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春）
唢呐强行送来欢乐，欢乐一刻都没断过。喜字成双出现在目之所及的一切角落，连厕所的墙上都有，喜庆至此，不容置疑。春红穿一套红色的上面有喜的喜庆衣服，像是要赴刑场一样哭丧着脸。没人的时候，她还哭了一鼻子，只好又打电话叫人过来给她上妆。春芳问她为什么哭，是不是不开心。母亲像被蜂蜇了一样跳起来，你个死孩子，胡说什么，这是高兴的哭，结婚这天都会哭的。那你哭了吗。春芳不识相地追问。我？我哭得更惨。母亲说完，又去劝春红，别哭了，哭花了脸还得麻烦人家过来给你化，这不都是钱吗？她转而去跟化妆的小姑娘搞价，问她这次能不能便宜点，得到否定答复后只好再去劝春红，听话，不哭了，高高兴兴的不好吗。她像对待病人一样拍打女儿的后背。春红止住眼泪，绷紧了脸。那到底是该哭还是该高兴啊，春芳说，你不是说因为高兴才哭吗，怎么又不让人家哭。你别说话了，母亲瞪着春芳，再说一句我让你哭。春芳吐吐舌头，跑了。屋子重回紧张的死寂之中。春蓝坐在不惹人注意的角落里，姐姐就要结婚了，她却高兴不起来。早上起来，她是高兴的，并以为这将是高兴的一天。等院子里的人越聚越多，唢呐班子开始吹奏，快乐的音乐声和说笑声交替占据高频，汇成混杂不清的声浪，无形而又结实地罩住这个小院，好像声音也有了重量，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让她想起车间里的噪音，绵绵不绝且铺天盖地，置身其中，人似乎只有越变越小才能抵住压力。唢呐声乍一听是欢乐的，持续得久了，开始透出紧张与焦躁，仿佛只有不断地说、笑、走来走去和迎来送往才能抵消乐曲带来的兴奋——就像母亲那样。她没有这些应酬要做，所以只能躲在角落。有一首曲子来回重复，几首流行歌曲过后往往又是这一首，音符细碎、跳跃、俏皮而又伤感，大概跟唢呐也在葬礼上吹奏有关，个别音调稍不留神就会滑向哀乐。这首曲子叫《婚礼曲》，要等她结婚才知道这个名字，她跟母亲商量，能不能不要唢呐。那怎么行呢，母亲说，谁家结婚不吹打吹打。于是她再度听到这首曲子，她让春芳去问，这是什么曲子，她想知道让她困惑多年的梦魇究竟是什么。春芳回来，告诉她这是《婚礼曲》。在春红的婚礼上，她本也有机会去问，但是碍于姑娘家的害羞没有开口。母亲让她去给唢呐班子送茶水和烟，她把烟和茶叶撂到桌上就走了，都没太敢去看那帮唢呐匠。不过匆匆一眼之间，那个吹唢呐的雪白青年倒是让她印象深刻，在这场婚礼中，这个白得不像话的唢呐匠反而成了最像天使的那一个。
送走了春红，母亲和父亲开始躲在屋子里数钱。她和春芳负责打扫庭院，喧嚣过后的寂静同样让人难以适应，甚至都要怀疑是不是没有舒服的时候了。春红是不是有点害怕，春芳问她，还是说她不乐意。她们掀起菜汤横流的桌布，油水摔在地上又溅起来，下意识的躲闪中扯动桌布以致更多脏东西落下来。你能不能别说话了。她没好气地说。春芳识趣地闭上了嘴巴。她已经是个中学生了，多多少少懂了点事，虽然大多时候她还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当然，要不要得到就是另一回事了。
她进了屋，母亲还在点钱，现金一摞一摞摆了半张桌子。现在人随礼很少用零钱了，多是五十一百的，其实数目已经在账本上了，她点钱，只是为了确定账本上的数字。这隐约透着一种不相信记账人的嫌疑，不过也无伤大雅，人们看到钱，总是忍不住要点一点的。父亲翻看账本，手指划过一个个人名。王学成，二十元。父亲念出手指下的一串字。二十！母亲叫起来，意识到声音太大，她看了看外面，现在哪还有二十的，王学成是谁。就是窝头儿。父亲笑了笑，像是不在意，又像是为了表达轻蔑。这个窝窝头儿，就数他抠。母亲咬着牙说，二十块钱还拿得出手，还好意思带着小孩来吃我一顿。那人家也有理，父亲说，他闺女结婚咱也是二十。那是几百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的二十跟现在的二十能比吗。让他等着吧，等他孙儿结婚，我也给二十。就你扯得远，父亲说，他孙儿才九岁，到那时候二十块钱能干什么。那我不管。母亲说，我就给二十。她又在数钱了。窝头儿人精，小算盘打得响，父亲说，他肯定是想着咱家闺女多，他就一个，要是每个都涨价他就亏了。那是该亏，母亲说，闺女多是我能生，他要是觉得亏让他女人再生啊，她生得出来吗？净说没用的。父亲笑了笑，这次是冷笑，意思是春蓝还坐在一旁，母亲的家常俚语该打住了。春蓝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更脏的话她也从母亲嘴里听到过，跟其他妇人相比，母亲算是节制的了。看得出来，母亲是真的高兴，窝头儿的二十块并不足以叫她生气。这是丰收的一年，春红的彩礼，据说给了十一万，相比而言，她拿回来的三千多块工资显然不值一提。也正因为有春红的十一万，母亲没有苛责她的三千块，不过她还是问了一嘴王雨婷拿回多少。我不知道。她生硬地回答，其实她是知道的，王雨婷拿了六千回来，在买了手机的情况下，意思是除去买手机之外她这一年的零花还是不满一千。而她只有三千，她也知道这一年花得似乎有点多了，她不知道母亲会不会去问王雨婷她妈，不过这会儿肯定还没问，她还顾不上这些。妈，她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说了出来，我听人家说你彩礼要得太多了，十一万，这么多钱春红嫁过去该受气了。你听谁说的，谁这么嘴欠。母亲摆出了战斗姿态，好像说她坏话的人就在眼前，他们知道什么啊就背地里胡吣，那十一万，是我暂时替你姐保管的，等他们有了孩子我就还她。也不想想，那么白白胖胖的一个大闺女就这么交出去了，不要点钱押在手里我能放心吗。原来如此，她松了一口气，并感到羞愧，不该跟着外人的口风误会母亲的。你告诉我，到底谁说的，我找他去。母亲不依不饶，骂骂咧咧，到底是哪个烂嘴角子的顺嘴淌脓。我不知道，是我在厕所听到的，她们在墙外面说，我哪知道是谁。她只说了部分事实，确实是在厕所里听到的，不过她听出了说话的是谁，是跟母亲很要好的两个邻家大妈。你也是笨，当场就该站起来骂他们，母亲说，我要十一万？那是俺闺女值十一万，他们想要，还得有人愿意给呢。等你结婚了我要十五万，等春芳结婚我要十八万，眼红死他们，我气死他们……好了好了，别说了，父亲制止了她，越说越不像话了，嘴长在人家身上，你管好自己就行了。我怎么管不好自己，我不光管好了自己，还把几个闺女养活得排排场场，还要给她们找到好对象。母亲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吗。行，是你的功劳。父亲摸出烟点上，意思是不想再说话了。天要黑了，院子里为了酒席扯的电灯灼灼放光，照着已经空空如也的桌椅。蓝，母亲暧昧地叫她，窝着笑说，你姐的心我算是操完了，下一个就该你了，早上你姑说她们那儿有一户跟你特别合适，我让她安排过两天见面……
有一户特别合适，这话说得有点奇怪，她只是一个人，与之匹配的却是一户。她当即拒绝，说不见，接着又说，我还小。本地人说话，遇到好事至少要拒绝两遍，第一遍多被理解为谦虚，第二遍才开始当真。具体到家人之间，情况又有所不同，很多事情，即使拒绝成千上万遍，还是会被理解为是为家人着想而不是出自本心，家人则只能反过来以为你着想而一意孤行。好像个个都是赵匡胤，必须要为其披上黄袍才能作罢。你不用舍不得我们，母亲说，你要是过好了我们也就好了。她换了几个角度拒绝，母亲仍旧用这句话应对。她知道再多说也是废话，在心里，她打定主意，就算对方是天兵天将也绝不松口。
两天后，大年初八，那一户在大姑的带领下浩荡而来。他们是开着车来的，因此显得很有气势。那时候汽车还不常见，一辆破破烂烂的面包车足以引起围观。一帮好事的跟着车子，都想看看是往谁家去的。雪地泥泞，车子走得相当吃力，时不时陷入泥坑，好事的也很乐意上手推一把。等车子在春蓝家门前停下，大家就明白了，原来是相亲的啊。不得了，大闺女刚嫁出去，二闺女就相了个有车的，人们的议论带出艳羡，这就是母亲想要的议论。
小伙子长得还算周正，腰上挂着的一串钥匙和手机皮套让他看起来相当稳重，一般这样打扮的都是大人，年轻人很难驾驭。他腰上的钥匙比一般人多，更不简单了，这代表他有很多可以锁起来的东西。锁起来的东西，必然有一定价值。听母亲说他们一家在外面做生意，这就是合适的原因。被单独关在一起的那十多分钟，他们两个都没有说话。春蓝能感觉到自己的脸在发烫，一定很红，她难过地想，为什么在自己家里还是表现得那么没出息。对方一直不说话，导致没有可供分散注意力的地方，只能专注地感受脸上的热。离开之前，他开了口，很郑重地，我看上你了，你要是觉得我也行，就跟你大姑说一声吧。他放下一封红包走出门去。这算是表白吗？没想到这个闷声闷气的年轻人这么勇敢，竟然当面把话说出来了，从这一点来看，他比崔志杰强多了。崔志杰看起来还是个小孩，如果把钥匙和手机别在腰上，一定会很滑稽的。
她咬紧了牙关不同意，被问及缘由，又说不出所以然。母亲以春红为例劝说她，并以对付春红的方法降服她，让她接受先定下来这个说法。她觉得不舒服，但也没有别的办法，母亲的方案看起来通情达理，并且已经有了春红这样的成功案例。只是她一直没找到机会去问春红，问出那个春芳已经问了好几次的疑问：是不是有点不太乐意。春芳还小，她的问题没人当回事。当然，她也拿不准换自己来问会不会得到答案，她也不大，她深知这点。
这事算是暂时完结了，可还是没办法轻松下来，那股从春红的婚礼上就压在心口的气好像一直不能吐出来。等钱超上门她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她打了声招呼就躲到里屋看电视了。她开大音量，不想听钱超在母亲面前赞扬她。她深知自己不算什么好员工，她相信钱超也知道这一点，互相看不上，又不得不往一起凑，仅仅是因为他需要工人，她需要工作。钱超走之前掀开帘子跟她再见，那张帅脸堆着笑，让人不忍苛责。她只好也笑一下。咱们初十走，钱超说，早上在汽车站汇合，别睡懒觉哟。这话说得十分家常，就像跟自己的家人说一样，别睡懒觉哦，明天咱们有事要干。在车间里，他从来不用嘴说，每天早上六点半，震耳欲聋的音响准时响起，日复一日放的都是同一首歌，明明是一首欢快的歌，听起来却像丧曲。这些天，她都是睡到自然醒，好像生活向来都是那么自然。睡觉这两个字从钱超嘴里蹦出来，瞬间召回了那些如丧考妣的清晨，胸中的那口气化为固体，卡得更紧了。
初九，春红携丈夫回门。短短三天，她已经和出门前判若两人，原本就圆的脸更圆了，满面油光，说笑大声，活脱脱是母亲的翻版。春蓝有点措手不及，没想到婚姻对一个人的改变那么大，那么快。她把满肚子疑问压在心底，春红已经变成了另一种人，恐怕永远没办法再给她姐妹之间的答案。不过她还是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化解了所有疑问，让春蓝彻底轻松起来。她是带着商量的口气跟母亲说的，杨刚强说我们家饭店缺个服务员，他看春蓝挺合适，能不能让春蓝去我们那里。我去！她赶在母亲之前回答，坚定得自己都觉得害怕。两姐妹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母亲似乎没理由反对，娘仨儿愉快地达成了共识。只是母亲隐隐担忧，被钱超押的那一个月工资还能不能要得回来。她知道肯定要不回来了，但她没说。
兴奋过后，她想起崔志杰，从而变得伤感。当天晚上，她找到王雨婷，从她那里给崔志杰打电话，告诉他自己不去了，让他也不要去了。短暂的沉吟过后，崔志杰邀请她一起去宁波。我要去杭州，她说，去我姐的饭店当服务员。那我也去。你神经病吧，你去干什么。我去了再找活儿，崔志杰说，杭州一定也有厂子。杭州没厂子，去你的宁波吧。好吧，崔志杰说，反正离得不远，等放假了我就去找你。到时候再说吧。因为王雨婷在，她不便多说，匆匆挂了电话。你真的不去了吗。王雨婷说。不去了，她快乐地说，说完才注意到王雨婷的低落。你也别去了吧。她说。我能去哪里呢？王雨婷低着头，摆弄着自己的新手机。要不你跟崔志杰去宁波吧，正好你俩都会踩机器。好像不说出点办法，就是见死不救一样，于是她灵机一动，说出了这个好主意。此后数年，她都为说了这句话而后悔。
3
每有客人投诉，秋荣就很高兴。已经如此卖力，还是不够满意，这里面的水得有多深啊。她满脸堆笑地站在一边，听顾客告她的状，听老板娘数落她，状告得越凶、数落得越狠她越高兴。这种反应常常会惹怒顾客和老板娘，明明在挑她的错，她却一副嬉皮笑脸不知羞的样子，好像完全无所谓，又好像是个傻子，无论是哪一种都让对方的征伐显得可笑。她总是积极认错，但认错者的诚惶诚恐与患得患失绝不会出现在她的脸上。每一次，她都觉得自己赚到了，所以她快乐地认错，因为快乐，所以看起来不像真的认错。可她是真的快乐啊。客人挑错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指甲做得不好看啦；甲片贴不正啦；甲油胶涂不均匀啦；两只手有差异啦……这就是她忍不住开心的原因，有那么多错误需要加以修正，想想就觉得赚大了。面对投诉，老板娘多采取应付姿态，以把顾客哄走为目的，对她们提出的问题倒不以为然。的确，小小一片指甲，能出多大问题。这是关于美的工作，客人心里总有对美的想象，一旦她们的工作没办法印证想象就会造成不满，现实与想象，似乎从来没有互相满意过，想象勒令现实变成想象，现实逼迫想象面对现实。这大概是这份工作最大的难点，摆在眼前的看似只是一枚指甲，实则是瑰丽的想象。有时候，老板娘在客人面前骂完她之后也会安慰她：别放在心上，谁让咱们挣的是女人的钱呢，女人就是事儿多。她完全不这么想，她就喜欢事儿多的客人，事儿多才能进步。
有时她还会追问：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这无疑鼓励了那些胆小腼腆的顾客，让她们得以一吐为快。她认真倾听，拿一个小本子记下来。起初，老板娘不太喜欢她这么干，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后来找她的回头客越来越多，老板娘也就闭嘴了。再后来，老板娘给每个人都配备了一个小本子，并要求必须派上用场，哪怕只是做做样子呢。不止一个客人夸奖秋荣，这种拿着小本子记录售后服务的态度真是太专业了。秋荣受宠若惊，没想到自己还能和专业联系在一起，她一直以为自己只是一个学徒而已。
从前，工作的时候她很少说话，在理发店给人洗头的时候，说得最多的一句是水温合适吗；在足疗店给人按脚的时候，也顶多说一句力道合适吗。一旦合适了，就没有说话的必要了。她是一个提供服务的人，她深知服务要用的是手，而不是嘴。做指甲的时候，不得不说话了，女客们总有诸多疑问与要求，需要一一给出答复。她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也不喜欢听别人说话，母亲的抱怨，奶奶的唠叨，婶子的辱骂，男人的挑逗，朋友的交谈……全是废话。说话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人们说话，只是因为没有办法。一直以来，她保持着能不说话就不说话的好习惯，到了这里，全被打破了。埋首于一片小小的指甲之上，常常不知不觉和指甲的主人从头聊到尾。大概是因为屋子里全是女孩让她放松了警惕，也可能是距离太近让她觉得亲切，她的话明显多了起来，这才知道，说话不光是为了解决问题，也可以仅仅是为了开心。常常在说笑之中结束一天的工作，她从不觉得累，就算是累，也是因为说了太多觉得口渴，笑了太久觉得脸酸。
