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了检讨，领导再没找邵长水的麻烦，也再没让他插手劳爷的案子。祝磊“自杀”的事情，似乎也没下文了。邵长水当然也不会主动地去过问。公安干警跟军队一样，即便周围早已枪林弹雨，但没有命令，你仍然不能瞎往上冲。于是，对于邵长水来说，这事好像是就这么过去了。紧接着，公安部向全国各厅局下达了“命案必破”令，集中力量侦破多年来没能破得了的一批“命案”。厅党组立即响应，部署执行。经省委省政法委批准，省厅随即成立“命案必破指挥部”，由主管刑侦工作的焦副厅长亲自挂帅，调集全省刑侦队伍的精兵强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刑侦总队毫无疑问地作为这一会战的基干力量，被推上了第一线。邵长水也临时被抽调到指挥部，作为焦副厅长和赵总队的主要助手，忙碌在破案前线。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可以说是忙晕了，经常要同时奔波在几个大案之间，参与研究、确定侦破方向，部署侦破力量，及时掌握工作动态，分析总结最新规律，拟定供领导选择的下一阶段工作最佳方案等，忙到了根本就分不清什么叫“忙”和“闲”的程度。“陶里根之行”在他心里留下的那点撞击和创痛因此也渐渐得以平复。只有一件事，他依然耿耿于怀，那就是领导上一直没给他定岗定职。他不知道个中原因究竟何在？是因为自己最后阶段犯的那个“错误”，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他没法去估摸，也不敢去探问。但要说领导不信任自己、不重视自己，怎么又会把自己放在眼前这场大会战的指挥部里，当主要助手在用着呢？想到这儿，他又稍稍地安心了。但每每地只要一想到定岗定职的事，他又难免会心烦意乱起来。就这样，一会儿安心，一会儿又不安心，一会儿平静，一会儿又不平静，在这交替嬗变的折磨中，终于过去了十来天。“劳爷”的死最后被定性为车祸致死，只是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肇事司机因酒后驾驶，致人死亡而逃逸，已被正式逮捕，但跟“谋杀”无关。劳爷的遗体随即也被火化。焦副厅长和赵总队长代表厅党组和总队全体同志去看望了劳爷的家属。劳爷最后供职的那个盛唐公司给家属发放了一笔相当丰厚的“抚恤金”，并且出资在省城著名的福德园公墓里为劳爷购买了一块墓地。骨灰安葬的那天，原计划只是由盛唐公司和刑侦总队去几个领导和员工、干警代表，协同家属举行一个小规模的安葬仪式。却不料，呼呼啦啦地一下到了五六百人。仅自发来跟劳爷告别的干警就有二三百人，他们一律穿着深灰色的警服。仪式进行过程中，又一直播放着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搞得现场气氛相当的凝重。特别让人感动的是，现场几乎没有人哭，却充满着一股难以化解的疑虑和悲愤情绪，像层层浓重的乌云锁住了大雪覆盖的群山。人们默默地拥抱劳爷的妻子和他那唯一的女儿，用力地却又无奈地握着她们的手。既然事故的性质已经定了，人们当然无话可说。但谁能相信，劳爷之死真的是由这个浑蛋司机酒后驾驶无意间造成的呢？在邵长水走上前向劳爷的墓鞠躬致意时，在场所有的那些干警几乎都把目光紧紧地盯住了他。他们都知道，他是唯一亲历了劳爷出事全过程的人，而且，劳爷还是“死在他怀里的”。他们还听说了，他在汇报中曾向领导“反复强调”过，劳爷是被“谋杀”的。此时，他们把目光都投向他，心情是复杂的，但共通的一点，似乎是都想从他此刻的神情中，能看出一点他对这个事故结论的态度，以印证他们自己心中的那点怀疑。但他们失望了，出现在众人面前的邵长水，跟绝大多数人一样，神情是悲哀的，但也是木然的。他默默地鞠躬，默默地注视着那墓碑，再默默地合着那昂扬悲壮的曲调，又慢慢回到那深灰色的队伍中……

