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餐桌旁。房间里没有开灯，红色的石地板上撒着很多玻璃碎片。后门大大地敞开着，可以看到月光透过树丛洒满了后门外的小路。我就这么坐在黑暗之中，喝着茶；我的妻子，她正在我们屋后无垠的田野的某处。我的双手紧紧地握着茶杯，好像在做着神圣的祈祷。我能想象出她的双脚一定已经完全陷进泥地里了，她的眼镜会被雨水弄得模糊不清，她的头发湿漉漉地披散在肩膀上，像黑色的海洋。
当我回到家看到满地的碎玻璃和敞开的后门，就知道她已从医生那里得到消息了。餐桌上，一张白纸时不时被微风轻轻吹起，像条白色的舌头在舞动，那是一封信，也许会证实她最害怕的东西，我没有勇气去看。黑暗中，我只能大概看到一串串的字符布满整张纸，像一具具小小的尸体，朝我们俯过身来。
我不知道是她故意摔碎了这些杯子，还是当她弯下背扭动四肢时拐杖把酒杯碰倒在了地上。当她走向清冷月光下空旷的牧场时，她的拐杖就好像一双巨大的筷子。
她的腿很畸形，会让人以为那是某种橡胶。我第一次触摸到它们是在我们举行婚礼的那晚，在那个山里的小酒店，离山脚只有八英里，天气好的时候，站在我们的小屋背后就能清楚地看到这家小酒店。我清楚地记得那张床和那整洁的黄色床单，我想知道有多少人曾在上边睡过，那枕头就像一个小剧院，有无数的梦曾经在那里登台演出。黄昏的时候，我站在小酒店的花园里抽烟，房间里透出的灯光和天上繁星的光芒交相辉映，提醒我这是我们在一起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我们抚摸着对方，从皮肤上传递过来的柔软，深深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就像把手臂伸进河水，我们能感觉得到每一块石头的重量。
妻子的双腿呈现着一种极其不自然的扭曲状态，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的同学总会当着她的面说昨晚他们做了一个多么可怕的梦，梦见他们的双腿变成两条白色的死蛇缠绕成一团，然后他们就开始大叫她的名字，这叫声像利箭一样狠狠地刺中了她。每天晚上她都带着悲痛入睡，梦想着某天早晨醒来的时候，能发现自己的双腿变得像小树一样又直又强壮，然后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一双长着粉红色手指的小手会来按她家的门铃——这意味着一道序幕被无声地拉开，有人来邀请她出去玩了。
我的父亲是个矿工，而她的父亲是专门修理升降井钢架的焊工。她梦想当她的腿变好的那天，她的父亲就会拿着焊接枪把她的拐杖改成一辆前面有个小篮子的自行车，就是那种其他女孩都会有的自行车，她们骑着它去买一包热热的鱼薯条，或是用木棍从树上打下来的野苹果。
有一次，她把她的拐杖向学校操场旁边的一棵梨树上扔去，它们被卡在了上面，而这时，催促学生回到他们冰冷课桌的铃声响了起来，于是她只能不知所措地坐在树底，浑身发抖，直到一个老师从栅栏后看到她远远的身影。老师让门卫和他的傻儿子去帮她，那傻儿子拖着一把梯子穿过操场，把脸凑到每一扇他经过的教室的窗上。
此时，我的妻子正在外面的某片田野里，在雾气笼罩的山脉的阴影里。也许她会靠在篱笆的墙上，看着别人赶牛回家，那些牛的眼睛如同潭水一样，黑色，静止。
我们住的村子到处都是泥地，各家的母亲们和永远无法干燥的土地展开了徒劳的抗争。村庄上空的天上，堆满了厚厚的雨云，就像一些好奇的动物，伺机潜入一切事物和人们背负的生活——慢慢让他们溺亡。
星期天，单身和丧偶的人都会聚到山里的城堡酒馆里亲吻和打闹。那些没有去酒馆的人，还有在地里的人，会伸开四肢躺在小屋前燃烧着的火堆旁，那些火堆就像悲伤的装饰，散发出的烟雾沿着山坡慢慢上升，然后消散开去。孩子们在厨房里看着黑白电视，他们的父亲一边剁去鱼头一边抽烟，凝视着后花园，直到天黑，像一个悲伤的陌生人撕掉了他白天的伪装。
我手中的茶已经冷却。月亮，那些胃里翻腾着酒精、从酒馆回家的被遗弃的灵魂寄予希望和愿望的月亮，已经高高地挂在了天上。
妻子和我曾经坐着一辆锈迹斑斑的卡车去过莱克斯汉姆医院，当他们把一根钢针刺进她的脊椎时，我就像是被闪电撕成两半。
我一直无法鼓足勇气去阅读那封摊在桌上的信。
自从父亲搭乘那个突然降落的升降井被摔得粉身碎骨之后，我就一直很想要一个儿子。
那天，还是个小男孩的我，就在这间厨房里，也是在黑暗之中，坐在桌子边等着父亲回来带我去义卖市场。我一心记挂着想得到一条金鱼，他们会把它装在一只小塑料袋里大方地分发给每一个孩子。
晚餐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父亲还是没有回家。我生气极了，画了一张他的画像，然后拿铅笔对着那张纸不停地戳。在我的画里，他和他的工友们坐在酒馆里，他在卷着烟，脸上全是煤渣的黑色污迹。
终于，一个邻居敲了敲门，然后走了进来，她拿着一只塑料热水瓶，里边装满了汤。她坐在我面前，跟我解释我的父亲是怎样被卡在矿井里，她说电视上应该会报道的。我想着那幅画，哭了起来。
