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团市委就派人去高士达厂去了解陶怡的情况了。他们轻轻地敲了敲宿舍传达室的窗户，问：“对不起，陶怡是住在这儿的吧？”

那个中年女管理员抬起眼皮，瞄了他们一眼，爱理不理地答道：“陶怡？干吗的？”

团市委的一个同志说：“你们二车间八组的打工妹。”

那个女管理员忙说：“没听说过！”

团市委的同志自我介绍道：“我们是团市委的，来找她有一点事。”

那个女管理员赶紧说：“对不起，没有就是没有。”说着便“啪”的一声，把小窗户关上了。对方的生硬和蓄意要回避这件事的态度，让那两个同志完全愣怔住了。这时有几个女工从宿舍里走了出来。团市委的同志忙上前问：“对不起，能向你们打听一个人吗？二车间八组，有没有一个员工叫陶怡的？”那几个女工只是瞟了一眼冯宁，什么也不说，躲闪似的快快地走了。

团市委的这两个同志只得转过身向厂外走去，已经走过厂的中央大道，快要到大门口了，这儿有一片比较茂密的绿化带。忽然听到路旁有人小声地在叫他们：“嗨，那两位大哥……”团市委的两个同志一回头，看见树荫里有个女工在向他们示意，但不等他们走到跟前，她却又快快地向前走去了，一边走，一边回过头来低声对那两个同志说：“陶怡让厂方除名了。今天刚搬出宿舍。”

团市委的两个同志忙跟上一步问：“厂方为什么把她除名？”

那个女工快快地说：“这会儿不便跟你们细说……”

团市委的两个同志问：“你知道她上哪儿去了吗？”

那个女工忙答道：“不知道。”

团市委的两个同志又问：“有谁知道她去了哪儿？”

那个女工四下里看了看，又说：“不知道。”

团市委的两个同志问：“她在深圳有亲戚吗？”

那个女工忙说：“俺们都是单身来深圳打工的，哪有亲戚在深圳？不过听人说，她有个兵哥哥在深圳。他们常来往。”

团市委的两个同志问：“兵哥哥？在哪儿？叫啥？”

那个女工赶紧摇摇头：“不知道。”

货运编集站办公室里的办事员告诉冯宁，有个挺秀气的女孩儿来找他，他知道那肯定是陶怡了。于是他赶紧往自己住的那间工房赶去。等冯宁赶到工房前，果然看到陶怡带着她那点简陋的行李正在门外等着他。一见冯宁，陶怡便扑倒在一旁的门框上，哭了起来。这时天时已经近晚，天色也渐渐暗淡了下来。冯宁打开两个罐头：一盒沙丁鱼，一盒蜜桃，然后又从塑料袋里掏出两只圆面包，又倒了两杯果汁，把它们放在一个破旧的方板凳上，又点着一支蜡烛，对陶怡说：“停电了，凑合着吃吧。”

陶怡仍有些哽咽。

冯宁说：“来，举杯。”

陶怡勉强举起杯子。

冯宁拿起一瓶啤酒：“陪你喝这啤的……”

陶怡忙摇摇头：“我不……”

冯宁放下酒瓶，问：“你不是退出了团代会，这金老板怎么还把你除名了呢？”

陶怡难过地：“能不说这事了吗？”

冯宁说道：“干吗不说？他说除名就除名了？这深圳还真让那些人说着了，一夜之间成了旧社会了？！”

陶怡抬起头说道：“你以为不是呢？”说着，往自己的杯子里倒了满满一杯的啤酒，然后咕嘟咕嘟地一口全喝了。喝完后，呛得直咳喘，把小脸憋得通紫。等这一阵咳过后，她拿起酒瓶还想往自己杯子里倒，被冯宁一把按住。

冯宁说：“跟我说说，到底咋回事？”

陶怡想甩开冯宁那只有力的大手，但只是甩不开，只得大声叫道：“我不想说嘛！”

冯宁生气地说：“窝囊废！”

陶怡再次抓起酒瓶。冯宁一下夺过酒瓶，用力砸到地上。酒瓶“砰”的一声砸得粉碎。陶怡一惊，呆住了。好大一会儿，两个人都保持着沉默。而后，陶怡便嘤嘤地呜咽起来。

冯宁怔怔地看着她，道歉道：“对不起……”

陶怡抽泣着：“他们对我厉害，你也对我那么厉害……”

冯宁又说了一遍：“对不起。”

陶怡说：“我知道是我不好。可你是大人，你不能对我这么厉害……”

冯宁说：“我已经对你说了两个对不起了！”

陶怡慢慢地不哭了：“其实这件事还得怪我自己……”

冯宁问：“为什么？”

陶怡说：“当时退出团代会后，我挺后悔的……”

