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里章副部长带着钟处长等人到厅里宣布了新班子的组成，马厅长再干一届，我被任命为副厅长。在这之前钟天佑就打电话来给我通了气，说我在民意测验中反映不错，马厅长也竭力推荐我。我觉得自己这几年韬光养晦低调做人的策略还是奏了效的。后来又通知我去他办公室谈话。我想着我们老乡一起喝过酒玩过牌的，就带着很轻松的心情去了，还准备了随口说出来的玩笑话。一进门发现气氛不对，钟处长神情很严肃，我马上也严肃了起来。我一时就糊涂了，不知道哪种神情才是他的真面目。虽然我对这项任命早已知道，但在全厅大会上宣布的那一瞬间身子还是震了一下，自己现在是省里掌握的干部了！像有一个火球在心脏的部位轰地一响，暖流迅速分布到了全身各处，四肢都有点麻酥酥的。我坐在台下看着章副部长的脸，一时忽然觉得他那样可亲可敬，自己从此与他就有了血肉的联系。在全厅干部的掌声中我上台讲了很短的一段话，这段话我在前一晚都背了很多次了。我主要讲了两点，一是协助做好工作，这是讲给马厅长听的，一是当领导就是为大家服务，这是讲给群众听的。我是真心实意这么想的，走下台却有一点不太好的感觉，我讲真心实意的话怎么也会显得虚伪？又想大家现在不相信我，就以后看我的吧。
我决定继续奉行低调做人的宗旨。我揣测马厅长吧，孙之华的事肯定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十多年跟着转的人，说翻脸就翻脸，他还敢相信谁？他那发现挑战者的眼光万一停在我身上，那就很难移开了。我又揣测周围的人吧，我九十年代初才开始起步，如今到了这个份上，很多人心里肯定都别扭着，我只能靠低调去化解这种别扭，不然这股情绪拧到了一起，一人一口唾沫也把我给淹了。
跟马厅长说话我总是赔着一百个小心，哪怕别人都把我看成了他的人，我还是把这些小心赔着，这毕竟不是跟朋友说话啊！一句话没说好，就可能产生一条裂缝，而且这条裂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扩张，以至导致崩裂。有一次马厅长说：“厅里的工作还能抓住一些什么新的增长点，大为你替我好好想想！”我说：“该想的马厅长都想到了，再要想也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了。”他笑着说：“是吗？是吗？”我事后反复体会他的笑声，觉得其中还有特别的意味，他用了“增长点”这个词，那一定是有所指的。有所指却引而不发，那一定是那个话需要我来说。晚上我把马厅长可能的想法反复搜索了一遍，忽然省悟到几年前曾向他提出搞厅史陈列馆的建议，后来自己觉得这个建议太过了一点，没再提起过，这是不是增长点呢？想到这里我犹豫了，凭良心说我不该去迎合这种想法，卫生厅建一个陈列馆？这个建议由我提出来，大家不会骂我？可如果马厅长真有这个意思，我装傻不提，也有人会提，我岂不被动？凭良心说提出这样的建议不是正常人的思维，更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做得出来的事，特别不应该是我池大为来做的事。问心有愧，问心有愧啊！可圈子里的思维方式与常人不同，向上负责是第一条。刘跃进说我是政治动物，我不这么着行吗？我凭良心？我实事求是？我摔着了脑袋吗？缺氧吗？我没摔着脑袋又不缺氧，我就不能凭良心也没法实事求是，那太奢侈了。我把自己的犹豫对董柳说了，她说：“别傻呢，我们家有今天靠的是谁？靠人民群众？我们住筒子楼那么多年，人民群众谁说过一句可怜？人民群众是个屁！别说陈列馆不用你一分钱，就是用你几万块钱，那也是应该的，你前几年能拿得出这几万块钱？我生一波都是借的钱呢！”像往常一样，她一忆苦思甜就情绪激动，这时又掏出手帕擦起泪来。我下了决心，反正马厅长想做这件事他就是要做的，我提不提都无关大局，还不如由我来抢了这个先手呢，管他妈的良心不良心。我表态说自己要为大家当好一个服务员，当时也确实是真心实意，可事情来了，首先得面对上面啊，我头上的帽子是哪里来的？没有了帽子我又是谁？这其实根本不是我可以选择的事情，这实在是神仙也没有办法的事情，更不用说俗骨凡胎的人了。大家要骂就让他们骂几句吧，他们骂几句毕竟还是不关痛痒。大家都说我不好马厅长说我好，我还是好，大家说我好马厅长说我不好，我还是不好。我不是我自己，我是一种现象。既然如此，我没有必要责备自己，换个人也只能如此。我有千想法万想法，还得把马厅长的想法当成最后的想法，势不可挡！荒谬的事情就是会堂而皇之地做起来，不必奇怪。这样想起来，闹一场“反右”再闹一场“文革”也实在没什么可奇怪的。
