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宁突然间听陶怡告诉他，她决定不去参加市第一届团代会时，都要惊倒了：“你不想去参加团代会了？为什么？因为那个金老板答应替你到香港去找你的爸爸妈妈？这纯粹是个阴谋，是收买！”

陶怡红着脸说：“不是收买！他说我活儿干得好，是全厂最出色的员工，给工厂做出了特别大的贡献。所以他想好好奖励我，一定想办法替我到香港找到我家里的人。也许还会带我到香港去，让我亲自去找……”

冯宁一字一顿地追问：“让、你、去、香、港？”

陶怡激动地说：“是的。他就是这么说的。”

“你觉得有这可能吗？”冯宁眼睛里闪出一丝冷峻的光。

“可他就是这么说的。”陶怡天真地答道。

“同时他又提出，你必须拒绝参加这次团代会？”冯宁再问。

“不是拒绝，是去请个假，因为要为厂子加班。”陶怡认真地解释道。

“那不还是拒绝吗？”冯宁哭笑不得地。

陶怡不说话了。她的不说话，不是无话可说，而是不想再和对方争论。小丫头平时看起来挺文静，但实际上骨子里却挺倔强，挺有主张。不和你争论，绝不等于已经放弃了她的主张。恰恰相反，她这时的不作声，只表明她早已决心要去实行自己的主张了。

冯宁想了想，又问：“他没向你提什么特别的要求？”

陶怡脸微红：“哎呀，你说啥呢！那个金老板都比我大一二十岁哩。说话时，我们整隔着一张桌子，他连荤笑话都没对我说一个，特别正经……”

冯宁忙说：“我不是说这个。”

陶怡不解地问：“那还有啥？”

冯宁问：“你们厂子里就选了你一个团代表？”

陶怡默默地点了点头。

冯宁一跺脚，着急地说：“你瞧瞧这事！”

陶怡平静地说道：“我不去了，他们还可以选别人嘛……”

这一下冯宁真急了，一下站了起来，指着陶怡嚷嚷道：“你以为这是小孩儿过家家呢？！你不去，别人过去替了你就行了。这是共青团代表大会！”

陶怡渐渐显得有一点尴尬起来，慢慢地低下了头去，不一会儿，眼眶便湿润了起来，接着便颇有些委屈地呜咽起来。

冯宁把口气放缓和了一些：“说起来，挺惭愧，我虽然也是个老共青团员，但一直也没能入上党，从来没有当过团代表。这么些年，对有些地方的有些选举，我也是挺有看法的。但是，陶怡，你得明白，你这一回的当选真的很不一样，那些打工仔打工妹完完全全是自觉自愿把票投给你的。没有任何人要求他们，或暗示他们，必须选你当他们的代表。他们跟你我一样，全都是初来乍到深圳，在这儿，全都是上无父母亲戚，下无乡里友好，内心的那种孤独、忐忑，跟对深圳的新奇、激动是同样的强烈沉重。他们把票投给你，让你代表他们到大会上去行使某种权利，表达某种要求，其目的恐怕远远不只是应付一个上面下来的政治任务而已，他们托付给你的这种信任、信赖，恐怕也远不止在政治层面上……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些话，对于陶怡来说，显然是“太深奥”了。陶怡似懂非懂地看着冯宁。

冯宁接着说道：“他们是把你当作他们在深圳最可信赖的亲人之一，就如同你现在把我当成你的亲哥一样，你成了他们心底里一个最温暖的向往……”

陶怡的眼圈又红了。她并没有听懂什么叫“心底里一个最温暖的向往”，更不明白受托了这种“向往”又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此时此刻，她只是觉得一向待她特别体贴和温和的“兵哥哥”冯宁突然变得如此的生硬和不依不饶，让她觉得非常的失望和难过。而后，就像她习惯做的那样，便再也不说话了。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冯宁又说了不少话，比如：“别让你厂子里这几千名打工仔打工妹和上百名共青团员失望，更别让他们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心想做他们的代表，就勇敢地去做。人活一辈子，最难的就是要有勇气创造一个真正的自己……”又比如：“退一万步说，你爸爸妈妈、姐姐哥哥真还活着，也已经到了香港，那么你早晚总能找到他们的，用不着这么急于付出背叛这些打工兄弟姐妹的代价，让自己一生都陷在良心自责的苦恼中……”等等。有的话能听懂一点，有的还是听不懂。不管听懂了的，还是始终没听懂的，她都低着头，再不说话了。冯宁真正领教了一回这个小丫头的牛脾气。

