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希姆在总共十一个文件夹里记录下了自己的每一次婚姻，凭借着这些记录，娜斯佳详详细细地了解她的那些前任和她自己。每一次婚姻的模式都相同：开端总是与东欧或亚洲婚姻中介机构的通信，或者是对某位女性的征婚启事的回复；接下来，与选定的潜在结婚对象第一次会面，通常有照片为证；到了下一个阶段，她们身上的衣服就不见了，阿希姆本人的裸照也从不缺席，照片里的他总是自豪地展示着他那跃跃欲试的男性器官。而婚礼的照片中从来见不到任何宾客，只有穿着华丽白色礼服的新娘和身着黑色燕尾服的阿希姆——这样看来，娜斯佳在基辅的那张照片就是个例外了。
接下来是重头戏，也就是这些记录的核心——筑巢。每换一任妻子，阿希姆不仅会搬去新的公寓，还会把那些本来就簇新的家具全部换掉，但风格始终保持不变：旧德式的壁柜，黑色皮革家具，法式大床，琳琅满目的家居装饰品和小摆件，比如玻璃心形串成的风铃、花瓶、桌布、灯串、动物雕像，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从不同距离拍了照，包括十分用心的近距离特写。年轻的马来女人性感地在大婚床上舒展开四肢，俄罗斯女人坐在皮沙发上温柔地依偎着阿希姆，罗马尼亚女人温顺地站在布谷鸟钟下。这台钟每次都挂在公寓客厅的中央位置，看来它是阿希姆唯一一个每次搬新家都会带走的物品了。
他的第一任妻子确实是一个来自施瓦本的面包师。排在娜斯佳之前的一任是一个波兰女人，好几年里一直在与阿希姆进行激烈的离婚大战。争端的起因永远都是钱，不是女人们向阿希姆索要钱财，就是阿希姆向她们伸手，但显然没有一个女人像他的第十一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娜斯佳那样愚蠢，任由阿希姆肆无忌惮地剥削自己。她的档案也是最薄的，除了他们在基辅的结婚照，几乎就没有什么了。阿希姆完全放弃了对新克尔恩-布里茨的简陋新公寓的记录，就是从那儿开始，他踏上了以死亡为终点的下坡路，最后在夏洛滕堡的小鸡房子里走到了尽头。这个过程中，娜斯佳始终在他身边，她可能是他人生中唯一一个向他展示仁慈和怜悯的人了。
娜斯佳做梦也想不到，在她的有生之年，会欠德意志银行十五万马克，她感觉自己简直不能更富有了。现在她只需在德意志银行找上门之前尽快从德国消失就行了。背着十五万马克的债务回到乌克兰，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
我又给那位女律师打了电话，大约在四年前，是她帮助娜斯佳逃过了被遣送回乌克兰的命运。如今，奇迹再一次上演。她告诉我们，娜斯佳可以拒绝继承债务。不过，那意味着，继承人在摆脱了死者债务的同时，也放弃了继承他留下的一切。如果娜斯佳声明放弃继承，又找不到其他愿意承担债务的继承人，比如阿希姆某次婚姻里诞生的孩子，那么他所拥有的一切都将成为德意志银行的财产。事实上，这些东西在他生前就已经属于德意志银行了，包括他藏在地下室里的整个仓库，他购置的电脑、奔驰车、抽屉里的餐具、他的壁柜和里面的上千本色情杂志。其实连阿希姆本人也属于德意志银行，只不过他的死亡结束了这种状态。
娜斯佳喜出望外。现在她连小鸡房子都用不着清理了，那甚至是不被允许的。她只需把所有的废物抛在身后，去公证处签署一份拒绝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然后她就可以背上自己的双肩包，啪地甩上房门，直接奔向任何她想去的地方。最后她从德意志银行的财产里偷拿了一样东西，一个骷髅装饰的小沙漏，她带走了它，带走了与阿希姆这段婚姻的纪念。
我是在1992年与娜斯佳相识的，那个时候我还住在前东柏林的一栋废弃房屋里，房子背后的窗户对着一片荒地，夜里那儿会传来猫头鹰的叫声，隔壁半塌的房子里还有喜鹊穿过破碎的窗户进进出出。后来我就被赶出来了，然后被安置到了所谓的中转公寓，这些公寓当时是借助参议院补贴在柏林建起来的，针对的就是像我这样因为房子翻修而被迫搬离的租户。不少人不为所动，继续占着房子，以此抵制新的投资者和想在房产市场上捡漏的人，但在我住的那栋房子里，每个房客都顺从地搬走了。事实证明，这次不得已的搬家实际上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我填写了一份详细询问居住意愿的问卷，在里面的很多选项上都打了钩：三间房间、安静的位置、绿色的后院、镶木地板、阳台、高挑空、对开门，等等，总之，相对于我能承受的租金来说，这些描述只会存在于童话故事里，但当时的柏林就是一个童话世界。作为一名所谓“迁居者”，我在一栋已经翻修好的房子里得到了一套符合我每一条描述的公寓，离我之前的住址不远，租金低到荒唐且十年内不得上涨。