第二天碰见马厅长我说：“在马厅长您的启发下，我倒想起了一个增长点，我们能不能把厅史陈列馆搞起来？也让大家看看，这么多年来特别是这十年来，我们厅里走过的艰难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就。”“巨大成就”四个字脱口而来，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马厅长说：“你觉得合适吗？”我想着马厅长他想的万一不是这件事，我倒把这件事挑了起来，那连我自己都要骂自己不是人了！屎不臭，挑着臭！我试探着说：“我觉得倒是挺合适的，马厅长您看呢？”他说：“你觉得合适下次厅办公会你提出来，让大家议议。”
在下一次会议上讨论了别的事情之后，我就把建议提了出来。其他几个人似乎有点意外，互相望望，又一齐看着马厅长。马厅长现在的威信已经登峰造极，讨论什么事情大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摸清他的意图，然后再表态。马厅长说：“大为同志有这么个想法，大家议一议。”几个人的发言都模棱两可，他们避免在马厅长态度明朗之前表明自己的态度。马厅长说：“刚才大家的发言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顺着大家的思路，看能不能这样？专门搞一个陈列馆，厅里也没有这么大一块空地，索性把临街的第二办公楼拆了，再把大门往东移，盖一幢像样的办公大楼，一楼就做陈列厅。房间多了我们可以租出去几层，充分利用码头好带来的商业机会，用租金来偿还贷款。”我马上说：“还是马厅长想得远，想得深，这样我们既改变了办公条件，又把陈列馆搞起来了，还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一举多得，利国利厅又利民。”事情在原则上就通过了，马厅长指派我会同基建处把具体方案弄出来。我提议建十二层，马厅长说：“怎么都是建，建就建出个气派来。”把方案改成二十层，一到四层为厅办公室，从东边楼梯上，四层以上准备作写字楼出租，从西边电梯上。我没想到马厅长有这么大的气魄，除了一楼做陈列厅有点可惜，这个构想其实是很好的。仔细想想，马厅长的想法实在是高人一筹，一幢大楼，就把陈列馆这个事实冲淡了。
设计方案出来已经到了年底。好些公司到马厅长那里去攻关，要承揽工程，马厅长都推到我这里。我家晚上十点钟以后总会出现一些神秘的敲门声，来人也不拐弯抹角，开口就是回扣多少，提出的数字能叫人血脉扩张。我一再解释投标的事马厅长一定要插手的，厅里的领导都要到场的，我无法左右。这也使我有了一点感叹：马厅长为什么是不倒翁？他不贪这个利！不贪利的人怎么也倒不了。外面盖了那么多高楼大厦，百万千万富翁不知培养了有多少！一顶帽子的含金量，真不是老百姓可以想象的。胡一兵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七个投标的公司你都分别答应了，先拿五十万来押在这里，没投中退款，投中了就是百分之三。六千万的预算，那就是一百八十万，反正会有一家公司投中。你不说一句话，就是一百八十万，落袋为安。”我想一想，赚钱真是容易啊，吹一口气！我说：“怪不得明明有那么多大酒店入住率都很低了，还有那么多大酒店在建造，不建国家的钱怎么流到他们口袋里去？有些人是怎么发财的，想都不敢想。”他说：“现在机会到你手中来了，只要你下一个决心。”我连连摇头说：“几百万拿到手里来，我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拿了这些钱买不了别墅买不了车，又不能长出七八只胃来消化营养，还睡不着觉。”他笑了说：“可惜了这个机会。”又说：“要是天下人都这么想就好了，腐败也不用反了。”我说：“想一想马厅长可不简单，这么一大笔钱他不动心！他如果说要给哪个公司，我们心里知道后面有内容，还得装作想都不往那方面想。”胡一兵痛心疾首连声叹息：“可惜，可惜，可惜啊！”