冯宁问：“发现在一起干活儿的打工仔、打工妹都不理你了？”

陶怡摇摇头：“才不是哩……”

冯宁问：“那是为什么？”

陶怡说：“实际情况才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厂里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们都那么看重‘团代表’这个资格。我退出团代会，他们就会立刻疏远了我……我退出团代会以后，金老板和厂里各层主管都挺器重我的，对我也特别好，金老板还亲自把我找到厂部去美美地夸了一通，还说要把我调到车间办公室去当质量检验员，还要给我加薪。一起干活儿的打工仔和打工妹都特羡慕我的，有一些反而还主动来亲近我了。我想，他们大概是想通过亲近我，可以跟老板和老板身边的人走得近一点……”

冯宁问：“那你还后悔？”

陶怡说：“还不是因为你！你老说我退出团代会，就是背叛了那些选我当代表的青年伙伴。”

冯宁说：“难道不是背叛？”

陶怡眼圈红了：“你还说！还说！”

冯宁说：“后来呢？老板总不能因为你后悔就炒了你鱿鱼的吧？后来你又去当面撅老板了？踹他了？烧他厂房了？”

陶怡忙说：“那怎么会呢？”

冯宁说：“还是呀，你听他的话，退出了团代会，后来也没撅他、踹他，没干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他怎么又把你给除名了呢？”

陶怡说：“后来……大伙儿又选了个代表。老板还是不想让他去参加团代会，派人调查了他许多情况，全都是说那个小伙子坏话的，还来找到我，让我带着这些材料到各车间去宣讲，去搞臭那个小伙子……”

冯宁忙问：“你去了？”

陶怡红着眼圈：“我要是去了，老板还会把我开了？”

冯宁拿起酒瓶：“好样的，我敬你一杯！干了！”

陶怡忙推拒：“人家不爱喝那玩意儿嘛！”

冯宁端起酒杯，大声说道：“除名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除了小陶怡，还有大冯宁！干！”

很快两人便把冯宁搞回来的那几瓶啤酒全喝光了。两个人都有点晕陶陶的，一边唱着台湾校园歌曲《南屏晚钟》，一边用筷子敲打着拍子。忽然间，陶怡不唱了，一把抓住冯宁的手：“冯哥，你来当老板吧。”

冯宁苦笑笑：“老板不是说当就当的。”

陶怡怔怔地看了看冯宁，然后从行李袋里摸出一个小钱包：“你不是要办一个饲料公司吗，给那些开养鸡场的供应饲料？这点钱全给你。也算我入伙。”

冯宁慢慢地摇了摇头：“谢谢你啦……”说着把钱还给了陶怡。

陶怡不高兴地问：“你不要我入你的伙？”

冯宁醉眼蒙眬地说：“要啊！但我只要你这人，不要你的钱。”

陶怡的脸顿时红了：“哎呀，冯哥，你说啥呢？”

冯宁一时没明白过来：“我……我怎么了？”

陶怡躲开冯宁那直直的目光：“不许说那些不正经的话。”

冯宁大惑不解地问：“我说啥不正经的话了？”

陶怡叫了起来：“不许说了还装糊涂！”

冯宁真不明白：“我到底说啥不正经的话了？”

陶怡只管叫唤：“哎呀呀呀呀……”

冯宁也有点急了：“小陶怡，咱俩之间可不兴这个。法院判人死刑还要说个一二三四哩。我到底怎么不正经了？”

陶怡说：“说了还不认账！你说你只要我这个人……”

冯宁两手一摊，大大咧咧地说：“要你这个人又怎么了？你不是想入伙我的公司吗？我不要你这个人，你怎么能上我这儿来上班当我的员工？但我不能拿你的钱。你的钱都来之不易，留着将来去找你的家人。我就这意思。你想哪儿去了？小小年纪，思想怎么这么复杂？都乱想些啥嘛？”

陶怡忙嘟起嘴：“不许说我小。听到没有？过了生日我都十七了。还记得我生日吗？”

冯宁说：“嗨……那还能忘了……”

陶怡追问：“那你说，我生日是几月几日？”

冯宁故意地说：“几月几日你也得过生日啊！对不？好了，咱们不说这些了，再开一瓶，喝！”

陶怡一把夺下冯宁手里的啤酒瓶：“你又给忘了？还是存心气我？”

冯宁歉疚地说：“对不起，我这人在数字方面就是个老糊涂……”

陶怡忙说：“胡说！替你扛包的那两个工人跟我说，你在数字方面特精明，加减乘除比计算器还快，记得还特别牢，谁都别想蒙你。可你就记不住我生日！我都跟你说了八遍了，还记不住！”

冯宁忙说：“没有八遍。绝对没有八遍。前前后后就说过三回，我记得特别清楚。”

陶怡欲哭无泪：“说三回，你都记住了，为什么我的生日你老记不住？”

