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幢宿舍楼，立在地势较高的山坡上。我住在楼房的最高层。
每天晚饭后，我总爱搬一把竹椅，坐到阳台上，观赏小城的夜景。沉沉的夜色，把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建筑物、把整个的城市包溶了。一盏盏灯光，从这里那里探出头来，在我的周围汇集成了一个光的湖泊。抬头远眺，那一抹暗淡的山头上，灿灿地亮起一片灯火。每一盏灯光都在闪动着，飘曳着，熠熠的，跃跃的，好象在水面上飘荡，又好象在云端里游动……那是锑都锡矿山的灯，离这里二十余里。近边的灯，不闪不动，直愣愣地放射着光芒。那是铁焦总厂、金竹山电厂、耐火材料厂……以及市区居民宿舍楼里的灯。这每一盏灯火里，都有一个生动的画面，都有一个或幸福、或不幸的家庭……
这二十八、九万人口的小城，由多少个家庭组成？
我在这灯的湖泊里，寻找那一盏灯；我在这家庭的海洋中，寻找那一个家庭……
一
提起他来，没有人能说出他的什么好处或坏处。他没有给旁人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提起她来，更是没有几个人知晓。是的，他们太普通了。他们的家庭也太普通了。
那么，我为什么要来写这样一个家庭？
因为普通。
小城里，数万个、甚至上十万个家庭中，绝大多数是普通的家庭。正是因为它的普通，才使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我去访问这个家庭时，知道这么一点情况：男的姓谭，“文革”前，在中央某个部工作。“文革”中被打成什么分子，清洗回原籍劳动。党籍、干籍、城市户口，都一笔勾销了。后来落实政策，就地安排他到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某部门当工程师。他原先的爱人，那个大城市的女子，自然离开了他。他们的夫妻关系，同他的党籍、干籍、城市户口一同终结了。如今的这位妻子，比他年轻十几岁……
这个女人，为什么愿意嫁给一个比自己大了十五、六岁的老男人？凭我以往的生活经验，不由地做出这样的一些猜想：那一定是个图享受，贪安逸，不爱劳动，行为轻佻的女人。如果是这样，这位比女人年长的老工程师，会幸福吗？这个家庭，会幸福吗？
我为这位工程师捏了一把汗。
这些猜想，迫使我下决心去寻访这个家庭，拜会这对老夫少妻。
遗憾！第一次寻到那里时，夫妇俩都不在家。门上一把锁。我只好扫兴而归。
第一次登门不见，好象藏着一个谜而没有揭穿，使我要访问他们的愿望更强烈了。几天以后，我从长沙回到这座小城时，我又一次寻上门去。这一回，门开着迎接我。当我跨进这个门坎时，愣住了。
一群小鸡，在房子里“唧唧”地叫着。
一个不善打扮的女人，嘴里“咯咯咯”地哼着，在把米喂这群活蹦乱跳的小鸡。女人四十来岁，一头短发，青衣蓝裤，象村妇般的朴实。
靠里墙的一张木沙发上，坐着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谭工。我们曾经在办公室里见过一面。那么这个女人是谁？保姆？还是……我很难做出判断。如果是工程师的妻子，她可实在与好吃懒做、贪图享受、轻佻……联系不起来呀！
谭工认出了我。他站起身来，向女人介绍：“这是市委谭书记。”
“啊，啊！”女人连连朝我点点头，转身泡茶去了。
“她是……”我试探性地问。
“我爱人。”
“……”
面前的现实与我在心里的猜测，反差太大了。我的脑子里一时间木然了，不知向工程师表示点什么好。
这时，谭工给我递过来一支烟，说：“抽一支麻实（质量差的）烟吧！”
“谢谢，我没有这个坏习惯！”
