帘子的另一侧，昨晚收进来的那个女人在咳嗽。她的咳嗽声在墙壁间回荡。她得的是肺炎，其实不应该住在这里，但她有褥疮，又没法住在传染病房。她咳起来就仿佛胃里的东西都要吐出来一样。多莉丝恶心得直哆嗦，用手捂住了耳朵。

“能把我的电脑给我吗？”

多莉丝对着空荡荡的病房喊。她又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重复了一遍。她的喉咙很干，感觉在和上颚摩擦。冷冰冰的病房里很安静，没有听见护士来帮忙的脚步声。

“按铃。”当多莉丝叫第三遍时，咳嗽的女人喘着气对她说。

“谢谢，不过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既然你躺在这儿喊，那么这事儿显然很重要。按铃吧。”那个女人烦躁地说。

多莉丝没有回答。她不需要帮助时，护士们总会过来打扰她，可现在她真的需要她们时，她们又都不见了。要么她自己试着拿电脑？她能看到电脑就在桌子上，早上护士把它放在那里，电脑屏幕被盖上了。她跟她们说了要把屏幕打开，她们为什么不听呢？她应该可以自己过去拿吧？一点儿都不远，如果她还想回到家，她就得练习练习。她拿起床的遥控器，摁了一个按钮。床晃了一下，床尾开始往上升。她想让床停下来，就把所有的按钮都摁了下去。结果床头开始移动，膝盖下的部分也开始往上升。她慌了，赶紧摁下红色的按铃，同时又摇晃着遥控器，把能摁的按钮都摁一遍。终于，床停住了。

“天哪，发生什么了？”跑进来的护士笑了。

多莉丝正直直地坐着，腿抬着，就像一把折叠刀。但她没有笑，眨眨眼，忍住疼痛的泪水。

“我想去拿电脑。”她指着电脑，她的腿被慢慢降下去，后背的疼痛也逐渐减轻了。

“你为什么不按铃呢？我们会尽快过来帮忙的。你知道的，多莉丝。”

“我想练练走路，我想离开这儿。只做理疗是不够的，太慢了。”

“耐心些，多莉丝。你得接受现实。你已经96岁了，不是小孩子了。”护士轻声细语，却好像给了她猛然一击。

“耐心和固执，”她喃喃地说，“如果你知道我有多固执。”

“我听说了。我们要不要试试？”多莉丝点点头。护士慢慢把她的腿垂在床边，扶着她的上半身让她坐起来。多莉丝眯起了眼睛。

“太快了吗？你头晕吗？”护士同情地看着她，温柔地抚摸她的头发。多莉丝摇摇头。

“耐心和固执。”她说着，双手按住软软的床垫。

“一，二，三，起。”护士一边说，一边扶多莉丝起身，双手稳稳地撑住她的腋窝。她感到臀部猛地一疼，然后疼痛传到了一条腿上。“一步一步来，好吗？”多莉丝没有说话，只是把摔断的那条腿向前挪了几毫米。接着，又把另一条腿挪了几毫米。电脑已经近在咫尺。她盯着黑色的电脑包，只剩两米了，但又仿佛隔着一条鸿沟。

“你要休息一下吗？坐一会儿？”护士用脚钩过来一个凳子，但多莉丝摇摇头，仍然艰难地一步一步迈向放电脑的桌子。等她终于走到那儿时，立刻把双手撑在电脑上吐了一口气，头深深地低了下去。

“天哪，你还真是固执。”护士微笑着，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肩膀。多莉丝喘着粗气。她的双腿已经没有知觉，她前后扭扭脚趾，想把腿唤醒。她抬起头，看到护士的眼睛，然后便倒了下去。

A. 卡尔·安德森

卡尔带我们走出车站，走到街上，他不停地跟我们聊天。我们拎着小箱子，他拎着大箱子。他说他在车上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他能听懂一点瑞典语。车站外面有一排黄色的出租车，但他径直走了过去，完全不理睬那些吆喝的司机。他走得很快，步子很大，总是领先我们几步。