安葬仪式结束的当晚，回到家，邵长水没有吃晚饭。准确点说，是端上了饭碗，却怎么也吃不下去。那首《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曲调一直在他脑海里回响。眼前也老是晃动着劳爷妻子那张悲苦乏力而又苍白无助的面容。他们为什么如此不重视劳爷自己对事件的感觉和判断？我们当然不能以他本人的感觉为事件定性的唯一依据，但也必须慎重地对待才对。他是什么人？一个经验十分丰富的老刑警，深入陶里根达数月之久，已经“深深地陷入其漩涡之中”，对那里的许多事和人有了极难得的切身感受和认识。他由此而产生的某种预感和判断？我们当然不能以他本人的感觉为事件定性的唯一依据，但也必须慎重地对待才对。他由的某种预感和判断当然是应该得到充分重视的。怎么可以如此轻易地就加以排除和否定，又仓促地去做出另一种结论？肇事司机当然不会轻易交代幕后的真相。他不交代、不承认就完事了？多少疑难大案都是从当事人的“不承认”“不交代”中拨开云雾重见天日的嘛。为什么轮到这档子事了，就如此轻易地“顺水推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呢？！说到底，怎么能让一个干了一辈子刑事侦查的老警察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呢？匪夷所思。完全匪夷所思啊……他多次想拿着那片血字“拓片”去找总队和省厅领导，但每次都自己把自己给劝阻了。“你管那么多干吗？”“你管得了那么些吗？”“大机关跟自己过去待过的基层不一样。这里，大部门套着小部门，大长官连着小长官。人人都管着一摊事，门儿门儿都关系着一摊利。自己初来乍到，又不摸深浅。你知道自己哪一脚踩下去，会踩住谁的鸡眼儿，犯了哪条禁忌，触动了谁怀里揣着的那点权利？谨慎啊，千万要谨慎谨慎再谨慎，要夹着尾巴做人，邵长水，别以为你曾经当过几天县局的副局长，还在省警校当过几天教研室主任。像县局副局长那样芝麻绿豆大的官，在省级机关里一抓一大把，算个鸟？！况且你正等着定岗定职哩。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你干啥就干啥，让你干啥就一定干好啥。除此以外的任何事，对于你都是多余的，甭想，也甭管，不能想，也不能去管……千万别忘了你给自己定下的那两条原则……”每回他这么自己跟自己较完劲儿，回过头再去看慧芬的时候，总能看到她也像是死过一回似的，脸色慢慢地由青白转回红白来。只要看到长水坐在那儿一发呆，她就知道他又在跟自己较劲儿了。她知道，他心里一直没撂下劳爷那档子事。她特别清楚，他从小就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为了他这个死性子，这些年，她没为他少操心，也没跟他少置气！这两年，长水他离开了基层第一线，在大小机关里磨炼了磨炼，情况确有所“好转”。但她还是害怕他，怕他不知轻重、不论场合地再跟人计较是非黑白，会使这一家人失去已然得到的这一切。慧芬觉得，像她跟长水这样的人，能够“混”到省级机关来做事，能给两个孩子落上省城户口，还能在省城“混”上一套两室两厅、一厨一卫现代化的公寓式住宅，走在省城的大街上，不用再担心当晚旅馆招待所那昂贵的食宿费和为购买返程火车票必须付出的那点焦虑和劳累，能让自己的“子孙万代”从今往后永远不再在城里的孩子们面前感到低人一等，她真的心满意足了。她常常会突然地对邵长水冒出一句：“真的太不容易了……你觉得呢？我真的没想到我们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我真的要谢谢你，为豆豆和蛋蛋也要谢谢你……”说这句话时，她显得那么的真诚、那么的感慨、那么的动情，又是那么的……那么的后怕……