我的心突地一动，想出了这么一句俏皮话。恰巧这时，女人给我端茶来了。她听了我的话，哈哈笑道：“好，好！我非常赞成你这么说！他那个坏毛病，不晓得要什么时候才能改掉！”
“你也学学别人，来一个‘妻管严’呀！”
“我不行，没有你夫人那个魄力！”
说完，她仰头大笑。这是一位很豪爽、很健谈的女人。
房子里气氛一时变得融洽、亲切而活跃。
这时，从门外走进来两个女孩子。一大一小，大的怕有十七、八岁，小的看去大约八、九岁。刚刚洗过澡，两人的头发都散披在肩头。大女儿脸庞红润光亮，眼睛清亮照人，长得丰满、结实。
“这是你们的孩子？”
“对，老二和老满。”
“几个？”
“四千金！”
“四个？”我吃惊了，“这里可是我们市计划生育的一大死角！”
“书记，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我们的情况特殊！”
“特殊？”
“对！我和老谭，都是第二次结婚了。两个大的，是我和前面那个生的。”
“他！去世了？”
“不，活着。”
“那……你们离了？”
“嗯。”
她低下了头。我也低下了头。房子里的气氛又变得沉重起来。我心里很想问问她为什么要离婚，是男的不要她了？还是她不要男的了？然而，我怕这样会触动她的痛处，一时没有启齿。憋了好大一阵后，我才小心翼翼地提问：
“你，能不能讲一讲你前一次婚姻的情况？讲讲你和老谭是怎么认识的？”
“这有什么好讲的。”
她不愿讲。也许，这块伤疤揭起来太伤她的心了。
谭工倒很开通，在一旁劝女人：“你讲讲吧！人家谭书记是作家，喜欢听听各方面的情况。”
“唉——”
一声长叹。
我没有再逼她。屋里又沉默下来了。
好一阵，她转过脸来了，竟然未说先笑了。笑得很凄苦。
“我姨妈常常对人讲，我们家的这本经，讲出来编得一出好戏。”
“那你就讲给我听听。说不定，我会给你写一本书哩！”
“好吧，讲就讲。”
她终于下了决心。
二
话题扯得很远。她从她母亲说起。
她母亲，是一个苦命的女人。
生下她的时候，母亲才二十岁出头。这正是一个女人最招男人爱、也最爱男人的年龄。然而，偏偏在这样的时候，男人弃她而去了，告别了这一个世界。
她靠丈夫留下的一点田产，还有一幢座落在行人蛮多的大路边的大瓦屋，拉扯着一双儿女生活，吃和穿也许不愁，不缺。缺少的却是人的另一种不能缺少的东西。
不久，有人上门来商谈，要租她这幢在大路边的房子的一半，开一爿中药店。她同意了。
这是一个年轻的男子，也是一个苦命的男子，前后讨过三个堂客，生过五个儿女，到他到这里租房开药店的时候，身边却没有一个女人做伴，膝前却没有一个儿女叫爸。
这幢房子里，一边是这个女人和她的一双儿女，一边是那个男人和他那小小的药店。封建的礼教，象一把大锁，锁着女人的心，也锁着男人的心。他们是很规矩的，有时，女人外出办什么事去了，儿女留在家里，不用托付，男人定会尽心尽意地关照……
渐渐地，这对孩子，和这个男人有了很深的感情了。而这个女人和男人，仍然这样苦苦地熬着，规规矩矩地生活着。
又是几年过去。世道大变了。穷人和富人调了个个儿。女人，因为他丈夫留给她的那点田产，也因为她佃房屋给那个男人，进行房租剥削的原因，被划为地主；男人，因为家中无田无房，而被划为贫农。到了这应该划清界线的时候，他们却划不清界线了。这个女人和这个男人结合了。
这个男人，就是我们这位女主人的继父。
转眼，她和哥哥都长大了，到了男当婚、女当嫁的年龄。继父的弟弟，有一个男孩，比她小二岁，平时以姐弟相称。这时候，却生出一个念头，提出要和她成亲。她初中毕业的文化，他只念了小学；她聪明、漂亮，他天资一般、相貌平平。当他来提亲时，自觉配不上她，而显得勇气不足。他提出，愿意过继给伯父做儿子，以继承伯父的香火。两方老人商量，并征得他们两人同意，便定下了这门亲事。就在他们结婚的那一天晚上，写了一个“抚”字，立下了将他过继给伯父做儿子的字据。
象许多女人一样，一结婚，就生孩子。三年过去，她有了一对女儿。
