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受形势迫使抓灌中重建

被环境驱动唱重教高调

县委吴书记放弃抓工业,设计出“爱民富民工程”,确实引发了我一些大政方针方面的思考。

我们大家常常看到,一些报纸上经常深恶痛绝地报道,说有的地方只要换了领导,新上来的人为了快出政绩,上了任就要另搞一套,干了不少“张书记修李书记扒”的劳民伤财的蠢事。往往言之凿凿,激起一些知识分子的义愤,接着口诛笔伐,严厉声讨。现在考虑到,这种说法要么是前任领导对记者的授意,要么是一些书生的迂腐之见。不能否认确实有“张书记修得好李书记扒得错”的,但不能以偏概全,对“张书记办的错事”,也不让“李书记纠正”,一律说成是太岁头上的土,谁也动不得。因为,说这种话的人不在台上,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地方的最高长官,不考虑自己怎么干,干什么,那肯定不是一个清醒的领导。历史和现实的局限,不可能每个人做出的决策都是正确的。上一任的领导修的东西,如果下一任感到影响了发展大计,那么即使扒了又有什么不可?在这方面,有许多与他们想象得正好相反的例证。

大的如毛泽东主席,解放以后,一直判断要打世界大战,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做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决策,全民皆兵,长期备战,把兵工企业全都搬到了山沟沟里。几十年折腾下来,国家不知损失了多少个亿!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上台后,根本不去深山沟,而是跑到深圳画了一个圈,那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准备打仗的前沿阵地,现在倒成了改革开放的热土。

中的如20世纪70年代鸭阳油田开发后,国家决定就地建一个炼油厂。当时鸭阳地委书记是个农民出身的人,对土地一往情深。省领导向这位地委书记安排建设炼油厂时,他坚决顶了回去,说建油田就已经做出最大牺牲了,再建炼油厂,又要占不少耕地,老百姓没有地种,哪有饭吃?结果这个项目被邻近省轻而易举地拿走,滚滚油流流向了那个水乡小县,这边出油,那边挣钱,一业兴,百业旺,经济发展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没过多少年,那个县变成了一个地级市。后来历届地委、行署领导一提起这件事,无不认为那个老地委书记干了一件大蠢事。

小的如一个乡镇推广湖桑,种了几百亩。结果桑蚕业当年就不景气,老百姓气得拔掉桑苗,几百万桑苗贷款至今没有人还。下一任领导上任,没有办法只得成立了“治桑”委员会,治来治去因为没有钱一直解决不了这一难题。

再如灌河镇东边的孟坪乡,也是一个贫困乡镇,人均土地少,有几年,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比较侧重农业,当时的党委书记,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大兴实干之风,亲自搭窝棚住在山上,带领群众治山整地,轰轰烈烈搞了几年,全乡耕地面积大增。实践中,干部群众创造出了一整套“沿着等高线,里劈外边垫”造梯田的新鲜经验,报纸上有文、广播里有声之后,颇得市委领导的赏识。两年下来,党委书记被提拔了,到另一个需要治山整地的山区县,当上了副县长。在那里,还没有能够发挥他的技术优势,从中央到地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论占了上风,再也不允许治山整地了,但他在孟坪乡书记位置上却留下了后遗症。几年以后,由于治山整地破坏了植被,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孟坪乡的所有河流都溢满了白沙,长年不见流水,成为沙下暗河。灌河地处下游,同样深受其害,原来清澈的石河变成了沙河。一到夏天,洪水泛滥,泥沙淤积日益严重,河床不断升高,眼看成为悬河,与黄河无疑。现在各级政府又开始号召退耕还林时,连群众自己都认为这是条造福子孙后代的好政策。不言而喻,这个好心的、出过大力、流过大汗的副县长也许不会因此而汗颜,不会因在他主持下开垦出的土地上不种庄稼重新植树而愤懑,但他回忆起曾经从中得到好处的这些政绩,说给别人听时的自我感觉也一定不会太好。

这些案例,都给当主要领导的以宝贵的启示:在克服盲目的前提下,每一个领导人都应当有自己的主见,理直气壮地抓出自己的工作特色。

有了这种认识,以我为首的灌河镇新的党政班子究竟干些什么,从我上任的第一天起开始萦怀。

一开始的思路是,为了抓现钱,也为了上下届党政班子的工作连续性,必须沿着前任画好的道道继续走下去,抓好乡镇企业。即使想另有作为也不能操之过急,边干边修正,干上一年半载调整思路不迟。可是,刚刚红火了不到两个月的乡镇企业,由于大气候突变,东南亚金融风暴很快波及国内,波及这个小小的山镇,迫使十几个厂几乎全部停产。工厂停产后,原来潜在的各种矛盾一下子涌了出来:内外债务、银行贷款、工人工资、耕地占用等等,几乎每天都有人上政府来闹。我从中看到明显的危机,若不及早动手,就难以自拔。我清醒地认识到,新一届班子已经不能沿着老路再走下去,必须干出自己的特色。经过一段观察与思考,又与我的副手们一个一个地找机会彻夜畅谈,逐步统一了认识。