“瞧你说的啥话嘛。好像豆豆、蛋蛋是你带过来的拖油瓶似的。”邵长水微笑着抢白道。

“当然不是拖油瓶……怎么会是拖油瓶呢……别胡说八说……”慧芬眼眶湿润地搂住长水，喃喃道。

这时，邵长水也会十分感动地搂住慧芬，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她那略显得有一点干黄的头发，一边闭上眼，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他深深地被慧芬如此看重和珍惜这个家的情感所打动。是的，眼前这一切，来得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在这一点上，他和慧芬有同样的感觉。他同样看重和珍惜眼前这一切，甚至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看重，也非常非常的珍惜……

后来当机关里有人在背后议论劳爷这档子事的时候，他便会故意躲着，既不去参与，也不去旁听。又过了些日子，以致在机关里也没什么人议论了。劳爷这档子事似乎就这样离他、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他也确确实实地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虽然在偶尔一个阴雨天的下午，呆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窗户前，心里仍然会隐隐约约地产生出一些躁动，会再一次看到那双手，那双无比灵巧和苍白的手，搁在那个藤条编制的小圆桌边上，微微地战栗着；也会再一次听到急诊室那喘息中一下下带血的气泡的嘶嘶声；手上也会再一次感受到劳爷在一笔一画地写那“谋杀”二字时的劲道……心里也仍然会突然地涌出一股莫名的愧疚（？）和遗憾（？），大脑的空白，无法面对“陶里根”这三个字的冲击……（是的，从那以后，凡是看到报纸上登载有关陶里根的消息，他都会立刻去抓过来阅读。有一段时间，他又特别不能看到“陶里根”这三个字，只要眼前一出现这三个字，他就会烦躁不已，好像有人跟他故意过不去，要揭他的伤疤似的。）

一直到那一天——那是他从陶里根返回省城的第三个星期的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也许是星期六。但应该是星期五，因为邵长水记得那天并非是个公休日。总而言之，他记得不太清楚了。好像是个周末），他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非常意外，又非常重要的电话。那时，“命案必破”大会战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头一天，焦副厅长奉命带人去哈尔滨参加公安部召开的“命案必破”阶段性现场经验介绍会，总队的几位主要领导也跟着去了哈尔滨。头头们上外省去了，指挥部的工作免不了会稍稍松快一些。那天碰巧又赶上周末，慧芬和两个孩子都在家。（这里对邵长水和慧芬居然生了两个孩子要做些必要的解释。按规定，他也只能生一个孩子。但头胎生了个闺女，家里的老人却一定要慧芬为邵家生一个男性接班人。邵长水自己当然也想要一个儿子，他就让慧芬一直在林场场部当她的会计，好些年都没把她调到县城。不是邵长水没那个能耐把妻子调到自己身边，而是故意不调。假如不在林场，她指定不能生第二胎。从中央制定的政策来说，即便在林场，她也不能生第二胎。但山沟沟里的事情毕竟要好办得多，走走路子，还是可以搞到第二胎指标的。当时咬着牙不把慧芬往县城调动，就是为了实现家里老人们这样一个夙愿。第二胎果不其然生了个带把儿的，当然也罚了些钱。交了罚款后，邵家还是高高兴兴地为这第四代“男性接班人”的降临，办了十来桌酒席，“放肆”地庆祝了一番。）那天，邵长水给自己也放了一回“假”，回家去瞧了瞧。有十来天没回过家了吧？总得洗个澡，换换内衣什么的。还去理了个发。午饭时，美美地喝了二两小酒，啃了一大盘慧芬特地给炖的手扒羊肉，原本打算再睡它一下午，足足地补它一觉，等晚饭后再回指挥部也不迟。没料想只睡到三点十分左右，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就又蹦又跳地叫唤起来。