冯宁说：“情况是这样的，一个人对自己特别珍贵、特别珍惜的东西，总想好好把它藏起来，有时藏得特别深、特别牢，突然间……反而找不到了。怎么找啊都找不到，急死人啊。你没发生过这种情况？你的生日，就是这样。我老想着，啊，这可是小陶怡的生日，千万不能忘，不能忘，一定要牢记心间，就像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阶级斗争要年年念、月月念、天天念。念得太厉害了，就找不到了……”

陶怡“扑哧”一声被冯宁惹笑了起来：“你还跟我狡辩！你改不改？”

冯宁忙说：“改。一定改！”

陶怡又问：“道歉不道歉？”

冯宁忙说：“道歉。真心诚意地向陶怡小姐道歉。”

陶怡说：“谁是小姐？洗头房的才是小姐哩！”

冯宁忙说：“是陶怡同志。陶怡同志。”

陶怡问：“再不许忘了？”

冯宁说：“不忘，坚决不忘！”

陶怡说：“再跟你说一遍，八月四日。”

冯宁说：“八月四日。永生不忘。”

陶怡说：“我的生日是哪一天？”

冯宁说：“嗨，这还记不住？六月七日呗！”

陶怡一下傻了，眼泪一下迸了出来：“啊？！刚告诉你，你怎么就……”

冯宁忙说：“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八月四日，八月四日，八月四日。”他做红卫兵跳忠字舞状，边跳边唱，“八月四日永不忘……八月四日永不忘……永不忘。永、远、不、忘，八、月、四、日……”

陶怡含着眼泪笑了：“讨厌！”

等吃完喝完，又说完要说的话，已经很晚了。冯宁便说：“一会儿，你就别走了。太晚了，末班车都没有了。”

陶怡脸一红：“不走？我睡哪儿？”

冯宁大大方方地说：“睡这儿。”

陶怡忙叫道：“那不行。”

冯宁说道：“有啥不行的？我上大工房去挤一挤……”

陶怡说：“那也不行。”

冯宁解释道：“你一个人睡这儿，门窗都有锁，床上被褥齐全，有啥不行的？”

陶怡依然脸红着说：“当然不行。我妈跟我说过，女孩儿是不能睡在男人被子里的。女孩儿睡了男人睡过的被子、褥子，女孩儿会……会生孩子的……”

冯宁哈哈大笑起来。陶怡疑惑地问：“你笑啥？”冯宁差一点笑岔了气，捧着笑疼了的肚子，歇了一会儿，才说：“算了算了，今天晚上没时间跟你上生理卫生课了。”说着，从床上卷起自己的被褥，再打开陶怡的行李卷，把她的被褥铺上，“这总行了吧。不会生不该生的孩子了吧？”

陶怡仍固执地说：“那也不行。”

冯宁问：“怎么还不行？”

陶怡说：“你是老板呐。让老板去挤大工房，自己睡老板的床，我这个员工以后还会有好日子过？”

冯宁问：“那咋办？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这不是要逼死我吗？那我也上床上来睡？”

陶怡一愣：“你……你想干啥？”

冯宁也一愣，立即脸大红：“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这时，外头突然传来一下闷闷的雷声。然后又响起两下惊心动魄的炸雷声。冯宁忙去窗前看了看：“糟了，要下雨。”

陶怡问：“下雨糟什么？”

冯宁说：“我那些玉米还在场上堆着哩。要淋了雨，再一发芽，就会霉烂，那就全完了……”陶怡顿时也有点紧张起来。这时，有人突然来敲门。冯宁忙对陶怡做了个不要出声的手势，一边披上外衣，一边大声问：“谁啊？”

门外的人好像知道屋里除了冯宁，还有女人在，便知趣地只是在屋外说道：“冯宁，还没睡吧？你快出来一下。”冯宁对陶怡做了一个安定她情绪的手势，便走出门去了。不一会儿，冯宁回来了，对陶怡说：“糟了，已经开始下小雨了。我得赶紧组织人去把那些玉米扛进库房去。”陶怡忙说：“我也去。”冯宁不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屋里有那么年轻的女孩儿在，便赶紧说：“小点声！”然后放低了声音，“老老实实给我在屋里待着！”

陶怡说：“我能扛麻袋！”

冯宁说：“你扛？你想让别人知道，深更半夜的，我屋里突然冒出个女孩儿？”说罢，他抓了件雨衣就向外跑去，顺手把门搭上了。

冯宁出了门，夜已很深。通往货场的路上。小雨越来越大。那个来报信的民工诡异地笑道：“冯老板，我可啥也没看到，啥也没听到。”

冯宁笑了笑：“你没看到啥？神道道的！”

那个民工笑道：“没看到冯老板屋里还藏着个小娇娘呐。”