这时候，在钢铁厂当运输工的丈夫，对她一天天冷淡起来。嫌她是地主崽子，影响他入党，影响他提干。提出要和她离婚。
离婚！这对一个乡村女子，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她坚决不干。他不回来了，回来也不进他生儿育女的这房屋的门了，并断绝了她们母女三人的经济来源，不给一分钱的生活费。她用一担箩筐，挑着一双女儿，走上二十多里路，到他的厂里去，向他求情，也向他们领导反映情况。领导一次又一次地做他的工作，他无动于衷，甚至变本加厉。他有时候偷偷溜回家来，把家具、把生活用具，砸个粉碎走了。下雨天，他掀开房顶上的一些瓦，让雨水漏下来，滴落到她们母女睡觉的床铺上，把被窝淋一个透湿；刚刚买回来的饭锅，他在底上钻一个孔，让你煮不成饭；一大钵猪油，他将它泼在地上……有一次，她换上刚刚洗过的内短裤，感到很痒；她钻进刚刚浆洗过的被窝，感到更痒。她警觉起来，脱下内裤，掀开被子一看，只见布面上有一层光闪闪的茸毛毛。这是什么“痒毛”？她收集起来，送到他的单位，他单位上的领导一看，说：“这是石棉。唉，小彭，看来，你应该做另外的考虑了。社会上，因为夫妻感情不和，闹离婚，而闹出人命的，为数不少啊！”
她和他终于离婚了。
也就在他们离婚的那天晚上，她那位正直、善良的继父，那位药店的老店员，愤愤地将那个“过继为儿子”的字据，退给了他的侄儿。他不认这个儿子，只认这个女儿。他用他微薄的工资，养活着女儿，也养活着女儿的女儿……
她和她妈妈一样，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
三
她和小女儿一块生活，靠继父的接济，靠自己的一双手！
大女儿判给了他，判给了那个想当干部、想入党的工厂里的运输工。她时刻关注着大女儿，那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
后来，她发现活泼可爱的大女儿不见了。她急了，跑去问她的父母，问他，他们谁也不说实话，甚至训斥她：“就是要灭掉你这蔸地主种！”
天啦，这可是你自己的女儿，你自己的骨血，你自己的“种”啊！
那是一个使许多人发疯的年代！
她也发疯了。发疯似地四处奔跑，四处打问，四处寻访她那被亲生父亲丢掉的女儿。
这一天，她来到了离她的家乡三十多里地远的一座大石山顶上。这是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偶尔在石缝间的瘦土中生出一点茅草，长一株永远长不高的油桐树。然而，它却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花山岭。这个名字，寄托了长年栖息在这山脚下的山民们对它的厚望。
这石山顶上，有一座茶亭。那是给翻山越岭的山民们以歇脚、以解渴、以乘凉的处所。不知什么时候，茶亭边砌起了一座石头屋，住上了一家人家。
她终于在这家人家里，见到了她的大女儿。那是孩子的生父将她送到这里来的。那个扮演过抛弃女人的男人，又当上了抛弃女儿的父亲。
她想领大女儿回去，又担心自己无力抚养，只好常到这里来看一看。
女儿的养父母，也是善良的山里人。这个苦命的女人，引起了他们的同情。有一天，她又到这里来看女儿，这对石山顶上的夫妇，轻轻地对她说：“你干脆搬到我们山脚下来住吧！”
女人愣了。
“我们山脚下，有一个从大口岸回来的男人，回来四年多了，和老母亲住在一起，人是好人，就是……”
她定定地听着。
“就是戴了个什么帽子，被单位清洗的，以前的女人为此和他离了婚，他的命够苦的……”
她的心怦怦地跳着，仿佛与这个没有见过面的、无法幻觉出形象来的男子，在一步一步靠近。
“只怕年纪大了点。”
“多大？”
“四十挂零了。”
“……”
“你愿意见见面吗？”
“……”