母亲一直坐在矿井的入口等着，整整三天。我睡在邻居的家里，头的上方有一个用衣服架子做的十字架。我想象着我在一片长满了草的山坡上，用那只经常戳父亲画像的铅笔不停地在地上挖着，直到我的父亲从地里伸出他的手来，拿着一袋金鱼。
我的妻子就是邻居家的女儿。在父亲去世之前，我只能在星期天的下午见到她，她歪歪斜斜地在屋前的花园里漫步，像一个破烂的玩具。
当我得知父亲的尸体可能已经被数吨重的黑土砸得粉碎之后，她告诉我，尸体只是一种伪装。她轻轻地说，每一个灵魂都是一条河，在寻找他们回到海洋的路。
父亲发生事故之后，我就想要一个孩子。我要在他生命终止的地方继续生活，我希望我就是那个关键的衔接。等我把那封信可能会带来的失望情绪一点点平复后，我会出门去田地里找我的妻子，把她带回家。我从来不想让她知道成为一个父亲是我此生最伟大的抱负，我不想让她觉得好像是她让我失望；是的，曾经是有过那么一个瞬间我在想，假如我收拾行李然后逃离这个地方，会发生什么。也许我会去伦敦，在那里的市场找个工作；或者去苏格兰，在深水中捕捞鳗鱼。去想象我们会如何伤害最亲近的人这个想法是很诱人，因为它会提醒我们对他们的爱是有多么深。
就是在这间小厨房里，母亲跟我讲着父亲去世前的故事。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们开车去甜面包山，听着那滋滋作响的收音机，腿上盖着毯子，天上下着小雨，她告诉我。我能想象当时不断落在挡风玻璃上的雨滴，它们就像数千双眼眸，映出他们在一起的那个快乐瞬间。她告诉我，他们的第一个周末去的是黑湖，他们带着啤酒，还有用报纸包着的热乎乎的辣香肠，在码头上钓螃蟹。她告诉我，爱，就是一个人让你第一次能够认识到自己。
自从父亲死后，我就把邻居家的残疾女儿想象成了自己的爱人。我想象着我用自行车带着她，去甜面包山，我轻轻地抚摸她的腿，然后在雪花中带着羞涩的心情轻轻地亲吻它们。我想象着我在操场上为她而战斗，如果我的同学有人胆敢说她丑陋，那我就用拳头狠狠地打断他坚韧的鼻子，就像我在家里对着一个枕头练习的那样。
从几年前开始，我就开始给美国的医生写信，咨询他们如果把我妻子的腿拉直需要花多少钱。他们每一个都回信来要表格、个人信息，还有最重要的，照片。妻子唯一的一张照片是我趁她睡着以后偷偷摸摸拍的。我把这些东西全都寄给了医生，但是他们全都说没有办法。但是现在，科技每天都在进步，所以我应该跟他们保持着联系，当然，这是秘密进行的。每个圣诞节，全美有十二位医生都会收到从威尔士寄来的一包茶叶。
假如她是健全的，她的双腿是对称的，那么我就不用每天都要把她从浴室里抬进抬出，也就不用开车送她去图书馆，她在那儿负责盖书戳、招募新会员。这些因为和她结婚而带来的例行公事，已经让我失去了自己的生活。
我幻想着假如她能像其他正常人一样：那么我们就能从开往甜面包山的卡车上跳下来，互相追逐，这样奔跑会让我们显得年轻十岁。所有的夫妻都应该奔跑着互相追逐，然后抱成一团倒在地上。
村子里的所有人都像了解我父亲那样了解我。每当我妻子从火炉里取出一些煤，在我脸上抹上一点煤灰的时候，她都说我看上去很像我的父亲——我们的眼睛是同一种颜色。死亡终结了一段生命，但是无法终结一段关系。
我把红色石地板上的碎玻璃渣扫干净，穿上橡胶雨靴。她还没有吃饭，我要去把她扛回家来，再把她放进放满热水的浴缸。她会哭，而我，一个字也不会不说。
已经快半夜了，风夹带细雨吹着我们的小屋，打得窗户噼啪作响，水泥路也被雨水浸软了。前门的地已经被牛蹄踩得一团糟，泥坑很深，像个水桶一样。
当我走到一段硬一点的路面时，我听到一阵某种动物发出的狂叫声。牧场上空空荡荡的，一头牛也没有，牧场就像一只结婚蛋糕那样闪闪发光。我走进牧场，注意到正中间的一个白色影子，我这才意识到刚才的那个声音，是妻子发出的笑声。
我朝着她的方向加快脚步走过去，一路上气喘吁吁。雨滴被月光映衬得莹光闪闪，穿过我呼出来的白气，像群星骤然落下。
妻子就这么站着，没有拄拐杖。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奇迹发生了。但当我走近了才看到，她是笔直地跪在泥地里，拐杖已经被她出于某种激情扔得很远很远，也是这种激情，让她发出了刚才的那阵笑声。
在我准备去抱她之前，我转过身向身后看去。雾气已经吞没了房子，什么都看不见。在这片白色的土地，我们这两个颤抖着的人，栖息于这个世界。
我跪在她面前，去摸她挺得那像雕塑一样笔直的身体。我感觉到她的手指紧紧地按在我的头皮上。她的声音轻盈，充满力量。
“那封信。”她说。我试着把她从泥地上拉起来，但是泥地紧紧地卡住了她，就像卡住从它里边开出的第一朵花。
“你读过那封信了吗？”她再次问我。
“我再也不在意那些事情了。”我说，但是我的话被风吹走了。她又大声地笑了起来，朝着天空伸直了她的双臂，好像要引导一股强大的力量穿过她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