我决定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是稳住乡镇企业这一块,逐步降温,压减数字,再不能背那么沉重的数字包袱,慢慢地从广远的“乡镇企业书记”称号中退出来;其次是着眼于全镇人民,选准一个或几个好的项目,循序渐进,逐步推广,让千家万户都有一个非农项目。当前,首选的应当是吴书记、徐县长反复强调的食用菌这一具有潜力的产业;其三,办学、修路、治山、治水,尽力而为办实事,量力而行办好事,造福群众,改善经济发展的软硬环境,为灌河经济和社会发展蓄足后劲;其四,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灌河矿产业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作财源建设的重头戏:“瞎子打娃子——抓住不丢”,尽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填实财政收入,确保吃饭与办公。

有了上述思路,工作运转就开始有了头绪。我安排抓农业的副镇长华秋实牵头,成立了食用菌办公室,作为全镇发展这一产业的行政指挥系统。我看企业办有一个副主任叫周礼中的,在换届时曾经当过差额,这个人比较能干,就把他抽出来,给他另配了两三个人,让他们当了食用菌办公室的专干。然后,又开始考虑建设镇初中的问题。

刚到灌河的头几天里,到各部门去看看,起到熟悉和安抚的作用。转着转着,我们就来到了教办室。

教办室主任田万春是我教书时的学生,我不过是担过他一段课,也算是有点师生之谊。到任后,镇直部门谁请吃饭都没有吃,在他那里破了例。吃饭前,我先跟他说,我和刘镇长、左书记和井书记只是来吃饭,不谈工作,所谓“科技兴镇,教育为本”啦,“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啦,这些高调我都会唱,今天不唱,教育的事情要放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大盘子里统一考虑。田万春说:“哎呀,老师书记,只要你们能够来吃顿饭就是对教育的重视了,我一定什么要求也不提。”我心里说,吃饭就是重视,好像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其实也正是重视,不管如何,别的地方不肯吃,在你这里吃顿饭就是把面子给了你田万春。

为了陪好我们,田万春把职业高中的秦校长叫来,作为划拳的主攻选手。镇里的这所高中,是县里直属的,人财物都不属镇里管辖。早年这所高中曾经红火过,改成职业高中以后,败落下来,老师比学生还多,没有办法,只好办起几个初中班,就地招一些初中学生填饱肚皮。就因为这个学校连年没有一个学生能够考上大学,广远在一次全镇三级干部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了他们,说:“看看你们把这学校办成什么样子,群众打麻将出张时都说:‘出一张高中!’一看是张白板!”这句话伤了坐在下面开会的秦校长,当场拂袖而去,会议一散立刻找到曲书记算账。不客气地说他不懂教育,不该在台子上胡说八道。这个人既是教育界的权威人士,又是当地的知名人士,广远兄不敢过多得罪,只得安抚了事,从此不再喜欢掺和教育上的事情。为此,秦校长常常耿耿于怀,至今仍然对曲广远不感冒。

后来,老镇长周礼让、老教师林恒昌等人上了建议书,我看到上边有一条内容是,作为一个中原名镇,连一所完整的初级中学都没有,弄得长年“高中穿靴,小学戴帽”,实在是一件“咄咄怪事”,灌河人没有文化不行!灌河人没有初中不行!下一代人不能毁在我们手里!强烈呼吁新上任的党委书记,抓紧着手解决建设初中的问题。不然,党心不答应,民心不答应!谁不重视这个问题,他就将沦为对不起灌河人民的千古罪人!言辞之激烈,好像不办一所初中,我这江山都难以坐稳似的,叫人难以承受。我越发觉得不以为然,感到这几个老同志真是“文革”遗风,一笑就把这一建议书置于脑后。

3月下旬的一天,镇小学的齐校长急急火火跑来,一定要见到我。还说,这事情不越级不行了,因为学校的房子塌了。我一听,事情比较严重,就马上带几个人到学校去察看。幸亏是在夜里,一个教室的后墙倒了,没有砸着学生,看了以后,脊背上嗖嗖直冒汗。这就是所谓“戴初中帽子”的小学。齐校长反映,现在的体制是,村里负责小学的修缮建设,镇里负责初中的修缮建设。由于我这里有初中班,东关、西关两个村支部、村委会就比着不管。让我这个不伦不类的小学不小学、中学不中学的校长作难。于是,我们把两个村的支书、主任叫来,狠狠地熊了他们一通。高压之下,两个村很快行动,把房子修理好了。从此,才引起了我对办镇初级中学的高度重视。

在老同志和教育部门参加的座谈会上,大家慷慨陈词,把建设镇中说成是灌河镇的头等大事。抓教育的副镇长鲁新慧激动地说:“贺书记,你总算是第一个重视教育的书记。你就是不解决问题,光开一个这样的座谈会,就叫我这个抓教育的副镇长知足了。过去,我反映学校的问题,从来都是排不上号。有时候,我要是强说上几句,领导就要批评,弄得我哭了好几场——”说着说着,又掏出手帕擦泪。

副书记井春跃说:“小慧呀小慧,过去是不是挨了书记的批评后,在机关不敢吭声,回去拿姜保兴出气,夜里没有心情办事,不让保兴挨你身子?”