“如果他是骗子怎么办？万一他是坏人呢？”艾格尼丝一边小声说，一边拉了拉箱子，想让我停下来。我也拉了拉箱子，盯着她，点点头，让她继续往前走。她不情愿地咕哝着，又迈开了步子。我们继续跟着前面这个金发男人，他比路上几乎所有人都要高出至少半个头。他看上去确实像瑞典人，或许这就是让我决定相信他的原因。

我们走啊走。卡尔不时地回头，仿佛是要看看我们还在不在。等他终于在一座窄窄的砖房前面停下时，我头上已经冒汗了。红色的大门外有两个铁盆，里面种着水仙花。他冲我们点点头。

“到了。她身体不太好。”他开门前解释说。

这座房子有三层，每层只有一个房间。我们直接进了厨房，里面有一个老妇人坐在摇椅上。她的手放在腿上，两眼直直地看着前方。

“妈妈，看我带谁回来了。两个从瑞典来的姑娘。”他冲我们点点头。她没有抬头，仿佛没意识到有人进来。

“妈妈，她们可以跟你讲瑞典语。”他摸摸她的脸颊。她的蓝眼睛看上去毫无生气，瞳孔很小。她的头发无精打采地散在肩上，还有几缕搭在眼睛上。她的肩上盖着一条厚厚的针织披肩，看上去脏兮兮的。

“她叫克里斯蒂娜。自从我父亲失踪后，她几乎就不开口说话了。有时她会说几句瑞典语，我只是想……”他转过身去想掩饰自己的悲伤。他清了清喉咙，接着说：

“我只是想或许你们能让她重新开口讲话。还有，我需要人帮忙做点家务。”

“我来试试。”艾格尼丝小心翼翼地靠近摇椅。她在地板上坐下，背对着那个老太太。

“我只是在这儿坐一会儿。”她用瑞典语说，“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整夜坐在这儿。如果你想说什么，我愿意听。”

老太太没回答。但是，过了一会儿，她的椅子轻轻摇了摇。我也坐了下来。屋子里很安静，只有摇椅吱吱呀呀的声音和远处街道上的嘈杂。我们答应在这里住几天，卡尔帮我们在楼上的起居室里铺了一张床。他还帮克里斯蒂娜也铺了一张床垫，轻轻地帮她躺到上面。她太重了，他没法把她搬到三楼的卧室里。

卡尔经常上楼到起居室里和我们聊天，但从不聊克里斯蒂娜。他跟我们讲他那天都做了什么，讲他工作的那家银行，也讲欧洲和战争。在我们住在伊莲家的几个月里，欧洲的形势越来越糟。卡尔告诉我们最新的情况，但他不知道瑞典是否也参战了。在美国人眼里，欧洲仿佛只是一个大的国家。

开始，我们并不想问他的父亲去哪儿了，但随着我们对他了解得越来越多，聊的话题也越来越私密，几个星期以后，我们终于鼓起了勇气。答案在意料之中。

一切都很突然。一天，他们回家时，他的父亲站在那里，他的行李已经收拾好了。他说了几句话就走了，没有留下一分钱，但把房子留给了他们。

“他为了别人离开了我妈妈。他走后，她的心就死了。她在纽约一直觉得很迷失，他曾经是她的港湾。他照料着一切，他会为她挺身而出。”

我们静静地听着。

“他已经走三年了，我并不想他。我并不想念他的坏脾气和专横的态度。其实没有他，我们生活得更好，我只希望妈妈也能看到这一点。但她渐渐变得越来越抑郁，她不再见人，不再关心我们的家，也不再关心她的外表。最后，她就在摇椅上坐着，再也不起来，几乎不说一句话。”

我们轮流坐在克里斯蒂娜身边跟她说话。她不喜欢离开摇椅，有时我都担心她会变成一块石头。一个人能像那样一言不发地坐多久？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卡尔坚持让我们留下，说我们对克里斯蒂娜的恢复有好处。他说得对。终于，一天清晨，当我们烧水泡茶时，奇迹发生了。