陶怡虽然一直没说什么，但她的心里还是在翻腾着的。冯宁这么“生气”，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么多大道理，让她感到自己一定是做错了的。也许，自己是应该去参加团代会的。回去的路上，她倒了一辆公交车，在团市委门前停了下来。团市委的大门上已经挂上了通栏的大红横幅：“热烈庆祝我市共青团第一届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陶怡得到过通知，团代表与会，直接到团市委报到。她觉得，冯宁那么激动，自己好像应该去报到。下车后，她在团市委的大门前犹豫着、徘徊着。她几度向团市委那个并不算高大的门楣里走去，但走到门楣下，却又迟疑了。

这时，从厚厚的云层里，开始往下洒落一阵阵小雨。小雨细细地无声地润湿了街道和林木。陶怡既下不了决心走进那个门楣里，又下不了这个决心彻底离开这儿。她不想让冯宁生气，但又不想得罪金老板，更不想失去金老板许诺给她的那些美好前景。长到这么大，毕竟还没有谁——包括“兵哥哥冯宁”也都没有向她许诺过什么。她太希望有人向她许诺些什么了。就像无数年龄跟她一样大的女孩儿那样，在对种种许诺的盼望和失望中才能逐渐长大。于是，这一刻她只能痛苦地在细雨中迟疑着、踯躅着。

雨，毫无疑问地要越下越大。

她的徘徊引起了传达室一位同志的关注。大概是因为过去经常有一些想找团市委上访倾诉的青年人到了这儿，又犹豫着不敢进这大门。所以，传达室的同志赶紧打着一把伞，向陶怡走来。但他没想到，他的这种“热情”，反而在不明底细的陶怡心里引发一阵莫名的紧张和忐忑。她不知道眼前这个市级“大机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匆匆向她走来，是为了“驱赶”自己的，还是来“质询”自己的，唯一不敢想象的就是人家是来请自己进门的，更难以预测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于是她赶紧转过身走开了。

当天晚上半夜时分，有人打电话到高士达厂女工宿舍的传达室里，要找陶怡接电话。女工们住的房间里自然是不会安装电话的。电话只能打到传达室，再由传达室的那个“阿姨”（管理员）传呼。

女管理员四十来岁了，已经在躺椅上眯盹儿着了，被这电话铃吵醒，自然特别的不高兴，便对着广播话筒连着叫了几声：“四〇三室的陶怡，电话。四〇三室的陶怡，电话……”

这时候，女工们都已经上床睡觉了。一个睡在下铺的女工听到广播，忙拿起一个晾衣服竿子，捅捅上铺：“陶怡……陶怡……你聋了？”

睡在上铺的陶怡忙跳下铺。

另一女工笑着调侃道：“陶怡，又是那个兵哥哥的电话吧？啥时候带来让我们瞧瞧嘛！”

陶怡脸一红，只说了声：“睡你们的吧！”就披上衣服，赶紧走了。到传达室，还没等她向管理员“阿姨”说句好听的话，那个女管理员已经挖苦道：“团代表，这楼上楼下，就数你电话多了。”

陶怡脸又一红：“谁是团代表……”

女管理员皱了皱鼻子，道：“还谦虚呢？快接电话！”

陶怡怯怯地拿起电话。

电话果然是冯宁打来的。“去市里报到了吗？”他还挺牵挂这档子事。自己在部队都不好好解决“组织问题”，上这儿来，倒替别人着起这个急来了。人啊！

陶怡不知道怎么回答冯宁。她真的不希望再惹冯宁生气。她不愿意再看到冯宁生气。一时间，不知所措的她，拿着电话，只是在喘着气，没有回答。

冯宁问：“没去报到？”