大家哄堂大笑,鲁新慧哭笑着说:“看看井书记的死样哩,人家说的是正事。”也就打住。

大家谈到,抗日战争时期,卞州的大学教授们纷纷跑到了灌河这个深山区避难,一时间,山沟里群贤云集。当时地方有名的绅士、后来当了伪县长、解放后被镇压的郑再兴先生,收留了这些国宝级的知识分子,办了一所“灌河中学”。这所中学虽然没有办上几届新中国就成立了,却培养和感染了一代人,树立了良好的学风。那一批莘莘学子,在校时候已经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控制,还闹过几回学潮,声援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毕业后,即将解放,这些人年纪尚幼,并没有为国民党政府出过力,却为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干部。现在,全国到处都有原“灌河中学”的学生,像北京的大画家梵清,范城县第一任县长、现鸭阳市政府退下来的副专员章世龙等,这些人经常给林恒昌等老校友来信,询问老灌河中学其他校友的近况。

说到这里,周礼让激愤地责问:“过去国民党官员能办成的事情,现在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办成?”

我听了觉得好笑,这犯得着和国民党比吗?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就问几个老同志,这灌河中学在群众中影响怎样?大家纷纷表示,咱灌河的老百姓,谁人不知道灌河中学?都很怀念“灌中”啊。

我说:“好!为了使这件事情办得有吸引力、号召力,我们不再提办镇中,只说是恢复重建‘灌河中学’行不行?”

大家一致叫好,只有教办室主任田万春说:“贺书记,只怕这学校的名字在县教委通不过。”

林恒昌老师说:“田主任,不要紧,香港都能一国两制嘛,我们就不能一个学校两块牌子?”

我说:“这好办,我去教委交涉。”

议来议去,我开始拍板,我说,恢复重建这个“灌河中学”,上符国策,下合民意,必须横下一条心,必办,快办。不仅要办,还要一步到位,建设得符合国家级标准。现在镇里很难拿出这一笔巨款,没有钱怎么办?基本的办法是,强力组织集资,大力倡导捐资,严格使用筹资。捐资这个方法,过去从来没有搞过,是到了老同志们立功的时候了。我们成立一个捐资助学领导小组,我任组长,刘镇长任副组长,几个老同志为成员。到动员大会上,我们大家以及各部门领导带头捐资,要搞出声势。同时,办公室要把凡是在灌河干过的老领导和灌河籍的在外人员一网打尽,全部澄清底子,远的发信,近的就让老同志们分组上门相邀。你们要把“文革”中批判过的“武训精神”发扬光大:“打我一拳给两个钱,揣我一脚给五个钱!”为了灌河人民的长远利益,吃苦受罪,也要多多筹措到捐资!

说到这时,林恒昌老师激动地建议:“贺书记,我建议将捐资人刻在石碑上,青史留名!”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我表态说:“行!就这么办!”

然后,要安排开一个集资办学的动员大会。我说:“大会就由刘镇长主持。田主任,你为主讲,必须准备一个好的发言,要求你必须做到两条,一是能把听众讲得掉泪;二是代表全镇教育战线对全镇人民赌咒发誓,一定要把教育、教学的质量搞上去。不然,没有人动心,就不会有人出钱。你讲以后,我再做动员报告。必须对大家强调指出,这个工作,是全镇党员干部的一场攻坚战,‘火大不怕柴火湿’,一定要把问题讲透,困难讲够,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形成全镇的大气候。”最后,又根据测算,定了集资任务标准、开大会时间、分包办法等一系列的细节,由政府秘书郑富贵去准备会议的所有文件材料。其他同志按照分工,把这一件大事办好。会开得成功的标志就是大家情绪高涨,十分激动,就好像一个新的中学真的盖好了一样。

4月8日的大会开得当然很成功。会后,我问几个支部书记,会上我讲的东西,你们记住没有?大家说:“记住了,记住了。”

我说:“都记住些啥?”

青石沟村支部书记钱春来说:“你说了嘛,‘就这,我动员,你动劲’呗。”好家伙,开了一大晌大会,他就记住了这么一句,不过也确实是最关键的一句。好在是,全镇上下确实动了真劲,第一天就集了四十多万,我也基本放下心来。

正是:前车当可鉴,后代须不忘。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