不少客人成了熟客，她们信任她，愿意让她在手上鼓捣些新花样，等她学会了文眉和一些美容项目，也放心地把脸交给了她。老板娘常说，脸就是女人的命，她不以为意，但也不敢大意。在她看来，脸就是脸，命就是命，脸是天生的，命不是。干了美容之后，她多少有些动摇，脸似乎比命更容易改变，脸上的改变也更容易被看见。日复一日，她改变着一双双手、一张张脸，也慢慢觉察到自己的改变，话说得多了，也就不那么坚定了，认准的道理，也会忍不住怀疑了——包括最重要的一条：必须要会一门技术——通过和客人们交谈得知，很多喜气洋洋的女孩，也不会什么技术，就是单纯的命好，当然，她们也大多漂亮——不禁又想到老板娘的话：脸到底是不是命？很多事情，越想反而越不明白。大体而言，她认为这是好的改变，多想想总没坏处，至于想不明白的事情，就让它不明不白地在那儿吧。
有一个叫大雪的熟客，很少说话，总是一副叫人琢磨不透的样子。每次来，她都找秋荣。这时候的秋荣已经习惯了说话，面对这么一个不爱说话的客人，反倒产生了兴趣。第一次来，她就猜出了秋荣的老家，精确到镇子。秋荣觉得惊奇，问她怎么知道。你们那儿的人总把“黑”说成“血”，大雪说，我们只隔十来里路，就不那么说。碰到老乡，还是那么近的老乡，秋荣开心起来，试图用家乡话跟她聊天。对方并不配合，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回她，且回得简短含混。姐你是做什么的？也没做什么。姐你出来多久了？没多久。姐你普通话说得真好。还行吧。短短几句话，已经能感觉到交谈的困难，这不就是以前的自己吗。她不再说话，专心往她的脚趾甲盖上涂红色的甲油，往手指盖上涂银色的甲油。她的手有些粗，想必小时候也干过农活儿。连手带脚二十个指甲做完，又开始做脸，清洁、水疗、美白、嫩肤——一整套结束，至少两个多小时，费用自然也不低。结账的时候，她眼都不眨一下。秋荣更好奇了，这个姐姐，到底是干什么的。看她年纪也就比自己大一两岁，却已经阔绰至此，她干的事情，一定很了不起。
有一天终于忍不住问了出来，姐，你都会什么技术？
我什么都不会。
她觉得这位姐姐没说实话，什么都不会，怎么那么会花钱？花的钱都是打哪里来的？总不会是家里给的吧？她的家和她的家只差十多里路，想必也富裕不到哪里去。第一次，她对客人产生了诸多疑问。她能感觉到她不想多说，也能看出来她心事重重。一定是很难解决的事，十有八九是工作上的事，她虽然挣很多钱，也有解决不了的事。那是什么事？她想象不到。能挣很多钱的事都是些什么事？她没概念。越是对她好奇，越是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好像这位叫大雪的漂亮姐姐就是知识本身。而知识是不会说话的，知识只能探索。
那你的钱都是怎么挣的？
大概是探索得太急了，问出那句话之后，一连几个星期，大雪没有再来，以往每个星期她都会来一次的。秋荣有些怅然，从小到大，她很少对什么感兴趣，母亲走后，她琢磨过一阵子离家出走的事，怎么逃跑，跑去哪里，跑出去怎么生活。她想的是再去广州，继续在天桥上要钱，可她不知道该怎么到那儿。只知道往南，还很远。目标和目的都有，因为没有方法，也就跟什么都没有一样。她没有鼓足勇气往南走过，虽然一度这么想过。她选择留下来，和两位姐姐一起安心干活儿，其实都谈不上选择，只是没有去做想做的事，被迫接受不想做的事而已。她不再主动去想什么，那让她羞耻。想什么呢，想也是白想。来美甲店以后，她的话多了，想得也多了。是不是想太多也算一种强求？想要了解一个人，跟对着天空求雨有什么两样，天上肯定有雨，天也总会下雨，可天不会因为有人求雨就乖乖下雨。她着实难过了几天，话也不怎么说了。有一些熟客看出她的变化，问她怎么不说话了。她笑笑，说出自己的思考成果：我怕说错了话惹您生气。客人们以为她在开玩笑，看出她的认真之后都热心劝慰，怎么会呢，你又没什么坏心眼；要是人人都怕说错话，那就没人说话了；别怕，我就喜欢跟你说话……客人们的热情鼓舞了她，于是她又说起话来，并再度感到快乐。但她还是会时常想到大雪，想必是自己太聒噪让她不耐烦了。刚入行的时候老板娘就说过，要看人头下菜碟，有的客人喜欢说话，就多陪她们聊聊，有的客人喜欢安静，就给她们足够的空间。她一向做得不错，到了大雪这里却忘了分寸，一定是自己过分亲热让她有了压力。在这一点上，她算是深有体会，和奈丽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不喜欢她的亲热。不同的是奈丽对谁都亲热，而她只亲热这一回就碰上了钉子。她有点想不通，不过也只能这样了，看来人和人确实要投缘才行。她和奈丽最终成了朋友，是因为投缘吗，似乎也不是，是奈丽的热情打动了她。来美甲店之后，和奈丽聚得多了，在一起嘻嘻哈哈的也挺开心，虽然还是嫌她太吵，不过也很珍惜这个朋友，毕竟，在这里只有这么一个熟人。可惜的是前不久奈丽回家结婚了，跟阿耀。这下一个熟人都没了。大雪呢，人家那么有本事，一定不缺朋友，不打紧的热情反而是个麻烦——想到这里，总算不那么自责了，是啊，自己只是一个不打紧的人，人家可能都没有生气，仅仅是觉得麻烦就不来了。
1
从温州回来，大雪给莉莉打了个电话，吞吞吐吐地问她，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
不为什么啊，莉莉说，想走就走了。
真的吗？那你找到你妈了吗？
找我妈？什么意思？
莉莉的疑问惊醒了她，连忙改口：我是说你回去见你妈了吗。
我把她接到身边来了。
你在哪里？她问，马上又慢下来说，真好啊，可以和家人在一起。
是挺好的。莉莉说。
你们在哪儿呢？
无锡。
在那儿做什么？
和你一样，卖化妆品，不过是在网上卖。
网上也能卖吗？辛苦吗？
肯定辛苦啦，进货发货，客服售后都得自己来，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
这样啊。
是啊。
好一会儿没人说话，她怕莉莉会挂掉电话，于是又说，你当时为什么一定要走呢，在杭州的时候多好啊。
不开心，就走了嘛。
你现在，有对象吗？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怎么跟调查户口的一样。
我关心你嘛。
那我问你，你有吗。
我……我还是老样子。
你也找一个吧，别总是老样子。
所以你是有的？对吗？
有啊，莉莉说，当然有啦。
你们会结婚吗？
那谁知道，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莉莉推说太忙挂了电话，她只能把满肚子的问题咽回肚子。一直以来，她都把莉莉当作一个可供学习的对象，跟着她练瑜伽，陪她喝酒，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买她会买的东西，学她说话的方式，简单地以为越像她就越进步。现在，她占了她的位置，却好像什么都不会了。她成了她，反而连自己都弄不清楚了。她站在她站过的窗前，想着她给的答案，她说得太简单了，并不能叫她满意：想走，就走了——人有多少时候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很少；不开心，所以就走了——人有多少时候是开心的，很少——看来她是极少数的人，我呢，肯定不是极少数，也肯定不是大多数，也许是大多数里面的极少数，吃着大多数的苦，做着极少数的选择，以致做不出选择。
车子停在楼下，她探身看他从车里钻出来，探出更多的身子看他走进门廊。等他消失，她收回身子，突然觉得这样站在窗前、这样探着身子像极了是在等他。也许就是在等他呢，也许骨子里就是这么贱，虽然嘴上从来不说，心里从来不想，以为随意站在窗前，就是看看街景，以为把爱和恨分得很清，以为早就想通了，没想到，连一个习惯性动作都经不起推敲。
他进门。她笑。他抱她。她也抱他。他喘息。她压抑着喘息。他叫出来，骂了个脏字。她也叫出来，抓紧了他。
这几天去哪里了。
找朋友玩去了。
你还有朋友呢。
我怎么就不能有朋友了。
什么朋友，男的女的。
一个同学，男的。她想到光辉，上了大学，他很少打电话来了。
男的？你和一个男的玩了几天。
怎么了，不行吗。
行。
许你回家找老婆，就不许我出去找男人。
许。
你是不是吃醋了。
没有。
你连醋都不吃。你就那么不在乎我。
怎么不在乎，特别在乎。
那你不吃醋，我出去找男人你都不吃醋。
我吃了。
那你说没吃。
我嘴硬，行了吧。
她的手在他胸前划着圈，指甲与指腹交替触及肌肤，这也是习惯性动作，每次这么做他都很享受。她的手不是很软（自己很难知道自己的触感，只能通过对比得出，他摸起来是软的，那她理应是粗硬的那个），还黑，只能染银色的甲油，用夸张的对比彰显存在。这样的存在究竟算好还是坏，她拿不准，对自己总有诸多不满意的地方，以至于怀疑他究竟看上了自己哪一点。不过也有可以确定的地方，比如这么做的时候，明确知道他是喜欢的。黑白分明的手划过细嫩的身体，看上去还挺有视觉冲击的。不经意向下，去打探他的变化，确定他是真的喜欢。
你说话啊。
说什么。
到底吃没吃醋。
你烦不烦啊，我吃没吃醋，你还看不出来吗。
心里咯噔一下，原以为只是在无理取闹，看来是真的想知道，并且是真的不知道。他说话从来都是这样，几个字几个字往外蹦，一副半死不活的口气，不管说什么都让人想要再确认一遍。
我就是不知道，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没吃。
真的没吃？
你随便开个玩笑我就吃醋，那也太傻了吧。
你怎么知道是玩笑。
我还不知道你。
你知道我什么？
他不说话了。她停下动作。黑白分明的手悬在两人之间，僵住了。
你以为吃定我了是吧？早晚我也走，跟莉莉一样，让你再也找不到。
别跟我提她！
这下他是真的生气了，莉莉总能让他气急败坏。她常拿莉莉刺他，同时也在刺自己，她深知莉莉对他意味着什么。有时候她也想，要是真的一走了之，会不会让他一样伤心。后来她发现那不会比提起莉莉对他的杀伤力更大，虽然提起莉莉对她没有任何好处，可就是忍不住。她没办法不吃莉莉的醋，好像莉莉才是他离不掉的婚。
为什么不能提她，我就提。她提高了声量，随即矮下去，好好想想吧，莉莉为什么离开你。
把自己都想不通的问题抛出来威胁别人，这很不好，她也知道，可她就是忍不住。她常有一种感觉，和他在一起，就像在一间不知道到底有多大的房子里，只有不断往外探才能一点点找到出路。
你就这么急着走？
你这么不开心，我在这儿干嘛。他穿戴整齐，居高临下看着她，摸了摸她的头说，答应我，开开心心的，不好吗。
和你在一起谁会开心，莉莉吗？她险些脱口而出，不过幸好忍住了。莉莉确实总以开心的一面示人，哪怕是假装的开心，不像她，什么都挂在脸上。
睡得越来越晚，因为没了早起的压力，晚点就晚点吧，第二天晚点起也一样。晚上没什么事干，电视里的人一刻不停地说话，映照着一天都不说一句话的她。到凌晨三点还睡不着的时候，才有点慌了，从没想过失眠这件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还以为只有睡不饱才会难受呢。天刚蒙蒙亮，被奶奶叫起来去菜地干活，费好大的劲才能睁开眼睛，起床气憋得人要爆炸。农忙时节，就着星光在院子里给玉米脱粒，脑袋一次一次往下掉，每次都像会真的摔在地上一样让人心惊肉跳。那时候就想，要是想睡就睡该多好啊。要是没人管该多好啊。要是再也不会挨骂该多好啊。现在，没什么能管到她了，连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了，控制不住的百爪挠心，头昏脑涨，又不甘心去床上。一天晚上，第二次看完《甄嬛传》大结局之后，不知道接下来还能干啥，异常疲惫，却没有一点睡意。习惯性走到窗边去看，街上空空荡荡，抬起头，只能看到半边天，星星已经很黯淡了。穿好衣服下楼，坐在花园的长椅上，长时间看着夜空，这时候的天终于是圆的了。开阔的视界仿佛回到小时候，去菜地叫爷爷回家吃饭的路上，单是抬头看看天就能莫名雀跃起来。爷爷在温州的住处很小，院子里堆满了奶奶捡来的垃圾。老头依旧每天清晨骑着三轮车出去，只是车上拉的不再是菜而是垃圾，那是他一点一点从居民楼上背下来的，纸壳子、水瓶子、泡沫板和旧家具……他们的新生活由废弃物组成。她到的那天晚上，爷爷从柜子里拿出一块月饼给她，说吃吧，这可是好东西，收废品的时候人家给的。好像她还是那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小女孩，理应对给到手上的随便一点什么心怀感激。她吃了那个过期的月饼，虽然一点都不想吃，还有奶奶做的那些难吃的饭。晚上，她没有听从奶奶的安排和他们挤在仅有的一张床上，而是出去开了间房。在她的强烈要求下，他们跟她来到酒店，洗了洗免费的淋浴。他们实在是太脏了。送走他们，她躺在床上，想了好一阵该拿他们怎么办。要是还在卖化妆品，或许可以把他们接到身边，或许二雪也能来了，一想到卖化妆品，她就打住了，不可能再回去卖化妆品了，从开始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就知道，回不去了。她坐在凌晨的长椅上，心比天上的星星还乱。打开手机，翻看通讯录，看看能打给谁，虽然明知道没人可打。划到“美甲秋荣”的时候，停下了，她记得这个做美甲的女孩，她的老乡，总是特别热情，言语里似乎对她有诸多崇拜。因为总被问东问西，怕露馅，就没再去了。打给她，并不是有多喜欢她，仅仅是觉得她最有可能接，也最有可能大半夜跑出来见她。
姐，你咋想起我来了。
在曾经和莉莉常去的酒吧，秋荣忽闪着大眼睛问她。她看起来很兴奋，一点都不像被人刚从睡梦中叫醒的样子。大雪觉得找对了人，这个女孩，光是看到，就让人开心。
2
她以为会轻松不少，确实也轻松不少，不过远没有想象的轻松。什么时候下班，取决于最后一桌客人什么时候走，还要祈祷这期间不要再有人来。磨蹭到最后的往往是喝酒的人，桌上的菜不剩什么了，含混不清的醉话越来越多。她脾气太坏，算不上一个合格的服务员，对这些点不了几个菜还总赖着不走的醉鬼向来没有好脸色。醉鬼们也不在乎服务态度这码事，将她的揶揄嫌恶当作调情，趁着酒劲儿跟她斗嘴，让她火更大。妮儿，再来一瓶。没有，菜都没了还喝个屁。那再来个花生米。花生米值几个钱，心疼钱喝什么酒啊。你这妮儿，年纪轻轻怎么那么现实，张口钱闭口钱的。不为钱谁在这儿伺候你们呐。好好好，再炒个尖椒肉丝，行了吧……要是她愿意，可以把这种对话一直进行下去。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火气，对这帮过穷瘾的男人一百个看不顺眼。她苦着一张脸坐在旁边的空桌上等他们走，仰头看着电视，偶尔一两句酒话挤进耳朵，总能立刻分辨出哪些是大话哪些是真心话。她一点都不想关心，可听到了就没办法装听不到。大话听得多了也像真心话，肯定是心心念念的事，才会喝醉了酒还惦记着。无非是赚钱养家和挣钱成家这两件事，这话从男人嘴里说出来，最终往往指向女人。作为房间里仅有的两个女人，春红坐在收银台仰头看电视，她坐在空位上仰头看电视，春红很少搭话，就是搭话也是帮腔：是啊，不容易；肯正干，不愁找不到合适的；那就是她的不对了……客人们喜欢春红，她具备老板娘的一切要素，嘴甜、爱笑、富态。她刚好相反，嘴毒、脸苦、人瘦，所以她是服务员。好像天生长着反骨，总是无情纠正他们：别把自己摘那么干净，你要真那么能干人家能不跟你；别说得好像女人不干活儿似的，一点也没比你们少干；彩礼太多怨谁，规矩还不都是男人定的；说什么拜金，好像人家是为了钱跟你在一起的，真为了钱一开始都不会正眼瞧你……她总能呛得他们哑口无言，也有善辩的，辩到最后往往越辩越糟，连她也像喝醉了一样胡言乱语起来。像极了男女吵架，最后往往看谁的胜负心更大。她常能获胜，不过并不因此开心，她也拿不准自己说的是对还是错，和一帮酒鬼争什么对错呢，他们只是借着酒劲儿倒倒苦水而已。他们最大的罪过，也就是耽误了她的睡眠，而她偏要逞口舌之快，败他们的兴，还往往起到反作用激起他们的斗志。无论是扫兴还是助兴，她都不喜欢，那让她觉得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她的老板，同时也是她的新晋姐夫，那个又黑又矮的胖子，杨刚强，她并不了解。来的路上她还以为自己是来给春红壮胆的，毕竟春红对他也不算了解，结婚之前，他们只是通了两年的电话，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从春红的反应来看，她还没有做好和这个杨刚强一起生活的准备，或许对他还有诸多防备，毕竟从一开始，她就没看上他。这桩婚姻，更像是屈服于金钱与父权的无奈之举，好像还是小时候，父亲在晚饭后拿出一块钱让她去买一包八毛钱的烟，她怕黑，她怵头，可还是因为难违的父命和那两毛钱的好处费踏上漆黑的夜路。春蓝出于姐妹义气自告奋勇和她一起去，以便回来的路上分享那两毛钱买来的糖果。到底是为了义气还是糖果，她也说不清楚，这是双赢，所以春红一让她来，她就来了。她以为这里有糖，她以为春红需要陪伴。很快她就发现自己想多了，春红适应婚姻的速度出奇得快，比起她，春红和杨刚强更像是一家人，出双入对，窃窃私语，一致对外，同仇敌忾。杨刚强把她当仙女一样供着，收银台就是她的神位，她坐在那里看电视，数钱，嗑瓜子，屁股都不挪一下。有些活儿，她明明可以替春蓝分担一下的，可她就是不动。春蓝不光要点单传菜收拾桌子，没人的时候还要去厨房帮忙洗盘子洗菜。厨房里，杨刚强父子掌勺，杨刚强的母亲做面食，一家三口动作麻利，一刻不闲，把厨房弄得像车间，透着赶时赶工的焦躁。杨刚强不就是钱超的翻版吗，产业是自己的，所以没日没夜地干，不惜赔上自己，当然也就不在乎搭上员工。不同的是钱超有很多员工，而杨刚强只有她一个，以致在这里连个同病相怜的人都没有。从工作量上讲，这里比在钱超那里轻松不少，在心理上可就难受多了，至少在那儿还可以跟同事说说老板坏话，在这里跟谁说呢，跟自己的亲姐妹春红吗？快算了吧，她可是老板娘，并且是一个极其合格的老板娘。