冯宁笑着捅了那民工一拳：“藏你个鬼！那是我妹妹。”

那个民工：“是是是，现如今都时兴把女孩儿叫‘美眉’。”

冯宁笑着：“跟我耍贫嘴，是不？”

这时，陶怡呼哧带喘地跑了过来。

冯宁和那个民工先是一愣，然后相互看了一眼，又都会意地大笑起来，直笑得前仰后合地直不起腰。陶怡一头雾水地问：“你们俩坏笑个啥嘛？还不快去抢救玉米！”

冯宁忙止住自己的笑，一边把雨衣脱下给陶怡披上，一边说道：“对，对……快去抢救玉米……”

这时，货场上的雨已经下得很大了，但场上却只有两个扛包的人。冯宁着急地问：“怎么就来你们两个人？”其中的一个只是不吭声。冯宁冲着他俩叫喊道：“咋回事？快去喊人呐！”另一个民工告诉冯宁：“喊不来了。”冯宁看了看那两个民工，心里似乎有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忙对那俩民工说了声：“你们先扛起来，我马上就回来。”其中一个民工说道：“冯老板，别去了，你喊不来人的。这件事，有人事先安排好了的。”冯宁忙又叫了一声：“别废话，快扛。今晚扛一包，我加四分。”便向大工房里跑去。

大工房里，那个倭瓜聚集了一帮民工在赌钱。浑身已经湿透了的冯宁跑进来，叫道：“没长眼睛啊？下雨了！”

倭瓜瞟了冯宁一眼：“下雨了。对啊。那又怎么了？”

冯宁吼了一声：“倭瓜，你故意跟我捣乱！”

倭瓜说道：“不是我要跟你捣乱。你不听招呼，有人递下话来了，今天晚上有雨，不许给姓冯的小子干活儿！”

冯宁不再搭理倭瓜，直冲着那帮子民工喊叫道：“每扛一包，今天晚上我多给四分钱。”

倭瓜说：“收起你那四分钱吧！你以为它真是神丹妙药？”

冯宁说：“给八分！”

赌钱的民工中有人心动了，出牌的手一下呆住了。

倭瓜瞪了他一眼：“出牌！”

那个民工忙出牌。

冯宁又叫了一声：“给一角！”

所有参与和没参与赌钱的民工都愣怔了一下，但还是没人动窝。

冯宁狠狠心：“一角二！”

一个民工站起来了：“冯老板，你说话算话？”

冯宁攥紧了一个拳头，用力挥动了一下：“我要是说话不算话，你们当场把我给撕了。”

另一个民工说：“要现付。”

冯宁咬着牙说：“麻袋进库房，凭工牌领现钱。”

几乎所有的民工——除了倭瓜，都起身向门外的雨地里走去了。

回到场上，冯宁把一大把工牌交给陶怡，对她说：“你替我守在库房门口。发工牌。”

陶怡忙问：“你呢？”

冯宁说：“快别废话！”冯宁把工牌交给陶怡后便冲到玉米堆上，扛起一包麻袋向库房跑去。于是，货场上响起了一片呼啸声，这呼啸声盖过了雨声、雷声，扛着装满玉米粒的麻袋的民工们一边跑一边欢叫起来。

而这时，货场经理和几个牌友正在货场办公室里打麻将。这一阵阵欢啸声传到他们耳朵里。货场经理一边摸牌，一边吩咐一个叫阿丘的工作人员：“去那边看看，出什么事了？”那个叫阿丘的打起一把伞走了。

不一会儿，阿丘回来报告说：“没啥事。”收起伞，又默默地站在一旁看他们打麻将。但不一会儿，那欢啸声又响了起来。货场经理瞟了阿丘一眼，问：“嗯？”

阿丘忙附身对经理说道：“是冯宁那小子啦，带人在雨地里扛他的玉米。鬼哭狼嚎的。”

场地上已经剩下不多一点麻袋了。雨下到这时，也不下了。冯宁已经累得站不起来了，倒在麻袋上直喘。几个民工过来，坚持着想再把那几个麻袋扛走。冯宁勉强从麻袋上直起上身，摆摆手说道：“别费那劲儿了。这些个都让雨给浇透了，就是扛进库房，它们也肯定得发芽了。给我省几毛钱吧……”那几个民工听冯宁这么说，便一下泄了劲儿，都倒在了那些麻袋包上。

这时，货场经理却走了过来。

冯宁想再次直起上身来打招呼，但怎么也直不起腰来，腰眼处疼得他直咬着牙抽凉气，只得喘着对经理说道：“经理，您不是来逼我交库房租金的吧？这租金我肯定会付，但得容我卖了这批玉米再付了。先前准备好的现款，都让我发了扛包钱了……我冯宁说话得算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