这天早上我去上班，办公楼前有一群人围着看什么，我走过去，那些人喊着“池厅长”，散开了。我一看是一封致马厅长的公开信，对盖大楼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大楼盖起来，厅里人均负债几十万，怎么办？把盖大楼当做自己的政绩纪念碑，对不对？用那么大的面积搞陈列厅，合不合适？我赶紧把公开信揭了下来，送到马厅长那里，马厅长看了说：“通知下午开全厅干部大会！”
在下午的大会上马厅长说：“我们的工作也可能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欢迎同志们提意见，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嘛！当我的面提或者通过厅长信箱表达都可以嘛！提多么尖锐的意见我们都能接受，言者无罪嘛，可是——”马厅长眼睛望着台下，“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这是‘文革’的方式！非常不正常的方式！我不打算追查写信的人，其实要追查也是很容易的。写信的人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是经历过‘文革’的，不会太年轻。第二是平时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喜欢发牢骚。第三，不会有很高的职位，以为自己受了委屈，找个机会发泄发泄。我们厅里符合这几个标准的人，就那么几个。”他伸出手捏了捏，“就那么几个。”我没料到马厅长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台下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听了心里是什么滋味？平时一个个都以为自己还算个人物，有尊严，现在知道自己是谁了吧？话就这么说了，你不听着？以后谁有千想法万想法，都装哑巴把嘴给闭紧！我不知道马厅长是不是真的心里有数，不禁也有点为写信的人担心，有你好瞧的了！不关你的事，负债也不要你还，你多事干什么？当好你的老百姓就算了！这些事连我都说不上话，有你说话的地方？卫生厅今天居然还有人敢碰马厅长一下，这是他想不到的，因此也格外恼怒。不知道他会不会叫我们把可疑的人逐一排查？说到清查我又想起了“文革”，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如果可能，我倒想阻止这种行动。散了会回到办公室，我说：“马厅长，我真的越想越气愤，想不到卫生厅到今天还埋伏着这样的人，保不定就是孙之华的残渣余孽！他不是针对哪个人的，而是针对我们整个班子的。如果不是觉得牵扯面太大，造成不良的影响，非搞个水落石出不可！”马厅长悠悠地说：“算了，只要这些人以后能够吸取教训，就算了吧。”这样我又觉得马厅长讲的那一番话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也是很有必要的。厅里有个决策，阿狗阿猫都跑上来提一通意见，那还了得？接受了意见不就等于承认了决策错误？特别是那些公开提出来的意见，哪怕说得对，也只能先顶回去再说，而且要坚持到底。一个人老是接受意见，还能说话算数当好家？还能在位子上坐稳？说到底并不是马厅长要拒绝，轮到谁谁也只能拒绝，这是由情势决定的，别无选择！在位子上久了，更是会形成习惯性的条件反射。马厅长也不是他自己，他也是一种现象。既然如此，人们应该心平气和，换个人也只能如此。那写公开信的人还抱有幻想，还想讲道理，真是太书生气也太不明白世事了，他们还没有想透屁股决定脑袋的道理。今天马厅长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以后看谁还敢乱说话？这样我更理解了马厅长，也理解了过去的一些事情，比如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人只有到一定份上，才能入骨入髓地理解这种别无选择的情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