“跟我讲讲瑞典。”她有气无力地说。听到那句瑞典语的感觉真是好极了。

我们赶忙到她跟前，一人在她一边，跟她聊了起来。我们跟她讲我们玩耍的雪堆、土豆和鲱鱼、淅沥小雨的气息还有第一朵款冬花。我们还跟她讲斯德哥尔摩中部，在动物园岛绿油油的草地上有跳来跳去的小羊羔和明亮的夏夜里沙滩街上的自行车。我们给她描述的每一幅画面都让她的眼睛里多了一点神采。她没再说别的，但她越来越多地朝我们看。如果我们安静下来，她就会抬起眉毛，冲我们点头，让我们继续说。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继续努力，想让克里斯蒂娜开心起来。一天，卡尔到家时，看到摇椅空了。“摇椅空了。”他盯着我们，“摇椅空了！她在哪儿？我母亲在哪儿？”我们大笑起来，指指水池。她正站在那儿洗午餐用过的盘子。她很瘦，脸色苍白，但她自己站在那里，双手还在忙碌着。当卡尔走向她时，她温和地笑了。他紧紧地拥抱了她。他趴在她的肩上看着我们，眼里满是泪水。

我们打听着关于瑞典的消息，但没人知道准确的情况。新闻在报道希特勒和他的行径，还有德国士兵占领巴黎时哭泣的法国人。我们盯着那些黑白的画面，难以想象在我热爱和思念的城市里正发生的一切。那里跟我离开时已经截然不同，一切都变了。我给格斯塔写了信，但是，跟之前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没有回音。

我们仍然同卡尔和克里斯蒂娜住在一起。我们不需要付房租，但我们帮忙做饭和打扫卫生。这是卡尔表达感谢的方式。他上班时，我们就陪克里斯蒂娜聊天。她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沉默了这么久，感觉就像沉睡了好几个月。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她一天天好转，我重新开始考虑未来。我们得找工作，得有自己的住处。隐居了几乎一年，我们得出去闯闯了。

艾格尼丝对我的计划一点也不感兴趣，而且她最近经常让我很不满。她有事不再告诉我，每次我说什么，她总是心不在焉，好像有点伤感。她开始用英文回答我的问题，即使我在跟她讲瑞典语。过了一段时间，我注意到她开始黏着卡尔，而不是我。晚上，他们俩会待在厨房的沙发上，低声聊到深夜，就像曾经的阿兰和我那样。

一天晚上，很晚了，克里斯蒂娜坐在摇椅上缝桌布。我在看报纸，跟平常一样搜寻着关于战争的新闻。在报纸里提到的每一名死去的士兵身上，我仿佛都会看到阿兰。我专心地看着报纸，甚至没有注意到他们俩站在我面前，手拉着手。艾格尼丝不得不重复了一遍：

“卡尔和我，我们要结婚了。”

我盯着她，又盯着他。我没明白。她那么小，怎么能结婚呢？而且是跟卡尔？

“你不高兴吗？”艾格尼丝大声说，伸手给我看她的金戒指，“你为我们感到高兴吧？多浪漫啊！我们打算春天时在瑞典教堂举办婚礼。你当我的伴娘。”

于是，樱花刚刚开放的时候，他们结婚了。艾格尼丝的手捧花也是樱花的颜色：娇艳欲滴的粉色玫瑰、常春藤和白色的含羞草。我双手紧紧握住那捧花，看卡尔为她的左手戴上另一只光滑的金戒指。戒指在她的关节处卡住了，卡尔来回扭了几下，终于滑了过去。她穿着我的白色香奈儿裙子，我在巴黎时经常穿它。那条裙子仿佛是为她量身定制的，她美极了，及肩的金发被卷成了厚厚的大波浪，一半用白色的珍珠发夹别住。

我本该为她高兴，可我唯一感受到的是对阿兰的思念。我知道你一定会觉得我总是阿兰长，阿兰短，詹妮。这很难。有一些记忆让你无法忘怀，它们就像溃烂的脓肿一样，不时地爆开，让你好疼，好疼。

A. 卡尔·安德森

几个月过去了，艾格尼丝越来越把自己当作新的女主人。她认为我应该服从她，按她说的做，就像小孩子在玩过家家。这让我很生气。

一天早上，我在走廊里踱来踱去。厚厚的木地板上有两处会吱吱呀呀作响，我绕过去，免得发出声响，但还是在来回走着。已经快八点了，卡尔很快就会出门上班。他出现时，我停下来，对他点点头，向他告别。当他开门出去时，外面街道上的声音传了进来，但屋子里很快又恢复了宁静，我继续来回踱着步。我已经把右手的指甲咬得快秃了，很疼，但我无法克制自己。我走进了厨房。