陶怡还是不作声，只是粗粗地喘着气。

冯宁有点失望了：“你真行！”

陶怡特别歉疚地：“对不起……”

冯宁恨铁不成钢似的：“跟我有啥对不起的！”

陶怡看看那个女管理员，她虽然在很无聊地看一本香港版的命相书消磨时间，但脸上的神情却让陶怡觉得，她已经对陶怡半夜来骚扰很有些不耐烦了，便忙对冯宁说：“等见了面咱们再细说。传达室的阿姨要休息了。我挂了。”说着，没等冯宁做出回应，便挂断了电话，然后对那个女管理员说了声：“谢谢李阿姨。”那个姓李的女管理员，居然都没搭理她，马上丢开手里的那本命相书，收回电话机，关了那扇小窗户，在那张权当作夜班床的竹躺椅上躺了下去。

那边，冯宁听到陶怡不等他说完话就挂断了电话，赶紧撂下电话，向远处的一个公交车站跑去。他想去告诉陶怡，当好这个团代表，在我们这个体制下，会对她的一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这时，恰好有一辆公交车进站了。但等他跑到，大概因为时间很晚了，车站上没什么人在候车，车上也没什么人下车，这辆公交车已经匆匆地开走了。

雨，无声无息地下着……

雨幕中的夜色无边无际，浓重而又深远……

冯宁在雨中无奈地呆站了一会儿，转过身刚要回工房去，从路边却走出三四个男青年，全都打着台湾产的那种花花绿绿的折叠伞（那时候很时兴这种折叠伞，比我们通常用的那种油布伞自然要灵巧方便得多），直直地向冯宁走来。

冯宁愣了一愣，定睛一看，为首的竟然是那个在工效牌子上做假的男青年。这时，冯宁全身已经淋湿了，他本能地去摸了摸口袋，想掏刀自卫。但今天偏偏没带刀具出来。他忙向后退了半步，顺手从路边的林带里抄起一根树棍，对着那几个直冲他而来的不速之客，摆下了打斗的姿势，大声问那几个男青年：“你们想干啥？”

那个做假工牌的男青年忙笑道：“嗨，冯老板，别误会。我带几个朋友来跟你谈一笔生意……”一边说，一边象征性地拍拍自己两边的裤子口袋，表示自己没有带任何“武器”。

另外那几个男青年也做了个类似的动作，表示都没带“凶器”，不是来和冯宁寻衅斗殴的。

冯宁再一次打量了一下这几个男青年，确认了他们都没恶意，这才扔掉手里的树棍，走过去跟他们握手，不料那几个人一下扑了过来，把他摁倒在地。那个做假工牌的男青年哈哈大笑道：“冯老板，看来你的江湖道行还是不够深啊，还是好骗啊！”冯宁在泥水地里正挣扎着，那几个男青年突然哈哈一笑，都松开了手。那个做假工牌的男青年忙上前来拉冯宁：“开个玩笑啦。冯老板，快起来。真的是请你去谈一档子生意啦，快起来。”

这几个年轻人还带了一辆很新的桑塔纳车来。他们就用这辆在那个时候还挺气派的新车把一身泥水的冯宁带到了市内一个洗浴中心里。冯宁一开始说什么也不跟他们去“洗浴”，因为他不知对方的深浅，更不想贪这便宜。“可你这一身泥水，一会儿我们怎么谈生意呢？”那个做假工牌的年轻人说道。“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吧。我身上的泥水碍你啥事？”冯宁就是不想跟他们进那洗浴中心。“我们要跟你说的事，不是一会儿半会儿说得完的。你不觉得自己身上难受，我们还觉得难受哩。”那年轻人又说道。听听这话，冯宁觉得也在理，再说，就算是进去洗个澡，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了呢？冯宁还猜想，今天晚上真正想跟他唱对手戏的还不会是这个做假工牌的小子。这小子，应该有自知之明，他不够那个分量，来跟冯宁“谈生意”。那么，到底是哪路神仙让这小子打头阵，跟冯宁摆下这一场汤汤水水的“鸿门宴”的？他还真想领教一番。想到这里，他心一横，就跟着进了洗浴中心。