搬家和布置新居娜斯佳都来帮忙了。她为那么多德国家庭打扫过公寓，总觉得走进那些公寓就像走进了宫殿，而现在我也住进了她眼里的宫殿。我们当时已经成了朋友，她继续为我打扫公寓，但不再打算从我这里收取报酬，不过我还是想尽办法把钱塞给她。她可以轻松地把友谊和服务分开，或者更准确地说，让这两件事十分顺畅地衔接起来。
好几年前，我把自己从一场灾难般的婚姻里解脱了出来，自此一直一个人生活。至少在离婚后的第一年里，我每天都在为恢复自由之身而庆幸，享受那种无牵无挂完全独立的幸福感。但每种欢庆都有结束的一刻，自由开始变得百无聊赖，变得越来越令人沮丧。我便时不时地萌生出换个地方住的念头，中途看过至少五十个合租公寓。有一次，我差点就搬去和一个没有工作的女人住在一起了，她参与了一个自称由各种天赋异禀的人组成的互助团体，需要找人与她分担施泰格利茨区豪华七室公寓的租金。还有一次，一个不怎么成功的女艺术家，愿意向我提供她位于小马赫诺的房子里的一整层，她用画笔描绘巴赫的音乐，靠父亲的遗产过活。像这样诱人的机会还出现过好几次，但到了最后一刻我总是下不了决心。一旦想到要布置一间新的公寓，一种挥之不去的陌生感总是涌上我的心头。住在这里还是住在那里，对我而言似乎都是偶然的、任意的，我找不到任何发自内心的理由来做决定。
现在阿希姆死了，我有两个选择：帮娜斯佳找一套小公寓，或者直接让她搬来和我同住。她已经辞去了大楼管理员的工作，彻底与小鸡房子告了别。在找到一套合适的公寓之前，她打算暂时住在姐姐那里。
我家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两个人，况且娜斯佳本身就不是一个需要很大空间的人。不过对于她接不接受搬来和我同住我还没有把握，我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做好了与她合住的准备，不知道我们能否如此近距离地相处，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我的过往又一次紧跟在了我的身后。我想逃开它，但它飞快地追了上来。看着眼前的娜斯佳，我总是回想起她第一次从我家门前的台阶走上来时的样子，一个略显拘谨、还有些小姑娘模样的女人，那是我母亲去世后第一个在德国与我面对面的乌克兰人，那个时候我似乎就已经预感到，有一天我会把她接来和自己同住，最终我会成为那个在德国向她提供庇护之所的人，尽管她实际上并不需要庇护。我敢打赌，她并没有在认真考虑自己去租一间公寓，而是打算先住在威丁区的姐姐家。虽然对她来说塔尼娅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室友，但和她同住总好过独居。而我对自己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独居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同样也不适合我。
阿希姆去世两周后，我最后一次去了小鸡房子，从那儿把娜斯佳接回了家。她带着自己的双肩包和三个大塑料袋搬进了我的公寓。我腾出了卧室，把自己的床拖到了书房，又把衣柜推到客厅和走廊之间的对开门前。我们去宜家采购了一些简单轻便的家具，她还在亚洲商店给自己挑了一款印着小鸟图案的彩色窗帘。
我们开始共同生活的第一天晚上，我准备了一道典型的德国菜：牛肉卷配红甘蓝和土豆团子。我想着要给她一个惊喜，也想让她先感受一下我们即将开始的德乌合璧的生活氛围。然而她拨弄着自己盘子上的食物，安静得有些反常，随后便把盘子从自己面前推开了。“我不喜欢吃这个。”她用一种我从未自她口中听过的冷漠而轻蔑的语气说了一句。
我顿时感觉娜斯佳从自己面前推开的不是食物而是我本人，她“不喜欢”的对象也仿佛不是那道菜而是我，态度还是那样的决绝，毫无转圜余地。坐在我对面的她成了一个陌生的女人，一个刚刚搬进了我的公寓，却突然变得面目全非的女人。按照她原来的性格，不论我做的晚餐有多么不合她的胃口，一向那么谦逊那么善解人意的她仅是出于礼貌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反应。突然之间，我仿佛看到一道铁幕落在了我们之间，只是当时完全不知所措的我还没有真正意识到，“铁幕”这个比喻是多么的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