早晨。每一刻既是开始又是结束。

伊莎贝拉的孩子永远都不会知道到他们妈妈的那些悲伤往事，不然这会摧毁他们的，因为伊莎贝拉是他们的母亲，在这个世界上你只有一个母亲。我想的最多的是，为什么伊莎贝拉会选择来找我们。虽然看上去可以很明显地证明她是一个幸运儿，但我不能确定那时候的她就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了。现在，她的孩子们的笑声总是会从朝着街心的窗子里传出来，她的丈夫也深爱着她。我想知道在他遇到她的时候，他是否轻轻咬了咬自己的嘴唇。

我挑了条捷径，穿过秘密小巷。小巷里有静静躺着的狗、装满垃圾的包裹、空空的油罐和敞着衣服抽烟的服务生。晚安，他们对我说，因为我对着他们微笑。我想如果没有遭受折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应该都是得体的。

对我来说，今晚离开房子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不停地检查瓦斯的开关，它们全都关好了，也没有嘶嘶的声音，但我就是情不自禁地要再看看它们。我检查了所有的插座，站在厕所门口一听再听，以确保没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溢出来。最后离开家之前，我转了门把手有数十次，才能确定门已经锁好了。整个门把手都已经变松了，如果我一天要离开公寓三次，那么每星期门的把手都将会被拧二百十一次。也许以后马可可以帮我把把手弄紧些，我似乎可以看见他轻轻放在门上的两只手，就像两匹马。

我的邻居早已习惯了我不断拧锁的声音。如果说我的家被破门而入，她也绝不会起疑的。我偶尔会给她买瓶葡萄酒。但愿她以后能够找到一个伴儿。

我想知道伊莎贝拉是不是在纽约的旧货店里发现我们家人的照片的，也或许照片是真正的伊莎贝拉在临死前给她的。

而真正的秘密是，那张照片是如何从阿根廷被带到了纽约。

伊莎贝拉的丈夫在见到她的一瞬间就爱上了她，同样也是在一瞬间，伊莎贝拉的生母却把她抛弃在了大街上，尔后永远地离去。也许，现在伊莎贝拉的母亲正在期盼着什么，带着一种绝望的心情，就像一座灯塔，她的孩子在这世上下落不明，像一道透过她自身绝望的迷雾发散的光，绝望超过了痛苦。

伊莎贝拉的母亲觉得她自己真正仅存的力量是放弃一切，就像审问耶稣的本丢彼拉多在沸腾的人群之前洗手。但是她的孩子此后却在不停地寻找，最终，在意大利一个寂静的大山里，她找到了等待着她的未来。

我想我们应该让这些拒绝和接受的时候紧密相依。我想我将会一直在身边带着它们，就像我们人生曾经计划的那一部分终于破壳而出。

我远远的看见了马可，他手里拿着两个橘子。我在没有遇见他之前就已经感觉到了他。我停下了脚步，我希望这一刻永不结束，我希望这一刻能一直延续直到世界的末日。

他看见了我，我们同时朝着对方走去。

那个眼神如水的男人现在有时还去看望伊莎贝拉，她总是请他进屋里坐坐，伊莎贝拉的孩子坐在他的膝上，请他吃自己的小饼干。他们想听关于教堂的故事，他们想听关于母亲的故事。他们想知道世界上的每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