“我不想在这儿待下去了。我不想一辈子都给你做女仆。”

当听到这句愤怒的法语时，艾格尼丝瞪着我。家里只有她能听懂法语，所以我经常用法语跟她说话。我重复了一遍，直到她点头，想阻止我说下去。我已经收拾好了包和我们从巴黎带来的箱子，衬衫裙也换成了更严肃的衣服。我束起了头发，还涂了口红。我已经准备好面对外面的世界，重新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曾经是一名著名的模特。我已经淡出聚光灯太久了。

“可是你去哪儿呢？你住哪儿？我们先规划一下不是更好吗？”

我冷笑了一下。

“把包放下。别傻了。”艾格尼丝小声说。她的手在卡尔刚给她买的裙子上搓着。他为她买衣服，并把她据为己有。

“再等几天。求求你，留下来。卡尔认识人，他可以帮你。”

“卡尔，卡尔，卡尔。你只想着卡尔。你真觉得他能解决一切问题吗？我在巴黎好得很，没有你也没有他。我在纽约也可以！”

“卡尔，卡尔，卡尔。我是听到我的名字了吗？你们在说什么？有什么问题吗？”他回来拿雨伞，一只胳膊搂着艾格尼丝，在她的脸上亲了一下。

“没什么。”她含含糊糊地说。

他扬起眉毛看着我。

“没问题。”我说，转身想走。艾格尼丝追了过来。

“求你了，别丢下我。”她恳求道，“我们是姐妹。我们应该在一起。你和我们在这里有个家。我们需要你。至少等你找到工作和住的地方。卡尔和我，我们俩可以帮你。”

她把我的箱子拎回床边，我没有力气再反对。那天晚上，我对着浴室里斑斑点点还有裂痕的镜子仔细看自己的脸。美国之行已经在我脸上留下了印记。我眼周曾经光滑的皮肤现在肿胀而晦暗。我轻轻抬起眉毛，把它们往上提，直到靠近发际线，便又看到了自己原来的样子，闪亮的大眼睛，年轻，漂亮。我本该是这样。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但曾经让我引以为荣的笑容已经不见了。我摇摇头，我的嘴唇又变回了一条直线。

我从巴黎带来的化妆品一直没有动过。我拧开粉盖，用刷子往脸上刷了一层。脸上的红血丝被厚厚的白粉盖住了，雀斑也被遮住了。接着，我涂上腮红，颧骨上的一点血色越来越大，成为大片的深樱桃红。我停不下来。我又画了粗粗的黑眼线，一直画到太阳穴。我把眉毛画得很宽，就像一堆煤。我用深灰色的眼影涂满一半的眼皮，又涂了口红，几乎是我嘴唇厚度的两倍。我看着镜子里滑稽的自己，眼泪流了下来。最后，我在镜子上给自己画了一个大大的叉。

P. 约翰·罗伯特·鲍尔斯

我继续忍受着，但那座小房子里的气氛越发让我感到压抑。这一次，我为自己的出走制订了更好的计划。当我拿起东西离开时，卡尔已经去上班了，克里斯蒂娜还在睡觉。我觉得这样最好，这样我和妹妹可以好好地告别。艾格尼丝哭了，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了我。

“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我保证。”我们拥抱时，我轻轻地说。

我把她推开，便走了，没有回头，她哭泣的样子太让我难受了。我在第七街的一个小旅馆住了几天。房间里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仅仅能容下床和小边桌。我刚住下没两天，便给格斯塔写信，原原本本地把事情的经过和自己的感受告诉他。这一次，仅仅过了两周，我便从邮局收到了他的回信。我每天都会去邮局，早已习惯了空手而归，因此，当出纳员递过来一封信时，我激动坏了，当场便拆开读起来。信是用黑色墨水写的，我看到字迹便笑了。我期待着里面会有一张回斯德哥尔摩的票，或者至少有一点钱，但除了文字什么都没有。他没有钱，他说，斯德哥尔摩的生活很艰难。战争影响了每一个人。他现在只能用画换取食物和酒来为生。