她的未婚夫田玉，那个腰上挂很多钥匙的稳重青年，她同样不熟。他每隔一个月打一次电话过来，彬彬有礼且从不多话，总是寒暄几句就挂，让她挑不出毛病。逢年过节，他会寄一个小礼物过来，一件衣服或者一双鞋，都是实用的东西。如果他刚好在家乡，会载一车礼物去家里拜访，半扇猪肉、几只鸡、一些烟酒饮料，通常要把一辆三轮车的车兜装满——必须要开三轮车去，这是不成文的规矩，逢年过节去看未来岳丈，必须要够排场。这些礼物像筹码在心里积压，未来都是要退回去的，筹码越大，退起来越麻烦。她急需一套说辞，去退掉这桩婚，可他不给一点把柄。
她一直在想的人，崔志杰，她也不知道和他是什么关系，单是想到男朋友这个词，就让她心惊肉跳。他不断打电话过来，好像她的电话是专门为他预备的。电话响了，十有八九是他的电话，也只有他会给她打电话。他很健谈，只是说的都是车轱辘话，实在无话可说，就在电话里做实况转播：我在上班的路上呢，骑车去上班，对，这里的人都骑车上班，路两边全是自行车。我戴着耳机呢，别怕。到天桥了，桥底下有人卖水煎包，挺好吃的，不过肯定没有你们店里好吃，为什么？因为是你端出来的啊。小田汽修……凤霞超市……中国移动……逍遥网吧，什么小羊王八，是逍遥网吧，网吧，打游戏的地方。我去过两次，不过游戏太难了，我学不会，厂里有一个江西人，他玩得好……手机放在手边，好像也跟着他逛了一趟街。她打电话的结束语是“没事就挂了吧”，对他说不出这句话，通常被“这会儿有事先挂了”取代。他要请假来找她，她怕春红知道，不让他来。你就那么不想见我吗。那时候的抱怨还像是撒娇，第三次，连抱怨都没有了，一连几天没打电话过来。晚上，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躺在床上，盯着那个不再活跃的号码，按下去之前总跟自己置气，我又没有错，他凭什么生气，隐隐觉得他坚持不了多久了，隐隐觉得这会儿不打过去，等会儿他就打过来了。一个月之后，跟自己置气变成了跟他置气，好吧，不打就不打，谁怕谁。然而这一个月的不开心是实实在在的，有一天，她鼓足勇气，决定终结这种不开心，主动给他打了过去。他的语气很冷淡，寒暄几句就不说话了，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说出结束语，没事就挂了吧。
恭喜你啊，他突然说，订婚了也不说一声。
必然是王雨婷泄的密，不过她没有打电话过去谴责，那会显得她在乎崔志杰。他的讨伐她当然能一一反驳，但是她没有，那会显得她在乎崔志杰。为什么不让他来？因为怕春红看到告诉家里；从不主动打电话，是不是不在乎他？要是不在乎怎么会一次一次接你的电话。有些话说出来，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可她不说，她等着崔志杰先说。我凭什么在乎你？你说啊。她用最无理的方式还击，无非是想让他先说出那一句“因为我喜欢你”。可他也不说，他说的是，对啊，我是谁呢，凭什么让你在乎呢。
崔志杰不会再打电话来了，她也随着电话沉寂了。不再接那些酒鬼的话茬，一天到晚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您需要点什么？水煎包，胡辣汤，凉拌皮蛋和羊肉烩面，只要是菜单上有的，她马上就能端出来。她的需要不在菜单上，所以不知道找谁去要。从小到大，一直不太习惯主动去要，都是等别人给。最早的一段记忆是五岁，或者六岁，反正是很小的时候，夏天，特别好的天气，小伙伴们聚在一起玩塑料水枪，一种时髦的新兴玩具，好像是突然出现在大家手里。他们互相滋水，追逐打闹。她被滋了一身水，兴奋地哇哇大叫，可是没办法还击。找你爸要钱买啊。小伙伴们指了一条明路给她。那是一个犹如天启的瞬间，“找你爸要”，像是童话书里“芝麻开门”一样的秘密口令，以为说出来就能得到。父亲在人场里闲聊，她兴冲冲跑过去念出口诀，爸，给我一块钱，我要买水枪。小女孩玩什么水枪，不买。父亲具体说了什么她忘了，这句对白是根据以后的经验分配给他的。父亲的威严理应让她识相，可是一想到这样空手而回还是不能参与到众人的狂欢中去（或许还会受到嘲笑），她一阵心慌，这种带着场景的感觉一直伴随着心慌这件事——父亲蹲在土坡上跟人说话，她站在土坡下仰头看他，天气很好，阳光耀眼，父亲的脸掩在逆光里，看不清楚。她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死缠烂打，拽着父亲的胳膊，念经似的说，给我一块钱，给我一块钱。在场的人被她的执着逗笑了，这无疑鼓励了她，也让她忽略了父亲的恼怒，以致父亲站起来赶她，她还是不走，而是蹲在一个自以为安全的地方，继续念叨，给我一块钱，给我一块钱。这种念叨很快沦为大人们闲聊的背景音，为了夺回焦点，她捡起地上的树枝小土块往父亲身上扔。很快她就忘了要钱的目的，只是觉得好玩，往父亲身上扔土块，像是独属于她的亲子游戏，让她觉得被宠爱着。她在地上爬来爬去，寻找可以扔过去又不至于伤到父亲的小东西，有一个碎砖块大了点，她怀着恶作剧般的兴奋扔过去，根本没想击中父亲，可就是不偏不倚打在他的脸上。那一瞬心慌到了极点，伴随着弄巧成拙的尴尬，在父亲的暴喝声中跑出老远。躲在没人的地方，她哭了一会儿，抹干眼泪，迟迟不敢回家。后来的事就记不得了，怎么回的家，有没有受到责备。她再也没找父亲要过东西，也没有下过决心，只是天然地不再去要。母亲不会像父亲那样严词拒绝，她会摆事实讲道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她知道她错了，或者让她明白“给不了”的苦衷。“你别听风就是雨”和“咱跟人家能比吗？”是她的口诀，“你别听风就是雨”用来拒绝无理的要求，“咱跟人家能比吗？”用来拒绝有理的要求。“咱跟人家能比吗？”也是“你别听风就是雨”的递进，想要一双运动鞋，会先听到“你别听风就是雨”，意思是不要异想天开，想要的不一定就能要到，刮了风也不是必然会下雨，要是后面能说出正当理由（大家都有运动鞋，上体育课要穿），等在后面的就是“咱跟人家能比吗？”，即使上体育课要穿，即使人家都有，可“咱跟人家不能比”，所以也就没办法像人家一样。母亲会夸大苦难，把她拉到同一个战壕，告诉她外面有多残酷，她们身处的战壕有多糟糕。她总能被母亲动员起来，生出一股同仇敌忾的昂扬斗志，也不知具体的仇敌是谁，仅仅觉得能跟母亲站在一起，就可以什么都不要。然而需求是打不退的，需求总是死灰复燃，总有穿运动鞋的人在眼前晃荡，总忍住去想运动鞋穿在脚上是什么感觉。她学会了迂回，不再主动去要，而是暗动手脚，想要一双新鞋，就把所有旧鞋磨烂，想要一件外套，就把所有外套弄破，这是一招狠棋，要么如愿以偿，要么换来一堆难看的补丁。她的需求，就是在补丁摞补丁之中得到满足的。
一开始，她想把这桩婚弄破，想想就知道有多难，要说服母亲，要退还礼金，要抵住压力。她不觉得自己能顺利地完成这一系列步骤，所以决定采用更直接、更大胆的招数，直接把自己弄破，并且只能由崔志杰来做那块补丁。前一天晚上，她将写好的请假条偷偷放在前台，留待春红去发现。第二天一早，她溜出门，坐上去宁波的大巴。这是第一次一个人出门，出来工作这几年，每一次都是跟着别人，从没有一个人上路，这一次，是真的一个人了。一路上，她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心跳，擦不干手心里的汗。到了城区，她认出崔志杰在电话里带她逛过的街道和店铺，经他描述的画面铺展在眼前，仿佛刹那间来到未来，和他漫步在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街道，没有人在看着他们，他们也不怕人看。等在崔志杰提过无数次的工厂门口，紧张与恐惧化作期待，期待崔志杰看到她时脸上浮现的笑，期待他不好意思地说，你咋来了？下班的人群涌出大门，在纷乱之中辨认那个一弹一跳的身影，很快就认出了他，也认出了与他挽手同行的王雨婷。他们多快乐啊，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他们多自由啊，卿卿我我，旁若无人。她躲起来，等他们走远。两年后他们的婚礼，她没参加。
从宁波回到杭州，她有了新的需求，离开春红的饭馆，离开所有亲眷，去找一份没人能看到的工作。她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叫秋荣的女孩，在附近的美甲店工作，总来店里吃饭。她是真正的一个人。
3
秋荣爱上了哈哈大笑，都说女孩要笑不露齿，她以前确实是这样，不过以前也不是真的想笑，都是假笑，当然用不到牙。几乎是突然之间，她发现了哈哈大笑的好处，于是逮住一切机会去笑。一开始，她笑得并不大声，不过也很爽了。喝下第一口酒，辣得直吐舌头，大雪笑了，她以为是嘲笑，于是还以假笑。你没喝过酒吗？大雪笑着说。没怎么喝过。她假笑着说。别喝那么急嘛。大雪还在笑。她认出来了，不是嘲笑，是姐姐对妹妹的笑，是以诚心对憨厚的笑，所以她也笑了，你说的干杯嘛，我以为干杯就是把酒喝干。是把酒喝干没错，大雪说，不过有时候也是碰杯的意思，不用真的喝干。我明白了，她说，来，干杯。她再度把酒喝干，再度吐出舌头，不过这次是故意的。大雪又笑起来，你怎么又干了。她也笑了，说，我想让你笑。那时候还没意识到这么做也是想让自己笑，后来不断地这么去做，才知道自己是真的想笑。想笑就能笑，还能让别人笑，何乐而不为呢。
那天晚上，她们坐在酒吧的一角说说笑笑，开心得不行。那时候还不是哈哈大笑，就已经那么开心了，没想到还有更开心的等在后面。她们无疑喝得有点多了，酒精放大了快乐，引来不必要的关注，正是这种不必要引发了更大的快乐。一个帅气的男人在她身边坐下，帅气地搭讪，嗨，美女，你们是一个人吗？她刚开始还有点惊吓，不知道这人是干嘛的，听到这句话就火大了，你是不是瞎，几个人都看不见？你是不是不识数，二都数不到？你自己都说你们，一个人能用你们？你连语文也没学好……她气势汹汹，义正词严，把人家的脸都说红了。大雪在一边笑个不停，那人走了好一会儿还止不住，你怎么、你至于那么凶吗。她也有点不好意思了，不知道是不是跟喝酒吐舌头一样闹了笑话，怎么了，我说得不对吗。对，对。大雪说，只是他说的也不能算错，有时候问是不是一个人，意思是问我们是不是单身。哦，这样啊。她反应过来，看着那个男人的背影哈哈大笑。大雪本来已经停了，又跟她一起笑起来。男人有点发毛，频频回头看她们。她们不管不顾，笑得喘不过气，笑得脸都酸了。好不容易停下来，看看男人的背影，一对眼又笑起来。男人可能实在尴尬，从吧台起身离开了，不过那也耽误不了她们接下来的搞笑。
你问我，秋荣说，你问我是不是一个人。
废话，我问你的话肯定是一个人嘛。大雪说，我问你，又不包括我。
那你问。
好我问。
赶紧问。
嗨美女，你是一个人吗？
你是不是瞎？我不是一个人，难道是一个猪吗？难道是一个狗吗？嗯？你是个瞎子吧……
又是一阵哈哈哈哈。大雪分好几次才把“你真有才”这四个字说完。整个晚上她们都在玩这个游戏，只要想笑，她们就说，嗨美女，你是一个人吗？不管谁说都能引发笑声，有时候光是说到“嗨”就已经笑得不行了。太多笑声了，她完全没空去问那些一直想知道的事，你靠什么为生？你会什么技术？在街头分别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她一点都不觉得累，就是累也是笑得累。你真是一个开心的人。大雪说。秋荣从没想到自己会得到这么一句评价，她从不觉得自己开心，不过她是真的爱上了开心的感觉。她不厌其烦地推广这个游戏，让每一个人问她，嗨美女，你是一个人吗？或者突然去问别人，嗨美女，你是一个人吗？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成功，只有在大雪那里屡试不爽。也有能给这个游戏增添新料的，在那家常去的家乡饭馆，她对不苟言笑的服务员春蓝使出这一招，没想到她也是同样憨厚的一个。我不是美女，她认真作答，把秋荣逗得哈哈大笑。又是一个精彩回答。春蓝被她的疯笑弄得不明所以，也笑了两下回应她。她认出那是假笑，像她以前那样。看来春蓝是真的不觉得自己是美女，所以这个笑话在她那里不成立，可能还伤了她的感情。你是美女。她肯定地说。我不是。春蓝坚定地反驳。你是。我不是，你才是。我是，你也是。你是，我真不是。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办法让春蓝认可美女的称谓。好吧，就算你不是美女，你的回答也很精彩，因为你把重点放在了“美女”而不是“一个人”上，应该放在“一个人”上的。她示范了一下正确玩法，春蓝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啊。对啊，这么说才好笑嘛，所以美女，你是一个人吗？我不是美女。春蓝还是那么回答，还是那么认真。她以为春蓝恼了，愣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她是在搞笑，只不过是用她的方法。她们真正地哈哈大笑起来。
带大雪去豫香园吃饭，就是想让她见识一下春蓝的版本。嗨美女，你是一个人吗？没料想春蓝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你瞎啊，我不是一个人？难道是猪吗？是狗吗……春蓝和大雪大笑不已，只有她被弄了个措手不及。你怎么又说这个了，你不是都说那个的吗。这么说才好笑嘛，春蓝说，怎么样，没想到吧。她也笑了，为春蓝机智的幽默才能。好啊，你知道我带她来是想听那个，就故意说这个。对啊对啊。春蓝说。哪个哪个。大雪被激起好奇心。快说快说。秋荣迫不及待想要看大雪对新版本的反应。嗨美女，你是一个人吗？我不是美女。春蓝马上变脸，认真作答。秋荣先笑起来，然后是完成表演任务的春蓝，这下轮到大雪不笑了。她看着大笑的二人，似乎还没从春蓝的认真之中缓过神来，后来，为了不让气氛太过奇怪，她还是笑了两声。怎么，不好笑吗，秋荣说，这就是她的版本。这样啊，大雪说，我还以为，我还以为——你以为我是认真的对不对，春蓝说，就是认真的啊，本来就不是美女嘛，本来就不是说出来才好笑嘛，就像秋荣说她不是猪，她本来也不是猪啊。不不不，她是猪，你也是美女。大雪说。也许这是口不择言说出来的，不过这又让秋荣和春蓝笑起来了。你就是美女。大雪说。我不是，你们才是。春蓝说。我也不觉得自己是，大雪说，但我觉得你是。我真不是，你才是。你是，我不是。秋荣在一旁看她们一本正经地互相推脱美女这个头衔，像是回到小时候，两位姐姐在她面前拌嘴，战火随时有可能升级，那时候她会有所偏向，站在自以为对的那一方（通常是秋雅那方），而她一站队，战火必然升级。这会儿，她想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谁都不要生气，她灵机一动，说出一个新笑话，好了好了别争了，我们都不是美女，我们是猪好了吧。这下三个人都笑了。