果不其然，洗完澡，冯宁等人穿着雪白的一次性浴衣回到包间里，刚躺下，那个做假工牌的男青年就带着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男青年从另一个包间里走了过来。

陪着冯宁在这包间里休息的那两个男青年立刻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

那个做假工牌的男青年向冯宁介绍道：“冯老板，这是我栾哥，久闻您大名，今天特来会会您……”

那个被称作“栾哥”的男青年开玩笑似的拧起那男青年的耳朵，笑嗔道：“你什么时候长了辈分，跟我称兄道弟起来了？”

那个男青年忙捂住那只被拧的耳朵，赔着笑脸道：“栾叔……栾叔……你当然还是我栾叔……”

“栾叔”扔开那个小子已经发红的耳朵说道：“行了，我跟冯老板有话要说，你们都上那边包间去吧。”

于是，那几个男青年呼啦一下都走了。只留下冯宁和那个被称作“栾叔”的人。

“栾叔”也就是三十出点头吧。精瘦，留着浓重的唇须，说话不慌不忙。他掏出一包好烟：“听说冯老板不抽烟？”

冯宁礼貌地拒绝了：“不抽。”

“栾叔”笑道：“是从来就没抽过，还是后来又想学好，戒了？”

冯宁说：“从来就没抽过。”

“栾叔”感慨道：“好男人。”

冯宁说：“那说不上。主要是在家，老子管得严，当兵，领导又管得严……想抽也不敢抽，后来就再没沾过……”

“栾叔”故作意外地说：“看不出来冯老板还是个服管的人啊，真看不出来。”

冯宁不想跟这样一个人云里雾里瞎兜圈子，便单刀直入地问：“栾叔今天是……”

“栾叔”忙摆摆手：“别别别，冯老板您怎么能叫‘栾叔’呢？那是我跟我那些小兄弟闹着玩的。听倭瓜说……”

冯宁问：“倭瓜？”

“栾叔”笑道：“就是在您那儿扛活儿的那鬼东西，我们都叫他倭瓜。”

冯宁也笑了：“哦……”

“栾叔”接着说道：“听倭瓜说，冯老板是条汉子，蛇口的余涛想收编您去当雷子，还给您那边的正式户口，您都没瞧上，愣想着自己出来打天下，难得！”

冯宁忙说：“没想着要打什么天下，只想着自己痛痛快快做一点事情。”

“栾叔”说：“不知道冯老板想过没有，能和我联手做点事情吗？”

冯宁试探道：“这联手的意思……栾叔是……”

“栾叔”再次做了个断然的手势：“我说过了，在冯老板跟前，我怎么敢称什么‘叔’呢？顶破天，我也就能比你大个五六岁、六七岁吧。冯老弟要不嫌弃，叫我栾哥就可以了。”

冯宁问：“那我能冒昧地问一下，栾哥希望我们联手做什么样的生意？”

“栾叔”诡秘地一笑：“肯定比你现在给那些养鸡的贩那么点玉米要强一百倍。我这生意可以说什么都是，也可以说什么都不是。归了包齐，一句话，什么能赚钱，我做什么；而且专做那无本生意，一本万利的生意。”

冯宁犹豫了一下：“栾哥不会是拉我去贩毒吧？”

“栾叔”哈哈一笑道：“怎么的，我姓栾的在冯老板眼里就那么缺德少性？”

冯宁忙说：“对不起对不起。只要不是贩毒、拐卖妇女、做假药，别的咱们都好说。”

“栾叔”眼睛一亮：“真的？”

冯宁端坐不动地说：“请栾哥多指教。”

“栾叔”试探道：“那我就直说了？”

冯宁说：“请栾哥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