如果可以，亲爱的多莉丝，我会寄一条船过去接你。这条船将载你跨过大洋，回到斯德哥尔摩美丽的码头。我会坐在窗前，用望远镜看着船员们载你归来。我一看到你就会跑下去，站在那儿，张开双臂迎接你。亲爱的多莉丝，如果这能变成现实就好了，老朋友久别重逢。无论何时，我都欢迎你回来。你知道的。我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那个在巴斯图街5号为我端酒的可爱的小姑娘，我永远忘不了她。

你的格斯塔

信纸上画着漂亮的红色、紫色还有绿色的花。它们蜷曲在信纸右角，包裹着整片文字。我小心翼翼地用食指摩挲着那些漂亮的花，它们表达着格斯塔对当年那个年轻的女仆的喜爱。画的油彩很厚，我可以感受到纸上凹凸不平的每一个笔触。那些花比我以前见他画过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油画要漂亮得多。

我仍然留着那封信，詹妮，和其他东西一起放在我的小铁盒里。或许它现在值钱了，毕竟他最终确实出了名，在他去世很久之后。

我在邮局站了好一会儿，一手捏着他的信，一手拿着信封。仿佛我最后的生命线被切断，周围的世界渐渐褪色成了黑与白。后来，我慢慢把信纸折好，塞进我的胸衣，放在靠近心脏的位置。我的沮丧很快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取而代之的是尽快返回斯德哥尔摩的强烈愿望。我跑进厕所。我在里面使劲捏自己的脸颊，直到泛出红晕，然后涂上口红。我理了理合身的米色夹克衫，把仍然有点肥的裙子向上拉了拉。接着，我径直来到约翰·罗伯特·鲍尔斯模特经纪公司。卡尔曾经告诉过我，这个经纪公司做漂亮姑娘的生意。在纽约，模特找工作就是通过这样的经纪公司，而不是像巴黎那样通过百货商店或是时尚品牌。当我把手按在门铃上时，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对经纪公司完全没有概念，但我愿意试一试。美貌是我唯一的资本。

“你好。”我站在一张巨大的桌子前，用英语轻声说。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小个子女人，穿着黑红格纹的紧身裙。她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上上下下把我打量了一番。

“我来见约翰·罗伯特·鲍尔斯。”我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迟疑地说。

“你预约了吗？”

我摇摇头。她给了我一个居高临下的微笑。

“小姐，这里是约翰·罗伯特·鲍尔斯经纪公司。你不能这么随便进来就想见到他。”

“我只是觉得他或许会愿意见我。我从巴黎来，我曾和欧洲几家著名的时尚品牌合作过，比如香奈儿。你知道香奈儿吗？”

“香奈儿？”她站起身，指着墙边一张深灰色的椅子。

“坐吧，我很快回来。”

我仿佛在那儿坐了一个世纪。终于，她回来了，身后跟着一个矮矮的男人。他穿着一身灰色的西装。我看见里面有一件马甲，一个口袋里还挂着细细的金链。他跟前台的接待员一样，还没开口，先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

“你为香奈儿工作过？”他的眼神从我的脚往上扫，避开了我的眼睛。

“转身。”他抬起一只手，做了个旋转的手势。我转过身，扭头回来看他。

“那一定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轻蔑地说完，便走开了。我盯着接待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意思是你可以走了。”她冲门的方向点点头。

“但你不想让我穿上服装试试吗？”

“小姐，我相信你曾经一定是个漂亮的模特，但那些日子已经过去。我们这里只要年轻的姑娘。”

她仿佛心满意足。或许每一个被鲍尔斯先生拒绝的女孩都让她获得了一种个人的胜利。

我用手摸了摸脸颊，它仍然很柔软，仍然像孩童的皮肤一样光滑。我清了清喉咙。

“或许我可以预约一下？等鲍尔斯先生有时间的时候？”

她坚定地摇了摇头。

“恐怕没这个必要了，你最好还是去找别的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