为了更多的笑，她频繁地组织聚会，只要是爱笑的人，她都叫上，也不管她们能不能合得来。在大雪常去的酒吧，在春蓝工作的饭馆，在狭小的出租屋，把一群女孩聚在一起，吃喝玩乐，制造爆笑的时刻。那么多女孩之中，跟大雪春蓝最合得来，也只有她们一叫就来。聚会的地点更多地改在出租屋，她会做饭给她们吃，她们俩也都有拿手好菜。三人之中，她最小，大雪比她大两岁，春蓝大一岁，她开玩笑叫她们大姐和二姐，很快就叫顺了嘴。真是怪啊，和两个亲姐姐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叫过她们，也没有真的像个小妹妹一样肆无忌惮地耍宝捣怪、逗她们笑。你太有才了。你真是一个开心的人。大雪和春蓝频繁地称赞，在被她逗笑之后。一个开心的人，听到这句评价总是不自在，有一种德不配位的心虚，她从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开心的人，最多也就是一个想要开心的人而已。不搞笑的时候，她决定跟两位姐姐坦白：其实，我算不上一个开心的人。真的要说，才发现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可说，做着一份喜欢的工作，拿着不错的薪水，想要学的技术一直在进步，有能在一起玩乐的朋友，好到都可以叫她们姐姐，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看来她们是对的：我是个开心的人，我无忧无虑。
可能是因为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吧。大雪分析说，无欲则刚嘛。
谁说的，我当然有想要的东西。
那你想要什么。
我——。想了好一会儿，似乎也没有什么东西特别想要。
我也不知道。
那就是没有。大雪说，比如说你在美甲店工作，你也想要开一家自己的美甲店，那就是特别想要的东西。
对，我想开一家美甲店，自己当老板。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
刚刚没想到嘛，是你提醒了我。
那就不是特别想要的东西，如果你特别想要开一家美甲店，又开不成，肯定就不开心了。
我可以慢慢攒钱开嘛。她说，现在开不成也没什么不开心的。
对啊，所以说你也不是特别地想要。
大雪说得不无道理，不过并没有解决疑问，她还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是个开心的人。
那你呢，她问大雪，你特别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大雪也卡住了，她思考的时间比秋荣还要长，最后她说，我也没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
那你也是一个开心的人喽。
对，我也是一个开心的人。大雪笑着说。秋荣认出来那是假笑，她肯定说了假话，她一定有特别想要的东西，不然也不会开启这个话题。她没有拆穿她，这是新近学会的技巧，有人说了假话，不必非要把真话问出来，当然也问不出真话。
你呢二姐，你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她问春蓝。
我有。
是什么？
我想去你的美甲店上班，春蓝说，特别想。我想离开我姐的饭馆。
为什么，那可是你姐的饭馆啊。大雪说。
对啊，到美甲店上班还不简单，我分分钟帮你搞定。秋荣说，可为什么非要离开你姐的饭馆呢。
真的吗？你真能让我去美甲店上班？我还以为你们不要我这样的新手呢。春蓝开心得不行，开心到让人以为她之前的哈哈大笑都是假笑。
我分分钟帮你搞定。秋荣为她的开心打保票，这无疑说了大话，为了让老板娘接受春蓝，并给她一份工资，秋荣差点没磨破舌头，还不惜以辞职相逼。
可为什么非要离开你姐的饭馆呢？
这似乎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春蓝迟迟说不出话来，后来她说了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也让这个问题不再是问题。
要是不从那里离开，怎么去美甲店呢。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春蓝来了美甲店，成了她的学生，朝夕相处之间，开心更容易了。她也有了特别想要的东西，比如说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甲店，不过也没有那么想要，慢慢攒钱就好了。差不多习惯了“一个开心的人”这样的评价，并为此骄傲。有一天，秋雅从成都打来电话，让她去参加她的婚礼，一下子就不开心了。她干脆地拒绝，又因为拒绝了自己的姐姐而长久地难过。
1
大雪总在夜里出动，几乎每天。越来越不愿意待在家里。他来得也少了。他来了。他又走。然后她出去。翻查通讯录，叫一个愿意出来的人，瑜伽老师、发廊小妹、饭馆服务员、服装店导购……多是女的，有时候也叫男的（看起来像女的那种）。实在叫不到人，就一个人出去，到人多的地方去。酒吧里喝酒（一杯喝很久）。舞池里跳舞（就是蹦）。泳池里游泳（现学的）。嗨美女，一个人吗？不断有人这么对她说。因为真的是一个人，她用不上秋荣发明的玩笑，没有秋荣在身边，她也使不出来。只要不太讨厌，她都愿意跟他们聊聊。你是干嘛的？她最喜欢这么问。我是工程师。我是摄影师。我是心理咨询师。搞音乐的。搞IT的。搞餐饮的。每一个人背后都对应着一个新鲜的身份。面对反问，她的回答也变得多样：我是工程师。我是摄影师。我是心理咨询师。搞音乐、搞IT、搞餐饮。她最喜欢的角色是餐饮店老板娘和冰棍厂老板的女儿。说起吃喝她向来很有一套，毕竟从小就开始做饭。冰棍厂老板的女儿是露馅后的临时补救，后来越补越像真的。你是干嘛的？我不干嘛，我爸是老板。是吗，那他是干嘛的。他是开冰棍厂的。什么牌子的冰棍。什么牌子都有。怎么会什么牌子都有。因为是冒牌的。那么厉害，你爸真有一套啊。对，所以他死了……不受控制地胡说八道，只要动动嘴，马上就变成一个新人。做冒牌冰棍的父亲死了，留下一大笔钱给她，这个罪恶的角色很受欢迎。她认识了很多人，第二天不会再见的人。只有一次，她失控了，第二天在酒店的床上醒来，不过那人已经走了。
和秋荣成为朋友，算另一种失控。和秋荣成为朋友像极了当初和莉莉成为朋友，不同的是她处于莉莉的位置，秋荣是当初的她，更年轻，更漂亮，更好骗。从一开始，她就告诫自己，不能和她走得太近，不能和她走得太近。秋荣总能让她想到二雪，看起来没什么心眼，大大咧咧，无所禁忌，只为快感而活。这是容易吃亏的角色，比如说聚会时总是抢着买单，不像她带来的那个叫春蓝的女孩，印象中一次单都没买过。大雪尽可能不让她吃亏，确保每次比她花的钱更多。她不是一个大方的人，说是小气也不为过，但和秋荣在一起，她宁愿吃亏的是自己。秋荣用笑声回报她，结实的笑声，出乎意料的快乐。认识秋荣之前，她都忘了笑是怎么回事了。平常的笑，是在柜台上学会的职业微笑，对着镜子练过的，好看，得体，为了取悦对面的人。你笑起来真好看。他常情不自禁地称赞。认识秋荣之后，才知道什么是情不自禁的笑。聚会上，秋荣会出其不意地乱拍照片，多是快乐的瞬间，每个人都咧着嘴笑，别提多难看了，就算捂住了嘴，左歪右斜的姿势也毫无纪念价值。还有拍糊的、拍出重影的、两眼冒红光的——因为拍照的秋荣也在笑。大雪很嫌弃，外加一点恨铁不成钢，费尽口舌想让秋荣知道怎么才能拍出好照片，最起码得先告诉大家一声吧。秋荣屡教不改，作为一个漂亮女孩，好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精致。她的手机里几乎没有静态的照片，都是通过抓拍得来的瞬间，焦点模糊，画面扭曲，群魔乱舞。她还特别喜欢分享自己的得意之作，经常一下子发一串照片过来。大雪每次都删得干干净净，因为实在挑不出一张值得保存的。一天晚上，照例给手机释放内存的时候，她看到这些照片，仿佛能透过屏幕隐隐听到笑声。几乎每一张都在笑，旁若无人，肆无忌惮，特别地丑。她认出来了，那就是情不自禁的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因为快乐，所以就笑。
她留下了那些快乐的照片，同时也发现了快乐的副作用。快乐会放大烦恼。自从过上好日子，最大的烦恼变成了说不出自己是谁。秋荣对她冰棍厂老板女儿的身份深信不疑，可秋荣总有新的问题。很多次，因为不能及时撒一个漂亮的谎而吞吞吐吐，因为不能圆上上一个谎而面红耳赤，窘迫得像一个随时会露出马脚的罪犯。不敢让人知道自己住在哪里，不敢让人知道钱打哪里来的，不敢让人看到最亲密的人，可不就是罪犯吗。高档公寓，精美用度，漂亮的灯具，浴缸里的热水澡，舒服的沙发和清晨的阳台——所有喜欢的东西都不能与人分享，这跟那些贪了公款抢了银行的人有什么两样，不管弄来多少钱都只能偷偷花掉，或者因为害怕，连花都不敢。二雪离了婚，又一次打电话要来找她。她太想让她来了，可她不敢。实在编不出理由，只能生硬地拒绝，你别来，我就要走了。
你去哪里，我跟你一起去。
现在还没定。
那我先去找你。
你先别来。
为什么不让我去，是不是怕我花你的钱，你放心，我去了自己找工作。
她伤心了，二雪说出这样的话，说明她们已经足够疏远。不过这也怨不了二雪，编不出好理由，她也只能这么理解。为了证明不是钱的问题，她给二雪打了钱。二雪更生气了，你以为我是跟你要钱的吗？我就是想去找你，我还没出过门呢。她哑口无言，不过也松了一口气，以为二雪生气了就不会来了。三天后，她接到二雪从火车站打来的电话。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妹妹，就来接我吧。二雪说完就挂了电话。
在火车站旁边的小饭馆里，她看着二雪狼吞虎咽。像所有第一次出门的人一样，她盛装打扮过，穿在身上的应该是最得意的一套，可还是显得土，外套太花，裤子太紧，鞋是那种冒充名牌的地摊货。口红红得发黑，头发染成黄色，还画了荧光眼影，她是那么的缤纷耀眼，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刚刚抛家弃子的离异女人。
你来了，孩子怎么办。
他们本来就不想让我带孩子，怕我把孩子带坏。二雪吸着冰可乐，不耐烦地说，我还怕他们把孩子带坏呢，一家子窝囊废。
为什么离婚，阿方对你不好吗。
对我不好？他敢吗。好是好，他太窝囊了，我看不惯他。
到底因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不想在他家待了。
那你就不管孩子了？
我想管，管得了吗。再说，他们也不让我管啊。
二雪还是像以前一样，跟谁说话都像面对审讯，本能地狡辩、不配合。她二十一岁，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大雪看过照片，都很健康可爱。她的离开，预示着又有三个孩子失去母亲。作为破碎家庭的受害者，怎么能再亲手制造一个破碎的家庭呢。当然，大雪知道没有资格跟二雪说这些，如果夙愿得偿，让他离了婚跟自己在一起，不也是破坏了一个家庭吗。
她没带二雪回家，骗她说住员工宿舍，不允许带人回去。在巷子里租了间平房给她，刻意避开了秋荣所在的那一带。要是二雪认识了秋荣，或者说认识了任何一个她认识的人，都会让别人重新认识她。找工作的事她也没有帮忙，以她的人脉，帮二雪找一份好点的工作不是难事，可她的人脉都是冰棍厂老板女儿的人脉，在她的讲述里，冰棍厂老板只有一个女儿，就是她。她能做的，只是给她出出主意，尽可能把她打扮得好一点，扔掉她的荧光眼影和劣质口红，教她化妆，给她买一些不贵但也不差的衣服和鞋。毕竟只有二十一岁，虽然肚子上有两次剖腹产留下的刀痕，虽然乳房因为连续哺乳稍稍有些下垂，光看脸的话，还是有着稚气未脱的青涩，跟那些刚刚进城找工作的小女孩也没什么分别。在大雪的指导下，二雪在花卉市场找了一份卖花的工作，算是蛮不错的工作了，不累，工作环境也好。
很少再以冰棍厂老板女儿的身份出去找乐子了，而是以化妆品导购的身份和二雪在一起。不管哪个身份，都得用越来越多的谎言维系，谎言越多，越容易露馅。二雪不像外边的人那么客气，总是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为什么不能去你的宿舍看看？为什么不能去你的柜台看看？你究竟有没有男朋友？这件衣服真是假的吗？她回答不出，只好避开她。二雪还是像小时候一样爱惹麻烦，花店的工作很快就干不下去了，因为她搞上了买花的顾客，还不止一个。有一个客人的妻子来闹了一次，她丢了工作。后来又找了几份工作，每次都干不长远，她的心思全在吃喝打扮和谈恋爱上。钱不够用，老向大雪伸手。大雪跟她吵了几次，一次比一次生气，不是因为钱，虽然二雪总把问题归结到钱上。大雪不得不怀疑教她穿衣打扮、带她吃喝玩乐究竟算不算好事，这似乎带坏了她，或者说她本身就是坏的，所谓本性难移。父亲是坏的，奶奶也坏，他们的坏必然会遗传下来，大雪不觉得自己坏，小雪是个傻子更不可能坏，那坏的只能是二雪了。大雪最不能接受的是她谈恋爱根本不在乎对方是不是单身，更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二雪的坏提醒了大雪，让她不得不注意到自己的坏，虽然她不认为自己真有那么坏，可这两种坏太相近了，就像小时候二雪偷来了钱她去帮着花一样，她摘不干净自己。狐狸精、不要脸、婊子、骚货、蛇鼠一窝、沆瀣一气……她能想象别人怎么骂二雪，也能想象怎么连她一起骂，光是想想，就已经无地自容。
一天晚上，回公寓的时候，她发现二雪坐在大厅里。我、我来找个朋友。她慌不择言，临时找的借口自己都不信。快别编了，二雪冷着脸说，带我上去吧。她不敢展示的好生活就这么在二雪眼前展开。二雪在房间里转了几个来回，拿起这个放下那个，两眼放光，赞不绝口，好啊，我说你怎么一天天鬼鬼祟祟的，偷偷摸摸傍上个大款，也不说带我认识认识。逛够了，她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拿起桌上的苹果咬了一口。她吃得津津有味，洋洋自得，汁水挂在嘴角，一直没有去擦。大雪站在客厅中央，哑口无言，手脚无措，像是第一次踏足这个房间，那时候这里的主人还是莉莉，人家坐着，她站着，一样的拘谨，一样的不安。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吃完苹果又开始剥香蕉的二雪倒像是主人，全身心地享受，嘴角的汁水一直没擦。她吃完香蕉，又开始吃葡萄，葡萄籽和葡萄皮很快覆盖了掌心。大雪明白，她在等自己坦白。
你跟踪我？
不然呢，你要瞒我到哪天。二雪放下葡萄，擦了擦嘴，我不光跟踪你，还跟踪了你那位，他也太有钱了吧，住的房子那叫一个大，你怎么不跟他住一起。
他有女人。大雪说。她想问二雪他住在哪里，不过忍住了。
那怎么了，二雪说，我明天就去，让那个女的给你腾地方。
你别乱来！她喊出来，同时往前一步，那感觉像是要去打人。她及时停下了。