“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解放初期就大学毕业了。知书识理，待人谦和。”
她终于点了点头，点得很艰难。心里惶惶然，不踏实。
四
她来到了石山脚下，一个陌生的家庭，一个陌生的男人身边。
山顶上的女儿，是她头顶上的月亮。
一切都很生疏，又一切都似乎很熟悉。那五类分子的会议，那牛鬼蛇神的义务劳动……她觉得这里比她家乡的空气还稀薄。只有在回到那间矮小的房子里的时候，她才感到温暖，感到有两颗心在体贴她。一颗是年迈的婆婆的心，一颗是比自己年长十五、六岁的男人的心。
她婆婆象她母亲，也象她。
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丈夫外出了，后来竟混了个大官，成了一名旧军队里的少将。她想他呀，念他呀，盼他早日回到自己的身边来，来看看自己，看看这个他没有见过面的十来岁的孩子。
那一年，他回来了。办了好几桌酒席，请来了亲朋戚友。就是在这筵席上，他断然宣布：终止他们的婚姻关系，将她“休”了。并将他在家分的财产，除留极少一点给儿子外，全部送给他的哥哥。
这就是那个时代里另一种女人的命运！
这个年轻的女人，抱着儿子，哭成了泪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她铁了心：她不走，她要和这石山做伴，在这石头山下做祖母，做太婆！她含辛茹苦地送儿子读书，读了小学，中学，又读了大学。儿子大学毕业后，到了中央某部门做了工程师，住到北京不回来了。好几次接她去，她都不去。她只盼着儿子给她生一个孙子。哪知，儿子娶的那个北京女子，却是只不下蛋的鸡。一直没有生育。前两年，儿子走麦城，她却拱拱手走了。唉，女人还是本地的靠得住。这一次，儿子娶了这位彭家女子，老太太自然高兴，非常的体贴这位儿媳妇。这位落难的工程师，看到这个年轻、聪明的女子，在自己最困难、最难熬的时候，勇敢地走到自己的身边、给自己以慰藉，给自己以女性的温情，他自然会用同样的感情来回报她……
两颗苦命的心相偎在一起，也会是甜蜜的。
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有了转机，北京给谭工汇来一笔款子，说是给他“落实政策”，按退职处理。接到这笔钱的时候，他对女人说：“快到山上去把女儿也接来吧！”
“接她？”
“嗯。”谭工停停，又说：“他不是说要灭了你的种？我看，一个人活着，要给世人留下善良，给别人留下温暖。小女儿生活在我们身边了，现在把大女儿也接来吧！”
“这……”
女人感到为难。
“有什么，你痛快地说。”
“我们快有自己的宝宝了。”
“喏，你、你有喜了？”
男人真是喜出望外。
女人点点头，又点点头。
“有了自己的，也去把她接回来。无非是苦一点吧！他亲生父亲不认她，我认她。”
女人感动了，两颗热泪淌了出来。
“只是、只是……”
“说呀！”
“我去探过口风，人家要一笔抚养费。”
“多少？”
“至少要伍佰元。”
“伍佰就伍佰吧！”
男人慷慨地从刚刚收到的退职费中拿出了伍佰元钱，交给了女人……
五
一九七四年，末月。
冬天里从北京刮来一股春风，单位上为谭工彻底平反了，请他回北京复职。党籍、干籍，所有的“籍”，都为他恢复了。工资，也补发了。石山脚下这个小小的村子里的人们，由衷地为这个有学识、有才华的工程师高兴。
然而，他没有走，他不愿走。
他舍不得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给自己以温暖的乡亲，舍不得二十多岁守寡、抚养自己成人的老母，更舍不得有一颗金子般亮堂堂的心的妻子。他决心留在故乡的土地上，他决心留在老母和妻儿的身边。
