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惠年当然没离开广州。这时候，他在街头一家很小的打字文印社里正忙活着哩。多年的中央党报记者生涯，多年的高层政治生活磨炼，他当然很清楚，自己此次去香港做的这个调查研究所得出的一系列结论和有感而发的建议，带有多大的爆炸性和颠覆性。他想直接通过新华社的内参，把这些所见所闻和思考结果，“直达天庭”。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希望能早一点让中央得知他这个“小记者”的调查所得；另一方面，也是不想连累走正常程序的过程中必然要牵扯的其他同志。正因为有这样的考虑，在宋梓南家，一旦感觉到这位平时充满激情、又敢想敢做的省委副书记多次对他的那些思考显露出要谨慎从事的迹象，他立刻改变了原先那个要请他帮忙的想法。他真的不想连累任何人，更不想勉强别人。而经验告诉他，这份报告是有可能连累别人的。丢官、“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坐牢，都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离开宋家的时候，他悄悄地取走了报告，然后又做出了个大胆的安排：他要找个地方，秘密地把这份调查报告一式三份地打印出来。一份留在家里存底，万一出事了，也可据此向历史有个交代；一份按组织手续，呈报记者站领导；最后一份，他要带到北京去，直接找新华社内参组，还是要争取让它“直达天庭”，以求一逞……

这一家街头文印社实在是小得可怜，总共只有两台老式的检字式的打字机，两个年纪不大的女孩儿埋头在昏暗的灯光下，“啪嗒啪嗒”地打着字。另外两个人在使用一架同样老旧的推筒式油印机，在油印。为了保密，应唐惠年的要求，窗户上蒙上了一层很厚的窗帘。在场所有的人都显得很疲倦，应该是连续工作了一个晚上了。

那两个打字的女孩儿终于打完了最后一页，几乎要瘫在椅子上了。一个文印社负责人模样的男人忙接过这一页蜡纸，把它夹到油印机上。唐惠年则开始去收集那些印过了的蜡纸和印废了的纸页，把它们一一放进一个旧铁桶里，点燃后烧了。他不能留下任何痕迹，让人知道，他在这儿打印过这样一份东西。

回到记者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的三点多钟了。最后装订还花了一个来小时。唐惠年是细心的人。他写的稿子上，没有一个墨坨坨。他装订的文本，总是非常整齐漂亮。他挟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一走进记者站，记者站站长就赶紧迎了上去，急问：“你没上月亮上去？老天爷，省委办公厅的人一个劲儿地在找你哩！出啥事了？”

唐惠年疲倦地拿起桌上一杯剩茶，咕嘟咕嘟一口喝了，然后拉着站长进了里边那个办公室。然后他就从包里取出一份打印稿放到站长面前。

“我要亲自去一趟北京。”唐惠年一边说，一边从站长倒扣着的饭碗里取出一块吃剩下的馒头，狠狠地啃了一口。

“老唐，你考虑过后果吗？”站长一边说，一边从身后的书柜下边取出一小包四川榨菜递给唐惠年。唐惠年挑出两片，夹在剩下的馒头里，接着大口大口地嚼了起来。

“我谁也不连累，自己去找新华社内参组的同志。”他答道。

“你还是先去找一下宋书记的秘书，看看那边有什么新的动态。宋书记到北京以后，一直派人来找你。他这么急于找你，肯定是到北京后得到了什么新的消息，想对你说些什么。”站长有经验地替唐惠年分析道。

“这份调查报告，我一共只打印了三份。给您一份，证明我唐惠年不是在搞阴谋。一份给新华社内参组——当然，前提是他们愿意接受这篇稿子。另外一份，留在我老婆那儿，万一将来出事了，我得据此告诉后来人，唐惠年是因为什么出事的。我得像卡斯特罗当年那样，在法庭上大叫一声：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你为什么不先去找找宋书记，先听听他说些什么，然后再决定你下一步的行动？”

“如果他说北京的情况不好，我是不是就不要去了呢？”

“老唐，你是一个老同志，老记者了，政治上比较成熟……”

“站长同志，如果早两个月，听您这么夸奖我，我会十分得意。但今天，再听到您说我政治上成熟，我真的觉得是在批评和挖苦我。这次我秘密去深圳宝安和香港调查，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我才觉悟到，我们过去的那种成熟，实际上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是一种无法面对历史真实、面对人民心愿的自私行为。作为一个记者，我有责任把这种震撼传达给同样应该受到这种震撼的人。我没有违犯我们的工作纪律，擅自向外公布调查结果。我只是想让我们的中央领导、我们的党，知道这些真实情况。无论是作为一个记者，还是作为一个公民，还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都应该对他们说一点真话了。”

回到家里，唐惠年把那份手稿交给妻子：“这是我那份调查报告的底稿。你一定要替我保管好。”

妻子：“你想干啥？”

唐惠年：“我不想干啥。”

妻子：“你不想干啥，为什么要搞得那么紧张和神秘？”

唐惠年：“其他的话都别说了，你一定要记住我一句话：我去北京后，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要保管好这份手稿。这是今后能向世人证明我唐惠年心迹的唯一证据，也是说明当前中国真实情况的一份原始记录。它可以成为一份见证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份重要文档。”

妻子愣了一下，讷讷地问道：“‘四人帮’已经打倒了，还不让人说真话？”

唐惠年苦笑一下：“要让春风真正绿遍大江南北，是需要一个过程和另一番努力的。”

妻子说道：“既然知道还需要一个过程，你为什么还要出头去瞎管这些不该你管的事？”

唐惠年有点激动了：“瞎管？过程是需要有人来推动的。你不管，我不管，都不管，那么，这个中国交给谁来管？”

妻子：“谁当官谁掌权，谁来管！谁在其位，谁谋其政嘛！”

唐惠年：“当官的也需要情况。没有情况他们就两眼一抹黑……就不可能管好这个中国。给当官的提供真实情况，这是我们做记者，尤其是中央党报记者应该承担、必须承担的一份责任。什么是中央党报？那就是中央的耳目和喉舌！”

妻子一下也激动起来：“但不是所有当官的都喜欢听你说真话的，也不是所有当官的都需要你向他们提供这一类真实情况。你已经当了这么多年记者了，还不清楚？！真是的，何必呢？！”

唐惠年愣怔了一下，瞪大了眼睛，直直地看着妻子，然后提高了声调，声音都有些颤抖了，反问道：“何必？！何必？！何必……”最后，他一下颓然坐倒在椅子上，眼泪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