瞧把你吓的，是他在外面找女人，理亏的是他，你怕什么。
大雪感觉到双手的抖动，她偷偷将其握成拳。
我跟你说，别太懂事了，你越懂事，他越让你吃亏。二雪拿了个葡萄，把皮捏破，晶莹的果肉黏在指尖，没有急着吃掉。男人都一个样。她说，一戳一蹦跶。她吃了葡萄，吸干净手指，又说，想要什么，你就要，他不答应你就闹，男人都怕把事儿闹大，你听我的，不出三个月他就得离婚。
我要离开他了。大雪说。
你说什么？
我要离开他了，你不用跟着操心了。
你胡说什么？离开他，这么个大款，你要离开他？你跟钱有仇啊。
这种日子我过够了。再这么下去我要疯了。
我看你现在就疯了。二雪站起来，腿磕在满是果皮的茶几上，丝毫没有觉得疼。
什么日子你没过够？穷日子吗。我们的穷日子过得还不够是吧？因为你，我嫁给一个白得像鬼一样的窝囊废，我才过够了呢。
够了！大雪叫起来，随即又矮下去，你不是说是自愿的吗？你明明是自愿的。
对啊，我是自愿的，我自愿为了你嫁人，现在轮到你为我做点什么了。
我能做什么？你以为我很厉害是吧，我是小三，知道什么是小三吗？就是破鞋，随时能一脚踢开的破鞋。
那是你窝囊！你都不把自己当人，谁会正眼瞧你。
我不把自己当人？我什么都不要了，就是想像个人一样。
好啊，你不要，我要。二雪走了两圈，在她面前站定，等我住到他的大房子里，你可别后悔。不过我也不会像你一样有了好处就躲起来享受，我享了福，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吃苦。
你——，大雪指着二雪，一下子慌了，她想到了他。他会不会用更年轻更新鲜的二雪取代自己，她没有一点把握。她的脑子乱了，可她的手还指着二雪，必须得说点什么，必须拣最狠的说，你要脸吗？什么男人你都抢，你是畜生吗？
明明是你说不要了，我怎么能算是抢呢。
你滚！
二雪走了之后，她一夜没睡。第二天，她找到二雪，心平气和但斩钉截铁地告诉她，离开他是一定的，必须要离开，如果二雪真要去找他，那只能断绝姐妹之情，至少还能做到眼不见为净。我真的和他纠缠不起了。她说。二雪沉默良久，一开口先笑了，你真以为我会做那么恶心的事啊，都是气头上乱说的，我只想让你好，没有别的想法。她抱着二雪，哭了。二雪没哭，待她冷静下来之后，二雪给出了另一个方案。她接受了。他爱你，自然想要补偿你，他不爱你，更得让他出出血。照二雪说的，无论如何都得让他表示表示。她接受了，一是觉得二雪说的在理，另一个原因她没有告诉二雪，她已经想到这笔钱该怎么花了。那是和秋荣闲聊时得到的启示，那一次，她问秋荣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比如说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甲店。
2
来到美甲店，是真正的一个人了。全都是不认识的人，就连介绍她进来的秋荣也是新认识的，没有人知道她的底细，没有人能汇报她的行踪，没有人在看着她。特别想干点出格的事，以此来证明自己是真的一个人。这么想的时候总想到崔志杰，要是他现在还能来找她，那该多好啊，一起去逛街，一起去看电影，回来多晚都不用担心，就算不回来也行。她甚至想到把他从王雨婷手里抢过来的可能性，那才是出格的事，不过那样也就尽人皆知了，一想到村口广场上交头接耳的人群她就不敢往下想了。于是想象中的画面变成这样：和一个面目不详的男人漫步在夜晚的林荫道上，树影摇晃街灯，两人时近时远，男人或许会讲笑话，她则压抑着笑声、偶尔打他一下。这种想法让她羞耻，甚至是恶心，为什么出格的事总和男人联系在一起？都在心里骂自己了，还是打消不了这个念头。一天晚上，她偷偷出门，去了秋荣和大雪带她去过的酒吧街。找了个角落坐下，等人过来跟她说，嗨美女，一个人吗？过了两个小时，一个人都没有。她战战兢兢，不断往门口瞟，怕秋荣和大雪突然走进来撞见她的窘迫。一定是因为穿得太土气了，一定是因为长得太矮了，一定是因为太拘谨了——自暴自弃的自我突破之旅陷入自我怀疑的旋涡，自卑：难道破罐子连破摔的资格都没有吗？有那么一会儿，她想笑，又过了一会儿，她想哭。你好美女，这里没人吧。一个男人端着一杯酒，礼貌地问。礼貌得像是嘲弄。没有。她头也不抬地说，说完急急走了出去。
为了去美甲店，她得罪了春红，为了从春红家的出租房搬出来，她又得罪了母亲。你咋那么不听话呢，电话里母亲痛心疾首，出去租房不要钱吗，跟你姐一起住不好吗。听母亲把“不听话”用在自己身上，她还不大习惯，以往就算母亲对她说出这一句，也是这么说：他们不听话，你不能也不听话啊。于是为了和母亲站在一起，她选择听话。这一次，不听话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她当然可以在这种小事上一意孤行，可她该拿那一句“不听话”怎么办。我不在人家那儿干了，还住在人家那儿算怎么回事。她说，就算春红不说什么，杨刚强他们家的人能乐意吗，为了占这点便宜，让人家看不起咱，至于吗。他敢！当姐夫的照顾一下小姨子不是应该的吗。母亲怒了，这是一种同仇敌忾的愤怒，她太熟悉了。没想到情急之下说出的这番话有那么大作用，虽然这么说对姐夫一家不太好，跟人家亏待了她似的，事实上杨刚强一家都很和善，在他们家，春红说了算。
她婉拒了秋荣一起合租的邀请，在附近租了一间小屋，置办了几样家具住进去。生平第一次，她有了自己的房间，这下终于是真正的一个人了。原以为一个人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真的一个人了，似乎也没什么可干。充分地品味了孤独之后，还是要跑到秋荣的出租屋里，寻求一点点欢笑。秋荣总能制造大量笑声，不过她能跟着笑的时候不多。对她来说，秋荣的玩笑太过火了，有的甚至很伤人，比如那个“我不是美女”的游戏，秋荣翻来覆去地玩，这无异于在她的伤口上撒盐。秋荣像个爱搞恶作剧的富家子弟，无忧无虑，什么都不缺，就剩下到处寻开心。一开始，她以为秋荣之所以愿意找她玩，就是可以拿她寻开心。人一旦聚集成群，势必要展开一出大戏，不管愿不愿意，都得扮演一定的角色。每一出戏里都会有一个承受火力遭人取笑的丑角，在家里，这个角色是春芳，在这里，似乎只能是她了。秋荣是人见人爱的美女，大雪是财力雄厚的富婆，她呢，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见过，不就剩下供人开心的用途了吗。这个你都不知道——她们笑了；这个是可以吃的——她们笑了；这个哪里贵了——她们笑了；这有什么好怕的——她们笑了……她们取笑她的贫乏、笨拙、孤陋寡闻。她毫无反击之力，为了合群，还要跟着一起笑，能笑多大声就多大声，大到足以盖住随时会喷薄而出的愤怒。要搁以前，她宁可去死也不会让自己陷入这种境地，可谁让她有求于秋荣呢。为了从春红那里离开，她认了。她想的是只要来到美甲店，就跟秋荣撇开距离，没想到又成了她的徒弟。关系更近了，朝夕相处之间，她发现秋荣也没那么坏，之所以热衷搞笑，或许是因为太过孤苦。据秋荣说，她无父无母，无家可归，说起来也是一个苦命人。秋荣毫不掩饰对她的羡慕之情，羡慕她可以和姐姐在一起，羡慕她经常接到父母的电话。她的羡慕太过热切，以至让春蓝觉得自己真的处于宠爱之中，不得不反过来同情她。如果大雪在，大雪也会羡慕，不过大雪的羡慕更像是炫耀：是啊，多少钱都抵不上一个完整的家。她的口气总让春蓝不舒服，这不是得了便宜卖乖吗。春蓝甚至怀疑她那个开冰棍厂的爹也不是真的死了，或者她爹根本就不是开冰棍厂的。大雪这个人从里到外透着虚假，她的经历，她的口气，她来路不明的富贵，也就秋荣这么没心没肺的人才会信她。不那么讨厌秋荣之后，开始担心她，怕她被人骗，特别是被大雪骗，或者被大雪带坏。大雪那么有钱，跟秋荣在一起玩图什么呢？春蓝想到了人贩子和老鸨子，不过仔细观察，又不像，但也不能排除。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她干了一件蠢事，婉转地告诉秋荣应该离大雪远一点：咱跟她可不一样，人家不用干活就有钱花，再说，谁知道她的钱是怎么来的呢。说完她就后悔了，这太像背后挑拨说人坏话了。秋荣的沉默佐证了这一点。秋荣的沉默加热了空气，烤红了她的脸。二姐，你这么说不太好，秋荣缓缓开了口，我和你还不一样呢，你不干活还可以回家，我连家都没有呢。秋荣的坦诚映出她的卑劣，事先准备好的说辞碎在嘴里，我只是……我就是……我是怕……我错了。最后，她狠下心说。那一刻，她下定了决心，就算大雪是人贩子，就算大雪是老鸨子，在没有被她卖掉之前，也要选择相信。因为她看到，选择相信的秋荣，好轻松啊。
工作上，秋荣毫无保留地教她，她学得很快，不到一年就转正了。转正后的工资比在春红那里翻了两番。挣得多了，大家自然对她刮目相看了，也不那么紧逼着她跟田玉完婚了。每个月的工资，她依照母亲所言交由春红保管，只留少数零花。后来又涨了一次工资，她没有告诉家里，偷偷把这一部分存了起来。她也不知道存起来干嘛，她想的是就算以后还是要交给母亲，先存在手里也不是什么坏事，万一有什么急事要用呢。一个夏天的晚上，急事来了。春红打电话叫她过去，说是有要事相商。她走进快要打烊的饭馆，看到春芳坐在里面。她十八岁了，还是一头短发，习惯性绷着的嘴依旧透着不屈的倔强。她连夜来到这里，是想让两位姐姐为她做主。她要上高三了，想继续读书考大学。母亲在大连的姑妈那里给她找了一份工作，让她去蛋糕店学做蛋糕。据母亲说，那可是一份好工作，因为姑妈正好在蛋糕店做保洁才得知人家要招学徒，平常人家是不招的。姑妈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母亲，母亲第一时间想到了春芳，她从北京打给春芳，让她去大连找姑妈，拿下这份工作。春芳不从，母亲就断了她的生活费。春芳没办法了，只好用母亲打来的去大连的路费来到杭州，寻求两位姐姐的帮助。
反正我把话撂这里，不让我上学，我就离家出走，我才不去做什么破蛋糕呢。春芳说完，又把嘴绷上了。
反了你了，还离家出走。春红说，你良心叫狗吃了，给你养这么大就是让你离家出走的啊。
春芳绷着嘴，不说话。
你成绩怎么样。春蓝说。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还这么理直气壮，春红说，考不上还不是一样去打工。
再不怎么样也比春来强吧，凭什么让他上就不让我上。
你跟春来能比吗？春红说。
凭什么我不能跟他比？他是人我就不是人了吗？他姓苗我就不姓苗了吗？
他是男孩，你是吗。
男孩有什么了不起的。春芳又把嘴绷上了。
男孩就是比我们中用。春红说，你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儿。咱妈说了，你不去大连也行，就留在我这儿帮忙，去春蓝那儿干也行，反正是不让你上了。
那我就走。春芳站起来，做出要走的姿态，不过没有立刻走，很明显，她对外面的黑夜不熟。
你能走到哪儿去。春红说，春蓝，你说说她啊。
春蓝看着气呼呼的春芳，她绷着嘴，梗着脖子，眼睛斜出去，谁也不看，一副不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一直以来，她就是用这副嘴脸制造麻烦，搞大麻烦，应对麻烦。那时候，大家还能骂她，把她的不屈视作笑柄，不咸不淡地也就过去了。如今，她也那么大了，直戳戳站在那里，已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虽然还是讨厌她这副样子，不过已经找不到骂她的理由。
要不这样，春蓝说，咱俩凑点钱让她念，反正一年后就考了。
要是考上了呢。春红说。
考上不就好了。春蓝说，那时候他们就没有借口不给钱了啊。
你怎么也这么天真。春红说，考上就——。春红欲言又止。后来，背着春芳的时候，春红才把话说完，考上就更麻烦了。你想想，咱妈为啥还没等她考就不让她上了，不就是怕她万一考上了还要供她四年，她怕的不是这一年，是以后的四年。一年加四年，就是五年，等她上完学，也该嫁人了，等于说她从出生到嫁人，一分钱没给家里挣，净花钱了。我跟你说，咱妈的账可精着呢。
春红的分析让她脊背发凉，她不认为母亲真有那么贼，但也不能打电话去问。春芳在她的出租屋住了十多天，母亲打了几次电话过来，让她劝劝春芳，劝不动就抻着她，等开学她没钱交学费，自然就没戏唱了。春芳也很坚决，撂下的话似乎从没想过收回：等开学还不见钱，我就远走高飞。春蓝犹豫不决，是把偷偷攒下的钱给她，还是听母亲的晾着她。煎熬不过，她去征求秋荣的意见（这些天，春芳和大家混得很熟了，大家也都很喜欢她），秋荣大力支持，当下要借钱给她，甚至说等春芳考上大学，依然可以继续借钱供她。好不容易有个愿意上学的，当然要支持了。秋荣说，我上学是太笨了，要不然——不过幸亏我笨，不然也没人供我。大雪也表示愿意借钱，要是上了大学，多光荣啊。不是亲姐妹尚且如此，春蓝坚定起来，事实上，去问秋荣之前，她已经想要这么做了，虽然知道这么做必定会招来母亲的责备。春芳拿着她偷偷攒下来的钱高高兴兴回去上学了。姐，你真是太好了。春芳说，我以后只跟你亲。别这么说，爸妈也不容易，你得考虑他们的难处。她惴惴不安地劝慰春芳，惴惴不安地等着母亲的电话。母亲倒是没有骂她，只是问她哪里来的钱。我借的。她说。好啊，母亲说，你是翅膀硬了，都能借上钱了，比我们有本事多了，谁让你托生个没本事的爹妈呢。那一年为了给你们交学费，我们把腿跑断都借不来钱，还是你爸卖了粮食才凑够的，你忘了吗。她怎么能忘，二年级那一年，父亲拉着车去卖粮食，她跟着后面，父亲脖子上冒着青筋，后脑勺的头发都汗湿了。她要去推车，母亲让她到一边去，你能帮上什么忙，别添乱了。她站在村口，看他们一人拉车一人推，蚂蚁般向前移动，为自己的帮不上忙而难过。母亲唤回的场景让她有了哭腔，妈，你别这么说，我现在能挣钱了，咱们不会再受苦了。母亲也哭了，好孩子，他们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哪有不为孩子的父母呢，可咱跟人家能比吗？你知道咱们还欠多少外债吗？还要给你弟盖房子娶媳妇，咱能想咋就咋吗？春芳要是成绩好，我就是拼死也让她上，再说，她就是上完了学也得找工作，现在就有现成的，多难得啊。母亲的一番推心置腹再次把她拉到同一阵线，她为因为春红的话怀疑了母亲而羞愧。不过母亲的话也有让她不舒服的地方，什么叫春芳成绩好拼死也要让她上，自己的成绩才叫一个好，也没有人拼死让她上啊。不过再一想，那时家里的条件也没这么好，她也就释然了。