于是，他来到了这座从自己的故土上兴起的工业新城，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单位做了工程师。按照政策，市委为他的农村妻子及四个女儿，全部解决了户口，年轻而能干的妻子被安排在市公共汽车公司当调度员。他们的父亲，那位药店的老店员、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大孙女儿，退休了，和女儿住到了一起。
只有谭工的老母，那个终生守寡的老妇，没有福气，在这时候谢世了。
“那么，你前面那位男的呢？情况怎么样？”
我突然记起那个想入党、想当干部的运输工来了，忍不住问面前的这位走过一段不平常的路的女人。
“还在钢铁厂的运输部呀！”
“当了干部？”
“屁！他那点文化，认得几个字？怎么当得干部？还是一个押车工。”
“那么，一定是党员了？”
“也没有。”
“结了婚没有？”
“女人倒是找了一个。不过，尽是病，又是扯猛风（癫痫），又是牵花（支气管炎）。他却在她面前服服贴贴了。人啦，真怪！”
“离婚后，你们见过而吗？”
“见过。”
“见面时讲话吗？”
“讲。”
“那一阵子你的心里有些什么感受？”
“说不准。”她低下头笑起来，“就是你们这些作家，爱咯样挖根！”
“每回是他来找你？还是你去找他？”
“当然是他！”
“都到你这屋里来？”
“不，在我上班去的路上等着我。”
“他找你做什么？”
“求我，要我不要再给女儿讲他的过去了，希望我原谅他，派女儿回去看看他。”
“那你怎么对待呢？”
“唉！”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要我的感情转这么一个弯，真难啦！我这一生，找了两个男人，他比我小两岁，算是嫩男人吧，算是年龄相当吧！老谭比我大十五、六岁，是老男人，可是，他们两个带给我的，完全是两个样！看来，女人找男人，不在什么年龄相当，全在看有没有一副好心肠啦！他、他可是太没有良心了！”
“也不能全怪他，那年月，许多人都象癫了一样！”我这样劝慰她。
“我还是那句话，人活着，给世人多留点善良，多留点温暖，对己严格一点，对人宽容一点。我主张让女儿去看看他，他毕竟是她们的亲生父亲！”
这时，一直坐在一旁默默地吸烟的谭工，忍不住插进嘴来。我侧头望了他一眼，他微微仰着头，看着窗外，一脸宽厚的长者神态。
我信服了：彭姓女子的眼睛真亮，这位工程师确是一个好人，有一副好心肠。
“妈，妹妹哭了。”
突然，二妹子款款地走过来，轻轻地对妈妈说。
“她的作业做完了？”妈妈问。
“早完了。”女儿答。
“那她为什么哭呢？”
我坐在一旁，忍不住地插进嘴去问。
“也许是饿了。”女人告诉我，接着向我发出邀请：“谭书记，到我家再吃点饭吧！”
“不了！不了！”
我猛然意识到，自己犯下罪孽了。只顾在这里漫无边际地扯谈，害得他们全家拖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饭，把个小女儿饿哭了。我看看表，九点了，便连忙起身告辞。
他们夫妇俩送我到门口。
我默默地下楼，默默地穿过街道，又默默地爬上了自己在六楼的那处居室。
心里堵得满满的，很充实。
我立在阳台上，举头眺望着满城的灯火。刚刚访问的那个家庭，藏在哪一盏灯光里？它是小城数万个、乃至上十万个家庭中普通的一个。这家人家这些年的经历，这些年走过的路，不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缩影？不就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缩影吗？
我返回住室，来到案头，摊开自己的日记本，想记点什么，极想记点什么。
我想记点什么呢？
1987年5月9日，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