这件事刚过，又来了一件事，更急，需要的钱更多。秋荣打算跟大雪合伙开美甲店，要拉她一起干。名字我都想好了，秋荣兴冲冲地说，就叫三姐妹美甲店，怎么样，我们三个齐心协力，一定能干好。她第一反应是怀疑，怀疑这是不是大雪骗钱的手段。得知大雪先出了十万，已经选好店址交了一年的租金，她动心了。因为她和秋荣会技术，每人只需再拿五万出来，就能三个人占一样的股份。大雪出的钱最多，秋荣的技术最好，却让她占一样的比例，这是怎样的慷慨。她把疑虑抛诸脑后，并表示只占两成就好了，这样大雪和秋荣就可以每人占四成。秋荣死活不答应，执意要大家一样多，我们店的名字就叫三姐妹，当然要每个姐妹都一样多才行。那天晚上，在秋荣的出租屋，从不喝酒的她第一次喝多了。第二天，她雄心万丈地去找母亲要钱，她算过，这些年交给母亲的远远不止五万，拿一点回来应该不是难事。没想到母亲大惊失色，强烈反对，你这傻妮子，生意是咱做的吗，要是被骗了怎么办。出去几年心咋那么野，还想当老板，老板是谁都能当的吗，要是赔了怎么办。你赶紧回来把婚结了才是正经事，一个女孩子家，别想那么多不着调的事。她急了，也恼了，我做生意怎么不着调了，我不管，我要我的钱。钱都还账了。母亲一句话堵死了她。这之后无论她说什么，母亲都一口咬定没钱，再说下去就用结婚来压她，田玉之前给的定亲钱，送的礼品钱还等着还呢，再不结婚人家还往回要呢。你不是想做生意吗，嫁过去还愁没生意做，他们家就是做生意的。她不信家里没钱，但也不能确定家里有多少钱。她打给父亲，父亲没有反对，也没有支持，只是说家里的钱都在母亲管着。生平第一次，她恨起母亲，不过恨得并不坚定，很快，这恨就转移到自己身上来了。她恨自己如母亲所说“没有托生个有本事的父母”，嫌弃生身父母，只能再度加深对自己的恨。她躲了起来。一面是姐妹的盛情邀约，她为辜负了她们的好意而羞愧，就像小时候要不来买水枪的钱而不敢回到玩水枪的队伍当中一样，她不知道怎么面对她们；一面是父母之命下的媒妁之约，她为违背了他们的意愿而不安，全身心地反抗，却不敢想象撕破脸会是什么样。秋荣和大雪因为这事吵了一架，秋荣的意思是就算春蓝一时拿不出钱，也要让她入伙，不然还算什么三姐妹。大雪坚持一码归一码，生意就是生意，不能从一开始就破坏规则。两人僵持不下，春蓝夹在中间羞愧难当。她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就算大雪同意，也不能没脸没皮地去占这样的便宜。情急之下，她做出这个破罐子破摔的决定：既然没办法履行姐妹之约，那就从了媒妁之约吧，用终身大事来报答养育之恩，用最后一次听话赎回自由身。我要回去结婚了，她说，所以不能和你们一起开店了。秋荣当即炸了毛，语无伦次地反对，好像要回家结婚的那个人是她。就算不开这个店，也不能让你这么作践自己。秋荣说，不就是欠那个男人钱吗，我帮你还。别啊，大雪也急了，要不这样，你那份我先帮你垫上，这样你就不用回去了。春蓝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大雪和秋荣搞不清状况，过来拍她的后背，揉搓她的手，如同抚慰一个抽风的病人。她抱住这两个萍水相逢的姐妹，彻底笑了起来，你们想哪儿去了，结婚是我自愿的，我那个未婚夫可有本事了，你们应该祝贺我。她努力让自己笑得灿烂，虽然脸上还挂着眼泪。秋荣忧心忡忡地看着她，一副完全不信的样子。她抹干眼泪，也不笑了，认真地说，等结了婚，我才有闲心回来跟你们开店，跟结婚比起来，开店可算不上什么大事。秋荣还是将信将疑，不过也没有继续反对，好吧，我们等你回来。坐在回家的车上，她的心是慌的，不过很快就急切起来，像一个真正的新娘子那样，虽然她的新郎——那个腰上总挂着一串钥匙的稳重青年——她没有见过几次。赶紧结吧，快点结吧，她想，结了婚，一切就能了结了。
3
秋雅打电话，说要带新婚丈夫来杭州玩。顺便看看你，她说得轻描淡写，不给她反对的机会。其实也没什么好反对的。早就不怨她了，拒绝参加她的婚礼，是惯性使然，以为她还是那个抛弃自己的无情大姐，以为自己还是那个被抛弃的无助女孩，于是也无情地拒绝了她一次。扯平了，才敢去想那些义愤难平的事，是啊，她有什么办法，她也是被抛弃的，秋芳也是。被抛弃的人还谈什么互相抛弃。她唯一的错，就是太过软弱，那也是本性使然，怨恨一个人的本性是没有道理的。不能恨她了，那就张开怀抱欢迎她吧。开心地等在车站，等她出来，看到她身后不光跟着新婚丈夫，还跟着秋芳，一下子又不开心了。她不能不恨秋芳。
秋芳更瘦了。从学生时代那场失恋之后，她就变瘦了，以为只是暂时的，没想到一路瘦了下来。她原本是很漂亮的，如今看到她，只能感觉到瘦。刘海还是卷曲的，把脸显得更小了，说是尖嘴猴腮也不为过。唯一没变的是那双眼睛，依旧大而明亮，透着机灵。光是看到她，秋荣不免有些心疼，她一说话，秋荣就又恨上了。她从广州来，在父亲的工程队做会计，一开口就是“咱爸”“咱爸”的。秋荣没理由发火，因为她说的“咱”还包括秋雅。秋雅不光不发火，居然还搭她的话，他怎么样，对，让他少抽点烟。看她们这么若无其事地谈到父亲，好像从来都是吉祥如意的一家，她犯恶心、火更盛，连秋雅一块恨上了。
秋雅的新婚丈夫不是当年带她出走的那一个，这个看起来更花心，更好色——可能是秋雅太漂亮了，谁跟她在一起都像个不怀好意的好色之徒。打小她就是最漂亮的，不过还没那么扎眼，那时候缺吃少穿，还得干活，生活的苦难层层裹住了她。如今，她像开屏的孔雀，抖落一身污泥，把自己完整地释放了出来。贴身的长裙释放了她的好身材，淡淡的妆容释放了她的好相貌，温柔的嗓音释放了她的好脾气。秋荣觉得她释放得有点太过了，这个样子，不像是会干活的人。有一瞬，她想伸手去摸一摸那头长发，她的头发一直是短的，所以好奇那是怎样的柔顺、滑溜、飘飘欲仙。小时候，只能用洗衣粉洗头，热水也不方便，秋雅的长发远没有现在那么柔顺、滑溜、飘飘欲仙。她最终没有伸手去摸，她们还没熟到那个份上。现在的秋雅总让她想到母亲，美丽大方，轻声细语，柔柔弱弱，百依百顺，不管干什么，她都问她那个丈夫，你说呢。他们总挨在一起，不是你摸摸我的手，就是我搂搂你的腰。那个男人西装革履的，生活中少有人这么穿，秋荣莫名其妙想到“尚足苑”的王经理，这让她更反感，当然她也知道这感觉来得毫无缘由，所以她压抑着怒火，想着尽快把她们送走。
带她们游西湖，给她们做美甲，去饭店吃饭，让她们知道自己过得还不错。只是没带她们见任何一个朋友，也不想让她们知道自己住在哪里。这期间，她没怎么跟秋芳说过话，和秋雅说得也不算多。没人的时候，她问秋雅，当初跟她一起走的那个男的去哪里了，为什么分开了。秋雅支支吾吾，不愿意说。是不是他甩了你。不是。你甩了他。也不是。那是什么。说不清楚。什么叫说不清楚，总得有人先提分手吧，谁提的。我。为什么。因为他。谁。就是他。她们坐在湖边的凉亭里，一起看向那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他正在给秋芳拍照。他怎么了。他对我更好。那个不好？也好，但是没他好。这回答出乎了意料，她一直以为吃亏的会是秋雅，没想到她是贪吃的那个。要是遇到更好的呢。什么。你要是遇到更好的呢。哪有那么容易遇到。要是遇到了呢。遇不到。秋雅站起来，走到阳光下去了。她坐在凉亭里，看那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给秋雅和秋芳拍照，她们抱住彼此，露出笑容，和平常见到的那些幸福的路人没什么两样。波光粼粼的湖面晃着她的眼睛，明亮的阳光把她隔绝在外。她们向她招手，她站起来，迟迟不愿走过去。
离开的前一天，秋雅订了很好的酒店。几天来都是秋荣抢着买单，她抢不过，所以这次提前订好了。吃完饭，西装男先走了，屋子里只剩下三姐妹。秋雅坐到她和秋芳中间，抓起她们的手放在自己手上，开心地说，这下好了，我们又在一起了。秋荣想把手抽出来，这才感觉到柔弱的秋雅手劲出奇得大。她任由她这么握着，身子往外，保持着一个难受的姿势。给妈打个电话吧，秋雅说，知道我们在一起，她一定很高兴。有什么好打的。秋荣说。我打。秋芳已经拨通了，她打开免提，把手机放在三人面前。《致爱丽丝》的钢琴曲响起，屏幕亮起一个“妈”字。秋荣看向别处。她没有主动给母亲打过，母亲打来，也是说两句就挂。无非是你问我好吗，我问你好吗，只能说好，没有第二个答案。准备准备，秋芳说，等通了咱们一起喊妈。秋荣闭着嘴，没有照做，不过她们两个的声音也够大了。母亲照例问大家好不好，问到她头上，她说好，没有多补一个字。妈，我们找个时间回去看你呀。秋雅说。好好好好，母亲说，看你们都好好的，我就放心了。说了那一声好之后，秋荣就没再说话了，冷冷地坐在一边，也终于抽出了手，无动于衷地看着她们在电话里好来好去的。挂了电话，秋芳又拨了一个号。给咱爸也打一个吧，她说，让他也高兴高兴。别打。秋荣说。铃声已经传出来了，“老婆老婆我爱你，阿弥陀佛保佑你”。别打听见没。秋荣去抢秋芳的手机。我就打怎么了。秋芳笑着，躲闪着。两人从桌边推搡到窗边，秋雅则试图阻止她们，包间里，三姐妹就一部手机展开争夺。音质低劣的铃声还在继续，“愿你事事都如意，我们不分离……”渐弱的铃声被一声洪亮的“喂”打断，秋荣一掌打过去，秋芳高声惨叫，随后是手机撞到墙上的声音，手机掉在地上的声音，手机破碎的声音，手机里依旧洪亮的声音，喂，喂？喂！咋不说话，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她们看着声音发出的角落，没人答话。那头挂了电话，秋雅去查看秋芳一直握着的手，纤细的手腕上一片青紫。秋荣心生愧疚，可还是说不出软话。
你有什么毛病？秋芳带着哭腔说，你想打死我吗。
说了不让你打还打。
我就打怎么了。秋芳说，怎么就不能给咱爸——
那不是我爸。秋荣叫停她的同时也把自己吓了一跳。
你说不是就不是吗，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秋芳说，我告诉你，这个电话还是咱爸让我打的，他想跟你说说话。他一直想着你呢，你知道吗？
谁稀罕他想我，他算什么东西。
你怎么说话呢，那是咱爸——
那是你爸，不是我爸。
荣，别这么说，咱爸现在知道错了，你得给他改正的机会啊。秋雅说，不论如何那都是咱爸，你不可能一辈子不认他。
怎么连你也这么说，她没记性，你也没记性啊。秋荣后退两步，和她们站开了，你们是狗吗？一辈子靠人养。你连个工作都没有，凭什么说我。
秋荣，你——。秋雅被呛得说不出话来，憋红了脸。
你才是狗呢，嘴那么臭。秋芳说，凭什么有工作才能说你，姐嫁了个好人家，不比你的破工作强，我看你就是眼红。
秋荣笑起来，哈哈哈我真是哈、哈没想到哈哈、哈哈哈哈你真是哈、哈哈你真是把我逗笑了哈哈哈哈哈是你眼红吧哈哈哈哈是你眼红对不对哈哈哈哈哈哈你就是这样的人哈你们就是这样的人哈哈哈哈哈……秋荣笑得停不下来，这是她爱上哈哈大笑之后笑得最长的一次，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笑得肚子生疼。她捂着肚子蹲下来，还是停不住。她走到窗边，想对着外面笑，想用最大的声音把该笑的笑完。她打开窗户，刚把头伸出窗外就戛然止住了。秋雅和秋芳大呼小叫地过来拉她。她靠在窗台上，用大笑过后的平静脸孔看着两位姐姐。
你笑什么，疯了吧你。秋芳说，你觉得你比我们都强是吧，你笑话我们。有工作才能说你是吧，我有工作，我还有对象呢，是咱爸给我说的。咱爸为什么联系你，不就是想为你做点事儿吗，你给他机会了吗。
秋芳，别说了。秋雅说。
我就说。秋芳说，从小她就这么疯，就净给我们惹麻烦，我们嫌弃过她吗。不认咱爸也就算了，你看看她对咱妈的态度，对我们两个的态度，好像全世界都欠她的一样。我们欠你什么了，你说啊。
什么都不欠。
知道就好。
我也不欠你们的，你们滚吧，我们谁也不欠谁的。她把身体的重量都靠在窗台上，有气无力地说。
你叫谁滚，这是秋雅订的房，要滚也是你滚。
好，我滚。她动员全身的力气，甩脱秋雅伸过来的手，埋头走了出去。来到晚风微凉的街上，借着夜幕的掩护，她哭了出来。从小到大，她没怎么哭过，早就忘了伤心的感觉。伤心可真难过啊，事情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在失去父母之后，又失去了两位姐姐。她不断想到秋芳那句话，“从小她就净给我们惹麻烦，我们嫌弃她了吗”。她一向看不惯秋芳，却没办法否认这一句。每次惹了麻烦连累到她们，即使秋芳嘴上不饶人，也都跟着一起面对了。看不惯她们的软弱，以致看不见她们的好，也没有反过来想想，她们或许还看不惯自己呢。更伤心了，明白她们好的那一面，可也没办法对不好的一面视而不见。两天后，她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洪亮的男声大大咧咧叫她的名字，喂，秋荣，我是你爸啊。你占谁的便宜，我没有爸。她恶狠狠地挂断电话，才想起这声音似曾相识。
她难过，且困惑，明明是自己不认他们，为什么那种被抛弃的感觉又回来了呢。父亲抛弃母亲，母亲抛弃孩子，孩子长大了，又互相抛弃，像个怪圈，绕不出去。她找到大雪，答应和她一起开美甲店，条件是要带着春蓝一起干。就叫三姐妹美甲店。她说。好不容易说服了大雪，没想到春蓝又不干了，而是执意要回家结婚。又是一种抛弃。她累了，已经分不清是谁在抛弃谁。她只能咬紧牙关，拒不承认。那好吧，她对春蓝说，我们店的名字就叫三姐妹，我们等你回来。
1
美甲店开张，生活开始往好的一面发展。她从公寓里搬出来，在胡同里租了院子，接爷爷奶奶过来，让他们在这里继续收废品。二雪开始在店里跟着秋荣学美甲，虽然她的兴趣还在搞对象上，至少不招惹有妇之夫了。离开他，终于能睡得着觉了，虽然为了离开他，着实担惊受怕了几天。我可以给你钱，至于什么时候让你走，我说了算。他说话一向含混，这下总算斩钉截铁了。要不是二雪提前拍好了照片，她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脱身。她照二雪的安排亮出他们在一起的照片，又亮出他妻子的照片。他气急败坏地走了。三天后，他把钱送了过来。分别前，他对她说，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倒好，都知道勒索我了。这钱你不要我也会给你，要是等到我让你走的那天，会比现在多得多，那一天也不远了，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了，你为什么就是等不到呢。
可能因为我什么都知道了吧。她说。她不知道他说的“多得多”是多少，二雪让她要五十万，她要了三十，不过已经很满足了。她本以为自己会哭，也没有，只是有点难过，难过于他把自己当成那种图钱的女人，不过她也没有解释。事先准备好的那一句“我是爱过你的”，同样没说出口。
美甲店开在一条老街上，远离市区，她们管这里叫城乡结合部，没办法，她们的钱只够来到这里。街上走的都是朴实无华的人，两边的店铺黑漆漆的，五金店、烟酒店、杂货店、熟食店，破破烂烂的小门脸半死不活地耸立着，三姐妹的粉色招牌挂起来，无疑是一抹亮色。秋荣的经营理念就是便宜，这块粉色招牌像女孩收割机，街上零星走过的女孩越来越多地汇聚到这里，后来阿姨大婶们也来了。女人们进进出出，笑声穿透玻璃门，这一小片区域很快有了活力。顺带着，隔壁的玉器店也沾了光。那本是一家门庭冷落的古怪店铺，不光卖玉器，也卖木器、石器、漆器，多是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古怪东西。美甲店的客人排队之余，很自然地拐进去看看新鲜。老板是个帅小伙，混熟之后总来串门，在美甲店的时候比在玉器店还多。他很会说话，总能把客人夸得心花怒放，看这个指甲做的，比玉还滑呢，要不怎么都说纤纤玉指呢，都说君子配美玉，我看美人更配。客人们开心了，免不了到他的玉器店消费一番，买一两件便宜的假首饰。碰上财大气粗的阿姨，卖掉一些玉白菜玉花瓶之类的大件儿，他还会请大家吃吃饭，送点小玉坠什么的。美甲店里不论主顾都是女的，只有他一个男的混在里面，很自然地成了谈资。他叫余亮，本地人，之所以开这么一家古怪的玉器店，是因为真心喜欢钻研这些老物件。门脸是自家的，无所谓赔赚，兴趣大过生意，所以他总是兴致勃勃、兴高采烈的。这样一个阳光大男孩，自然是很讨人喜欢的，大雪先是发现自己喜欢上了他，后又发现他的兴趣在秋荣身上，免不了一阵失落。作为姐妹，她也只能祝福秋荣，远离他。
只一年，美甲店就盈利了，这得益于秋荣的敢打敢干与实打实干。一台价值十万的激光仪，秋荣执意要买，半年就赚回了买仪器的钱，这之后，她没再跟秋荣唱过反调。秋荣的心思都在店里，毫不理会余亮的追求，连她都觉得可惜了。她喜欢余亮，但她宁愿秋荣跟他在一起。她都惊讶为什么面对秋荣能这么无私。无私归无私，伤心还是难免的，为了不那么伤心，她又跟光辉联系上了，她以为这下总算可以大胆去爱了。光辉大学毕业后留在郑州卖保险，几通电话之后，他辞了工作来到杭州。
刚一见面，她就失望了，光辉不再是快乐的混世魔王，他蔫了。头发软趴趴地趴在脑门上，让他看起来像个孩子，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头发可是立起来的。作为一个美容行业的从业者，她当然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光辉的脸臃肿暗沉，只能借用点头发柔和线条。这无疑是个欲盖弥彰的坏主意，在大雪看来，还不如干脆露出脑门，最起码还能精神点。相比之下，余亮那一头板寸简直是无懈可击，看到余亮，她从来不会有脏脏的感觉。头发的软弱还可以改造，眼里的低落要怎么消除呢。那时候，光辉双眼透亮，蕴含其中的是天生的乐观和笃定的坏主意，眨眼之间，他就能鼓捣出让人笑掉大牙的无聊事。他是为逗乐而生的人。如今再看到他，再注视那双眼睛，看到的只是疲惫、倦怠、辛楚、劳乏、困顿……他看起来太累了，让看到他的人也累。说来也怪，小时候累的明明都是女孩，男孩们无所事事，东跑西颠，让人羡慕。长大之后，一下就掉了个，男孩们必须不停工作才能找到配得上的女孩，女孩呢，就算什么都不会也总有人抢着要。这么看来倒是挺公平。光辉都快三十了还没结婚，也不是结不了婚，只是不愿意听从父母的安排而已，也就是说他决定奋斗，奋斗的成果昭然若揭地写在脸上，那就是累。看累了光辉，大雪没办法不想到余亮，余亮开着一家奇怪的店面，虽然奇怪，但也算是奋斗，余亮的眼睛还很活泛，眼里的坏主意还没耗尽。光辉没来之前，大雪想象过他来之后的局面，和他挽手走在人前，向所有人展示她的幸福。一直以来，她都想展示一点好东西，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她知道自己是好的，高挑的身段，漂亮的脸蛋——虽然有点黑，还好妆容精致。她的好足以配上一点别的好，让人知道她好得货真价实。光辉眼里泛着天生的乐观和笃定的坏主意，和她的高挑漂亮交相辉映，让好更好，虽然不及余亮配秋荣的好，但她想自己也应该可以知足了。如今看到这样的光辉，她后悔了，要是和他在一起，恐怕连自己好不容易修来的那一点好也要被拖入泥潭了。可他已经来了，带着希望而来，虽然见到大雪之后他疲惫的双眼又添了一抹畏缩，但依然掩饰不住他的喜欢。大雪知道自己麻烦大了，常来美甲店的男人又多了一个，而她喜欢的还是原来那个。为了保住好不容易修来的那点好不至于没入泥潭，不得不陷入更大的泥潭，她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可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2
她一直以为自己不会胖，因为个子太矮，一度只有七十多斤，七十六，七十五，七十四，最少的时候是七十三，然后又回到七十六，七十六的时候会特别焦躁，七十三的时候也不好过，因为离七十更近了。为了抹掉那个变幻不定的零头，她没怎么吃饱过，心中的完美数字从未到来，所以总觉着还能更好。生了孩子之后，体重破百，脸像笨媳妇揉出来的发面，溢出了面盆，不受控制地鼓起来。小时候，女孩们都听过“笨媳妇和面”的故事，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加到最后面盆都盛不下。每次听到这个故事都哈哈大笑，骄傲地以为自己肯定会是巧媳妇，没成想到头来连笨媳妇都算不上，充其量是一团发面，怎么揉怎么是，谁愿意揉谁揉。加水，加面，加水，加面，来者不拒，为了充足的奶水什么都吃。婆婆的厨艺不算好，胜在舍得下本，鸡鸭鱼肉，水果零食，胃口出奇得好，嘴没怎么闲过。常常呕吐，就是不吐，也总有一种想吐的感觉。没有人笑话她，哺乳期的女人有点小毛病无可厚非。她心里清楚是吃太多的缘故，明明已经顶到嗓子眼儿，手还是不自觉伸向零食袋。忍不住怀疑以前是不是装出来的，现在这个才是真的自己，爱吃，爱睡，懒，心安理得地被人照顾。如果真有好日子的话，应该就是现在吧，辗转于沙发和床之间，看着电视，吃着零食，除了奶孩子，什么都不干。不管谁见了她都夸，春蓝呐，好福气啊。人们所说的福气，就是她新添的肉。若是跟母亲和春红站在一起，她们满盈的福气简直可以把人群淹没，瞧瞧这娘仨儿，一个比一个有福气，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嘛。都不用照镜子，想知道自己什么样，看看母亲和春红就好了。过年回家，两个女婿的车子停在门前，路人经过，赞声不绝。这个家总算翻身了，父亲有了笑模样，母亲也少了抱怨，春芳上了大学，不再是负担，而是骄傲。赞扬声中，好像自己也是光荣的一员。有一次，她坐在车里，远远看到崔志杰骑着电动三轮载王雨婷回娘家。王雨婷坐在车兜里，抱着孩子，裹着头巾，寒风中只露出小半边脸。反观自己，外套脱在一边，女儿坐在儿童座椅里，丈夫气定神闲把着方向盘——腰里挂着一串钥匙，她一下子不难过了。你慢点开。她对丈夫说，别超那辆车。为什么？看到那个抱孩子的女人了吗。嗯。我跟她有仇。丈夫听话地放慢速度。她看着那辆三轮车消失在前面的路口，好像以前的自己也跟着消失了。她扭过头，看着后视镜里的自己，突然觉得胖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的事。
女儿断奶后，她重提去杭州的事。婆婆和丈夫依旧反对，咱自家的生意都忙不过来，出去做什么生意。他们在打什么算盘，她一清二楚。刚结婚的时候他们不放她走，因为她没有完成生孩子的使命，她全力配合，乖乖受孕，以为了结了这事就没人管她了。闺女生下来，虽然谁都没说什么，但她知道，使命还在，甚至更急迫了。这时才去想，要是像母亲一样一连生三个都是女孩怎么办，要是像王雨婷她妈一样一直生女孩该怎么办。来到婆家，她没有唱过一句反调，看不顺眼的事情还是很多，但她学会了不说。总觉得自己是个外人，没有同盟，孤军作战。婚礼当天的凄惶一直没有消退，一个人坐在崭新的婚房里，空攥着拳头，手心大量出汗，不敢抹到崭新的被褥上去，也不敢抹到崭新的婚纱上，湿漉漉的，不舒服，也没办法。洞房的时候，汗出得更多了，手也握得更紧了，因为握得更紧，所以汗更多，因为汗更多，所以握更紧，加水，加面，加水，加面，不知为何，一直逃不出“笨媳妇和面”的魔咒。我到底哪里笨了？满心不甘，又无计可施。背着所有人，她偷偷去打避孕针，一个月一次。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还是因为想到这个办法而兴奋莫名，当然，凄惶还在，或许正是因为太过凄惶才生出兴奋，又因为兴奋过了头才觉出凄惶，加水，加面，还是笨媳妇那一套。有一次，丈夫在身上徒劳奋战的时候，她笑出了声。咋了。他瓮声瓮气地问。没咋。她说，就是觉得你好逗啊。这话无异于讽刺，丈夫平时少言寡语，跟幽默一点关系没有。他干什么都目的明确，工作卖力，因为能挣钱，在她身上卖力，因为能生小孩。他要是知道自己生不出小孩会怎么样，就像他经营的这座废品收购站，全是报废的垃圾，丧失了原有的用途。她知道自己多没有情调，再加上发胖变丑，要不是为了生孩子，他才不会吭哧吭哧往身上爬呢。打了几个月的针，体重一发不可收拾，她不敢上秤，不敢照镜子，无奈垃圾收购站里最不缺的就是这两样，各种能映出人影的垃圾，称各种垃圾的秤。她偷偷网购减肥药，吃得上吐下泻，月事也不规律了，有时来得晚，有时来得多，惶惶不可终日，怕避孕针无效，怕失血过多而死。为了不被人发现，每次都跑到那堆塑料山和真山交界的深沟里，吐，或者拉，流泪，或者流血，她连自己的身体也管不住了。有一天，她昏死在自己的呕吐物上，他们找到她时已是深夜。她在丈夫的摇晃中醒过来，知道自己真的成了一个笑话。我想回家，她说，让我回家。
3
头发慢慢长长，没有人知道，她一直戴帽子，别人问起，笑称是懒得洗头，为了不至于撒谎，确实洗得少了。到了晚上，关上厕所的门，才会摘掉帽子，对着镜子端详逐渐成形的长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给人看，早就备好剪刀，等长到想要的长度就自行剪掉。过了一年，还是不够长，不过也能披在肩头了。一天晚上，洗净吹干之后，她把自己锁在厕所，长时间对着镜子，一动不动地看，长发柔和了脸部轮廓，眉眼之间，有了秋雅的影子（虽然秋雅的长发及腰，她的刚刚过肩）。她眨眨眼，想让目光也柔和一些，东施效什么来着——她想到那个东施学西施的成语，东施效仿的那个字太稠，她从小就没学会。娘的。她没来由地骂了一句，不再挤眉弄眼。都是大眼睛双眼皮，投射出的目光却迥然不同，秋雅不管看谁都像是看小狗小鸡，爱像泉水自然流出，反观自己，就算看到小狗小鸡，就算在心里头喊“好可爱啊”，估计两只眼睛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没办法，她习惯了以不变应万变。她拿起剪刀，把头发放在双刃之间，迟迟剪不下去。娘的。她含混地骂了一句，把剪刀撂在洗手台上。剪是肯定要剪，绝对会剪，剪之前再看一会儿吧。这样的想法让她羞耻，好在厕所里没有别人。一件不敢穿出去的新衣服，不妨碍在穿衣镜前自我欣赏一番，梳成中分，梳成偏分，往左梳，往右梳，用手攥出马尾辫，在头顶捏成丸子……把能想到的发型统统试上一遍，最后，更为羞耻的，居然用手扬起头发，造成被风吹起的效果。大概是电影里老看到这一幕吧，长发的女孩迎风奔跑，头发像旗帜飘在半空，每次看到这样的镜头都觉得好笑，女孩跑不快，肯定是因为头发太长了，头发在后面扯着，拽着，拖着，跑得快才怪。娘的。她又骂，再度拿起剪刀。赶紧打住吧，迫切地想要从刚刚的羞耻行径中解放出来，却没来由地想起这一幕：深秋的麦田里，她在跑，秋雅和秋芳在后面追，那天的风多大啊，多冷啊。像是灵魂出窍一样，她站在后面，看着她们在前面追自己。她们的长发被风拉成直线，拽着她们，拖着她们，可她们还是追上了短发的她。娘的。她用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骂，放下了剪刀。
第二天，她披着一头长发去上班。行人稀少的路段，她奋力奔跑，头发扬起，她扭头去看地上的影子。被这么一个新鲜的影子追着，她不禁越跑越快。这意味着要有所改变了吗？她不觉得，只是懒得把自己管那么严了。哇，大美女。大美女耶。美甲店的同事大呼小叫，装作男人来撩她的头发。以往大家顶多叫她美女，没想到多了一头长发，就成了大美女，这本是秋雅才配得上的称谓。她一直怕人像看待秋雅一样看她，成为一个大美女，似乎就成了柔弱的代名词，现在，她也是大美女了，不过自己好像还是自己，并没有因此就任人宰割。玉器店的余亮也过来看热闹，他没有叫她大美女，而是拿她取乐，呦，想不到咱们沈老板也能装淑女呢。对啊，她说，就是看不过你比我还淑女才装成这样嘛。女孩们笑成一片，余亮也不生气，跟着一起笑。身为一个南方人，他确实比很多北方女孩都显得女气，但他开得起玩笑，秋荣喜欢和他斗嘴，你来我往之间引发一浪浪笑声。果然是装的哇，假发吧，我摸摸看。他伸手上来，秋荣也不躲，当成姐妹一样任他摸。哇，又香又软，我都心动了。余亮夸张地摸着胸口，抓住她的手按在上面，你摸摸，是不是跳得可快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这是狼心狗肺吧。又是一阵笑声，余亮总能激发她的搞笑天赋。她很珍惜这个朋友，说笑打闹，亲密无间，完全忘了他是一个男人。余亮是本地人，对周遭了如指掌，常常张罗着带她们吃喝玩乐。她和大雪去韩国日本进货，他也跟着，三个人像是长到一起。她常开玩笑说，我们三姐妹美甲店本来有个二姐，她刚生了孩子不能来，要不然你先做我们的二姐吧。每每这时他都连连摇头，竭力申明自己是个男的，不愿意加入她们的姐妹团。后来她才知道是因为什么，他不想成为二姐，是因为爱上了三妹。
她当然怀疑过，他是不是对自己有男女之情，只是在一起的时候太没有正形了，男女之间的话题都是通过玩笑说出来的，把玩笑当真，那可就太傻了。她以为余亮就算真的喜欢她们两个当中的一个，也应该是喜欢大雪。在她的头发没有留长之前，大雪才是更像大美女的那一个，当然，也不算是标准的大美女，因为她黑，所以显得比一般大美女坚强。她头发是长的，还是卷的，她很会化妆，也温柔，她肯定是更招男人喜欢的那个。即使留长了头发，秋荣依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标准的大美女，一开口就能看出来，她嘻嘻哈哈，没个正形，笑起来都能露出牙龈，这就是她希望的样子，千万不能活成男人喜欢的样子。所以有一天他突然抱她的时候，她才那么惊慌，一把就推开了他，力气大到让他闪了一个趔趄。你的玩笑开过了吧。她说，我不喜欢被人抱。他坐在地上，好一会儿说不出话，后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走了。第二天，他单独约她出来，郑重地问她是不是不喜欢男人，大雪说你都没有谈过恋爱。她知道他什么意思，就着他的误解说，是。那我就明白了。他说，原谅我会错了意。没什么，她说，我还一直以为你不喜欢女人呢。她自己都知道这样的玩笑有多不合时宜，但他还是笑了。我们还是朋友吧。她说。那当然，你这都不算拒绝我。他说。然而，从那以后，他就开始躲着她了。她为失去了这样一个朋友而伤心，或许他也是因为伤心才不见她吧。明明很开心的两个人，牵扯到爱情就免不了伤心，这更加佐证了她的看法：不能爱。两个月后，大雪来问她，介不介意她和余亮在一起。你们赶快在一起吧。她长吁了一口气，开心地说。她以为解决了这事就能回到从前，大家就可以像以前一样继续嘻嘻哈哈。然而等大雪和余亮真的在一起了，她又开始躲着他们了。
一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她看到光辉坐在门口的暗影里。她在他身边坐下，问他怎么了。
余亮本来是喜欢你的，你知道吧。光辉头也不抬地说。
她没有说话。
你要是答应了他，就不会拆散我跟大雪了。光辉有了哭腔。
对不起。她说。
你是不是真的不喜欢男人。光辉转过脸看着她。
我不知道。
你连自己喜欢什么都不知道？光辉生气了，他明显受够了愚弄。
我真的不知道，你告诉我。
我告诉你什么，我能告诉你什么，是，我是不如余亮，你连余亮都不要，我能告诉你什么。
你为什么喜欢大雪？你怎么知道你是喜欢大雪的？
这还用知道？她那么好，我想跟她好，我想让她一直好下去，这还用知道？我不知道的是她为什么让我过来又不喜欢我了？我不知道的是你这个怪女人，你连一次恋爱都没谈过，你多大了？你就算不喜欢男人也该喜欢女人吧，你是不是冷血动物……
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等他冷静下来。他被怒气支配的身体起伏不定。他不像是发火，倒像是被惊吓过度的样子。她的手随着他的肩颤抖。她的手从没有这样抖过。
对不起。冷静下来的光辉向她道歉，我知道怨不了你，可我实在不知道该怨谁了。
你是不忍心怨她吧，对不对。
光辉没有说话。
我有点明白了。
明白什么。
你能抱抱我吗。她说。
光辉警惕地看着她，像是没听懂她的话。
就抱一下，行吗。
光辉犹豫了一下，还是如她所愿张开了手。她闭上眼，重回那个昏暗的房间，这一次她手上没有精油，可以反手抱住他。她一动不动，越是不动，越能感觉到对方的律动。这是活生生的人，人和人不一样，但拥抱是一样的。
过了很久，光辉撒开了手。她还抱着。好了，够了。光辉说，你放开我。
她放开手，轻声说，还是那么舒服。
你说什么。
没什么。她面对光辉，突然浮现一个极其荒谬的想法，不过她决定不控制了。这些年，把自己管得太严了，她想试试新念头。
你觉得我行吗。
什么意思。
想不想跟我试试。她说，你一定觉得我有病，不过我是诚心的。
你是真有病。光辉以为又是一个愚弄，头也不回地走了。几天后，秋荣约他出来，他早到了十五分钟。
大雪和余亮结婚的时候，她和光辉分别是伴娘与伴郎。大雪婚后不久，她接到秋芳的电话，让她回家参加她的婚礼。这几年，她跟家里依然联系不多，不过总算开始接他们的电话了，就连父亲的电话，她也不再接到就挂。不再否认他是父亲，不过也没有承认他就是，接到他的电话，就跟接到一个乡亲的电话差不多，有时候甚至还会表达关心，让他少抽点烟多吃点水果什么的，只是从没有主动给他打过。秋芳在电话里小心翼翼，生怕她不回来，大家都会来，就在咱二叔家办，咱婶也想你了，还有咱妈。秋芳没有提父亲，那一次争吵之后，秋芳再也没有跟她提过父亲。好，我回去。她说。
离家多年，她头一次回去，很多村人还记得她。久别重逢的感慨反复袭来，没有在她心里泛出多少波澜，无非是有些人长大了，有些人变老了，有些人变好了——起码是表面上吧，父亲一直笑呵呵的，带着他那个已经不那么年轻的妻子，母亲身边跟着十多岁的儿子和她那个老实巴交的二婚丈夫，看起来这个丈夫肯定不会给她气受——所有这些变化她都接受。甚至，也开口叫了一声“爸”，当时人太多了，她觉得不叫一声面子上过不去，时隔二十年再一次叫出这个字眼，陌生得没有一丝感觉。分崩离析的家庭再次重聚，着实显得其乐融融，已经白了头发的婶子一见她就紧紧抱住，穿上婚纱的秋芳也不那么显瘦了，秋雅和她那个穿西装的丈夫依然恩爱，所有这些，都像是生活的例行公事，她感到了喜悦的氛围，仅此而已。只有一件事，让她再度哭出声来。在秋芳婚后的第二天，母亲买了些礼品，带姐妹三人去看望一个老邻居。那个老太太有八十岁了，是个特别热心的老人，母亲生病的时候，她一直帮忙照顾，虽然也没帮上什么大忙，不过房前屋后确实留下了很多她瞎忙活的身影。她们放下礼物，老人从漆黑的屋子里迎出来，一见面先哭了，我的老天爷啊，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还能再看到你们，做梦也想不到你们娘几个还记得我。母女四人上前抱住老人，大家都哭了，哭得震天响。秋荣没想到自己也会哭，长大以后，她再没哭过。她记起那一天，在墙角猛啃老人塞给她的苹果，路人们居高临下看着她，如同看待一个被公开展出的畸形怪胎，毫不避讳地评判她的悲惨，同情她的可怜。在那么屈辱的情境下都能忍住不哭，如今什么都有了，啥也不怕了，却毫无征兆地痛哭失声。她从老中青三代的臂弯里张开泪眼，看到这个破败的农家院子，看到隔壁自家的老屋，在那里，她们哭过无数次，只是从没有像现在一样，哭得那么痛快。
1
和余亮婚后不久，爷爷查出睾丸癌。此后一年，辗转于各大医院，把钱递进一个又一个深得看不见人的窗口。好在美甲店生意不错，尚可勉力支撑。被切除了睾丸的老头变成软塌塌的一团，所剩无几的力气全部用来求死，大雪，听话，别管我了，别管我了行不行。连奶奶也说，要不别治了吧，免得到头来人财两空。“人财两空”，她记得这个词，小时候，村里有个女孩得了白血病，家人举债为她医治。有一次，女孩的父亲佝偻着腰从人前走过，望着他的背影，奶奶跟人议论起来，你说他傻不傻，借了一屁股债，治不好还治，到头来还不是落个人财两空。她记住了这个词，虽然不太清楚意思，根据奶奶当时的精明、鄙薄与一点点怜悯，根据那个背影的佝偻程度，她将其理解为一个可怜傻子的词。时隔多年，奶奶把这话用在了爷爷身上，那个男人的佝偻背影在眼前一闪而过，她怒不可遏，在医院走廊里喊出声来，我就是要给他治，倾家荡产也要治。放心，要是你也这样，我肯定不管。最后，她这么说。向来肝火旺盛的奶奶没敢反驳，爷爷死后，她彻底蔫了，想发脾气，也只是自怨自艾地咕哝一句，我跟他一起走就好了。那你走啊！二雪逮住一切机会呵斥她，或是嘲讽：别光说不练啊你。她不敢顶撞二雪，只好改为更小声的嘀咕。习惯了给人气受的她也很快习惯了受气，只是习惯性斜着看人的眼睛依然泛着斗志。大雪管过二雪几次，让她别太过分，后来见奶奶还是改不了斜眼看人，也就不管了。
爷爷死后不久，父亲的死讯传来，震惊了所有人，不是被他的死讯震惊，而是被他死亡的方式。死于非命，于他而言也算是一种寿终正寝吧。在法医的解剖台上，最后一次看到他，没有人哭。他的头发被剃光了，后脑勺上有一个黑漆漆的窟窿，这是致命伤，也是唯一的伤。那天，他到临县（说是临县，实则已经出了省）的岳丈家去寻负气出走的妻子，刚刚进门，就被躲在门后的妻子一击毙命。凶器是一把用来刨地的三齿耙，击中他的不是耙齿，而是耙背。据那个小个女人供述，她仅仅是想打他一下出气，而不是想要把他打死。法庭上，奶奶又焕发了斗志，不断地喊，判她死刑！丝毫不顾她五岁的儿子就在身侧。后来奶奶因扰乱法庭被禁止出席，只剩下大雪、二雪，还有那个叫新雪的男孩列席旁听。审理中，案件变得复杂起来，这些年父亲靠贩牲口、贩沙子、贩瓜贩菜和一系列杂七杂八的生意挣了不少钱，后来又放起了贷，其中借贷最多的一家是妻子的弟弟，父亲多次索要未果，和妻子矛盾频生，她之所以跑回娘家，也是因为这事儿吵了架。牵扯到经济纠纷，就不能单单以夫妻矛盾看待了，再加上父亲被耙背敲击的伤口如此之重，那个女人又是如此矮小，很难相信她所说的仅仅是想打他一下那么简单，以至于怀疑就算她使出全身力气，也不一定能打那么狠。一种阴谋论悄然传开，杀人的不是她，而是她弟弟，她只是被推出来的替罪羊而已。尽管这个说法极其荒谬，检方还是不得不重视起来，只是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她是被谁推出来的？被她老朽的父母吗？还是被她欠债的弟弟？或者干脆就是乐于奉献的她自己？被告席上的她一口咬定，罪是她一个人的，我打死了我丈夫，他死了我也活不下去了，你们快点枪毙我吧。她神志清醒，认罪态度良好，带着悔罪的自责，只是没有哭过。她老了些，双目仍然有神。大雪屡次直视她的眼睛，想要确认她是不是当年短暂接触过的那个人。她记得她眼里的凶光。然而她的眼睛只是有神，并不凶，甚至还有些哀伤。直到有一次，奶奶突兀地大喊“判她死刑”的时候，她看过来，短短一瞬，凶光毕现，很快她就低下头去了。
判决书下来，是死缓。奶奶不满意，去法院门前闹了一通，没有人附和，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尘埃落定之后，她们从这个陌生的城市离开，带着父亲的骨灰和那个叫新雪的男孩。这个新晋孤儿似乎被吓傻了，案件审理期间像个小僵尸一样跟着她们，对被告席上的母亲视若无睹，看待两位突然出现的姐姐如同看待法院的工作人员。奶奶总是恶狠狠地骂他，叫他孽种，将对其生母的怨气发泄到他身上。在父亲的坟头上，他是最先哭出声来的，用稚嫩的声音喊“爸”，喊了两声，奶奶打断了他，憋住！你还有脸哭。你别说话了。大雪头一次呵斥了奶奶，他想哭就哭，那是他爸，为什么不让他哭。奶奶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也啜泣起来，不知是为自己的儿子还是为自己。大雪没有哭的准备，可眼睛还是湿润了，面前的两个土堆，一个是父亲的，一个是傻子的，曾经，她为傻子哭过，那时候还不敢发出声音，这一次，或许同样是为傻子，但是再也发不出声音。二雪没有哭，她用近乎调笑的口气说，小雪，咱爸来陪你了，这下你可以尽情找他算算账了。
料理完后事，要回杭州了，奶奶不让买她的票，或许是受够了二雪的气和大雪的冷淡，她执意要留下来，接管这份丈夫与儿子共同置下的家业。家里总得有个人吧，她说，我得留下来照顾那个孽种啊。你留下可以，大雪说，新雪必须跟我走。留了些钱给奶奶，她和二雪带着新雪离开了。
你们真的是我姐姐。大概是意识到真的要走了，男孩从车窗回过头来，最后一次确认。
当然了。大雪说，我叫大雪，她叫二雪，你叫新雪，我们名字里都有雪，当然是你的姐姐了。
那我应该叫小雪才对。
想得美。二雪说，小雪已经有人叫了，她也是你姐。
这么说我有三个姐姐了，男孩高兴起来，那她人呢？
大雪和二雪交换了一下眼神，都没有说话。好在男孩足够小，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问题，他又把目光投向窗外。大雪随他一起望出去，和他一起望着飞速倒退的村庄，除非奶奶死，否则应该不会再回来了吧。
2
总算回到了家，却不是想要回去的那一个。这座陌生的三层小楼还飘着油漆味，朝气蓬勃地耸立在马路边。她记得，这里曾是一片坟地，在儿时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每次单独经过，都会加快步伐。说“我要回家”的时候，想的根本不是这里，陌生的位置，陌生的建筑，陌生的红色铁门和浅蓝色外墙。妮儿，到了到了。母亲推开铁门时有多骄傲，她就有多茫然。为了回家，她费尽心思，经过和公婆丈夫的几轮谈判，用苍白多汗的身体向他们表明，不让她回来，她是不会好的。母亲在公路边接上她的时候，回家的路线出现在脑海里，好像灵魂已经比身体早几步到家。随母亲走上岔路的时候还毫无察觉，因为心已经到了家，跟母亲走进院子，才发现丢了魂。
新房子里什么都有，电视和沙发，席梦思床和立式衣柜——不单单是父母房间里才有，每个房间都有，抽水马桶和太阳能热水器，洗衣房——洗衣机也是全自动的，车库——一辆只有春来才会开的白色雪铁龙，三楼的露台——母亲也开始种花了……这是一座现代化庭院，整洁，舒适，温馨，着实是休养生息的好地方。不再有一下雨就不可收拾的泥泞，不再有杂乱的柴堆、湿漉漉的水井、拔了又长的野草，不再有到处拉屎的鸡、鸭——小狗还有，不过它知道到外面去拉。住了一段时间，梦做得少了，舒展的双手也没那么多汗了。母亲把她当客人对待，什么都不让她干，三不五时给她做点好吃的饭。她点什么，母亲做什么，烧茄子、蒸面条、辣椒拌着面炒、烙馍就着鱼汤，有些菜根本没有名字，或者干脆就是母亲的发明。辣椒为什么拌着面炒？是为了省鸡蛋，光炒辣椒的话又太辣，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今的母亲已经习惯辣椒炒鸡蛋了，但她还是想吃那道因为没有鸡蛋而急中生智的菜。那个燥热、模糊的场景一直嵌在脑中，她在灶前烧火，母亲在炒拌了面的辣椒，辣味呛得人直眨眼睛，屋子里很快就待不住人了，不过她们娘俩还是坚守住了岗位，直到把辣味炒成香味。吃饭的时候，大家辣得不断吸气，跟一窝蛇一样嘶嘶有声，一边互相取笑一边猛咽馒头。母亲没想到这菜如此下饭，得意地宣称下次还做，引起一片哀嚎。后来吃饭不香的时候，她就会想到那种口感，炒得金黄的面疙瘩镶在辣椒圈里，咬一下就软软爆开，又香又辣，只能赶紧用馒头顶住。她试着做过，做不出来。还有一道烙馍鱼汤，连母亲也做不出来了。儿时的夏天常常阴雨不绝，水漫出河岸，流得哪哪都是，鱼也随着水到处乱撞，任人捕杀。一天中午，母亲正在做饭，父亲光着膀子拎了两条鱼回来。下什么面条啊，父亲故作嫌弃地说，阴天没事，正好给我们爷几个改善改善生活。于是母亲把擀好的面条重新揉成面团，开始烙烙馍，炖鱼汤。两个灶同时开火，母亲在灶前左右开弓，又是切菜又是擀面，原本一点钟就能吃上的饭硬生生捱到两点半。鱼在锅里飘出香味，大家饥肠辘辘，不停地问，好了没，好了没。好了好了，就好了。母亲说，你们是饿死鬼托生啊你们。就要出锅的时候，母亲让她去邻居家的菜园掐一把茴香，要尖儿上的，嫩的。她很不情愿地穿上雨鞋，撑着伞走出饭香四溢的家门。路上有积水，走不快，她心里起急，怕自己还没回家他们先开了饭。来到无人的菜园，她稍稍有些心慌，感觉像是在偷人家的，虽然母亲说了，一把茴香而已，好心的邻居不会说什么的。她蹚过积水的菜地，找到那一丛茴香，那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菜长在地上的样子，不同于后来在菜市场见到的那种用来包饺子的茴香，这种更大，根部是球状的，跟芹菜一样分着叉往上长，在雨中像是一棵小树。雨珠挂在针一样细密排列的叶子上，被新下的雨砸落，凝成更新的雨珠。她撑伞站定，这一小片区域也凝固了。她被这一株新奇的植物吸引，暂时忘了饿，四周围雨气蒙蒙，她把手放在茴香的尖儿上，想到了仙草之类的东西。采仙草。《新白娘子传奇》里好像有采仙草这回事，《西游记》里也有，她忘了具体是谁采仙草，凭感觉想应该是仙女吧。每一个仙女都有自己的仙境，掌管自己的仙草，短暂停留的这一会儿，这一刻，这一小片区域好像也成了她的仙境一样。采仙草。把仙草带回去，拯救急需拯救的人。她依照母亲所说，只掐尖儿上的嫩芽，回家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功臣。母亲掀开锅盖，把她带回来的仙草洒进鱼汤，顿时异香扑鼻。那种特殊的香味，母亲再也做不出来了，那是混合着雨水、期待、仙草和仙女的味道。她如今当然知道，白素贞叫赵雅芝，孙悟空叫六小龄童，许仙也是女的，叫叶童。
在母亲的照料下，她过了一段悠闲宁静的日子，虽然母亲仍会找机会扭扭捏捏地劝她回去。她装作听不见。天气好的时候，她也会干点活，洗洗自己和女儿的衣服，上三楼的露台浇浇花。两岁的女儿活泼好动，爱跑爱笑，特别喜欢春来这个小舅，赖在他的车上不下来，让他拉着她到处去玩，让他给她买玩具。春来十九岁了，已然是一个帅气温和的大小伙子。他在县城上班，具体干些什么不知道，他的工作就像他的感情生活一样不稳定，那辆白色轿车载过多少女孩，没人知道。家里尝试给他说亲，他心不在焉，这是母亲唯一担心的事，母亲怕他太浪荡，将来不好说媳妇，不过很明显她已经管不住他了。每每提及此事母亲就唉声叹气，邻居们总是用同一套词宽慰她，哎呀，你在这瞎操心什么，你们家这条件，要房有房要车有车，孩子也是要人有人要个儿有个儿，这么个好人家儿哪个姑娘不稀罕。瞧你说的，这算什么好人家啊。母亲虽然反驳，还是难掩自豪。她的担心也不像是真的担心，她只是习惯性觉得应该担心点什么而已。这个家确实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一切都在朝着好的一面发展，父亲的酒局多了起来，虽然他还是很懂节制，但架不住人家的热情。在乡间，愿意找一个人喝酒，足以表明认可他的成功。说起来，父亲一辈子都是泥瓦匠，算得上哪门子成功呢，然而在人们眼中，他的成功耸立在路边，朝气蓬勃，飘着油漆味，他朝气蓬勃的下一代开着白色轿车，风风火火地往返于城乡之间。他的成就昭然若揭，令人赞叹。她不得不为父亲叫好，由衷地。他不再是那个一天到晚郁郁寡欢、从来没个笑脸的糙汉了，不干活的时候，他的衣服也干净起来。一天，一个远亲从门前经过，跟母亲聊起天来，我的老天爷，这就是你们家啊，真好看，真气派，这得花多少钱啊。气派啥呀，好看啥呀，母亲说，你是光看到气派，没看到花钱，连买带装修你知道花了多少不。多少？女人伸长了脖子等待答案。谈到钱，人们还是那么神秘。母亲伸了四个手指，女人发出惊呼，四十万啊！我的老天爷。还多呢，母亲咬着牙说。谈到钱，人们还是充满恨意。她和女儿坐在门廊里，没有参与这场对话，听着她们在门外兴冲冲地大呼小叫，她突然伤心起来，伤心到了疼痛的地步。她捂住胸口，痛苦地闭上眼睛。等那个女人走掉，她来到门外，对笑容还没散尽的母亲说，妈，我想离婚。
明白了她不是说说而已，母亲对她发动了一场车轮大战，所有能说会道和自告奋勇的亲友依次登门，试图让她知道她错了。
你得为孩子想想啊，孩子没了爹可咋办。奶奶说。
二婚多难找你知道不，离容易，再想结就麻烦了。姑姑说。
到哪里找那么好的呢，人和人还不是都一样。邻家大娘说。
我一开始不是也没看上杨刚强吗，感情过着过着就有了。春红说。
你这孩子从小就懂事，怎么现在就不听劝了呢。另一个邻家大娘说。
你再想想吧。父亲说。
姐，我支持你。春芳通过电话偷偷说。
不管谁来说，她都不与之辩论，她知道自己辩不赢。或许沉默才是最好的辩词。母亲很快看出了她的坚决，把很多还没来得及施展口才的七大姑八大姨拦在门外，转而向她抛出了一个颇具重量的条件，蓝，你不是一直想去杭州开店吗，你结婚时田玉家给的八万块钱让妈花了，妈再去借来给你，你去杭州开店，好不好。
不是钱的问题。她头一次开了口。
那是什么问题？
她看看母亲，没再多说。
丈夫和婆婆怒气冲冲地赶回来，要她给一个解释。她给不出来。丈夫在盛怒之下要带走女儿。她再次坚定起来，坚持要女儿跟她。好在只是一个女孩，婆家很快就不坚持了。母亲答应还的那八万块，当作补偿给了婆家。二十九岁这一年，她什么都没有了，得罪了所有娘家人，从婆家净身出户，只有一个两岁的女儿留在身边。她给秋荣打电话，要去她那里打工。打什么工？秋荣几乎喊破听筒，什么叫打工？我们店就叫三姐妹，我们只给自己打工。正要开分店呢，你赶紧来。
抱着女儿坐上火车，她感觉这次是真正的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