电话是赵总队打来的，让他火速赶到李敏分家去见他。

赵总队不是跟焦副厅长去了哈尔滨吗？再说，有工作要谈，为什么不去总队办公室，干吗又把人支到那个李敏分家？“又是那档子事？”他浑身一激灵，头皮立刻就有一点麻酥酥起来，即刻间他直觉到，指不定又扯上那档跟“劳爷”有关的事了。这段时间以来，他虽然没再正经过问过这档子事，但隐隐约约还是听说了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并没有放弃这个案子，而且一直在努力查着这件事。他甚至还听说中纪委都派了暗访组来工作了一段时间。中纪委这个暗访组当然不是专为“劳爷”而来的，但据说他们也调阅过跟“劳爷之死”相关的一些案卷……

这是自己第几次走进这大列巴巷，来到这位李前主任的家了？第二次？第三次？一个三十六七的人，怎么就这么不记事了呢？邵长水最近常常感到自己的精力大不如从前了。有一回跟着赵总队出现场，坐在丰田越野的后座上，没颠出多远，全车的人都精气神十足地在议论案子的时候，自己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实在是丢人现眼。这在从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在县局当副局长那会儿，即便全车的人都颠迷糊了，他都不会有半点睡意。下车进山，他撒开脚丫子，一气再走几十里山路，也是常事。现在还走得了吗？真得存疑了。

……坐落在白杨深处的这个院子，因青砖砌的甬道破损而显得凹凸不平，因管理粗疏而显得格外陈旧，又因为大树的多层遮蔽而显得格外幽暗和潮湿。栽种在甬道两旁的葱兰和金针花，远没到开花时节，否则，它们是会替这个院子略添几许亮色的。那幢带前后护廊的俄式“木刻楞”房子就坐落在院子的纵深处。几十年前，城里还保存有不少这样的木头房子，它们是这个边疆大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也是一道为中国其他省会城市（除了哈尔滨）所不可能具备的“特色菜”。它的形成，原因很复杂。据说最早的一批木头房子是十九世纪末，由几位来中国淘金的俄国富商和筑路工程师掏钱建的。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受“十月革命”冲击逃亡来的“沙俄贵族”及其后裔涌到这儿聚居，又建了一批这样的院子和房子，那是它的鼎盛期。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这一带已经不尽然是俄侨居住的地方了，成了这座城市一个非常奇特又让人非常头疼的“区域”。你要学钢琴，学美声发音法，请上这儿来；要学油画、芭蕾，也请上这儿来。但如果你想赌钱嫖妓呢？也请上这儿来。如果你豁出命，想找条“捷径”去境外收购枪支毒品，或者想跟哪疙瘩山窝窝里的土匪头子拉点关系，办点非办不可的“私事”“黑事”，道上的人也都会把你往这疙瘩引。这儿解放早，一九四七年年底至一九四八年初就成立了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据说，曾在这一带，蔫不唧地做了小半年的秘密侦查工作，等把证据都收集齐了，然后突然调集全市公安干警，还动用两个连的正规军，把守住所有出入道口，用现如今的公安术语叫“关门落锁”，一晚上突袭，从这儿逮走了三卡车“黑帮头头”……

后来的岁月，这儿陆陆续续住进一些省市机关的部门领导。他们当然也是看上了这一大片的白杨林和那些别有韵致的“木刻楞房子”。但却不知，这些木头房子真住起来，并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当然是跟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那些设备齐全、装修讲究的现代化的大套公寓房和小别墅相比而言的。它毕竟要泛潮，要长白蚁，会养蟑螂，翘裂的地板也一定会嘎吱嘎吱乱响。电线已然老旧，经常短路，总在毁坏电器。屋里又缺少比较先进的卫浴设备，仅有的那种老式桑拿房，洗浴时还得用桦树枝条使劲儿地拍打赤裸的身体，这些都让从老区来的老同志很不适应。后来，他们便陆陆续续从这儿搬走了，木头房子也陆陆续续地拆掉了，改建成砖混结构或钢筋水泥的小楼。只是当年一位老省长下过这样一道命令，你们怎么拆怎么改我都没意见，就是这些白杨树，一棵也不准给我动了。正由于这道当初看似不起眼的命令，才让大列巴巷保住了这一片冲天而起、蔚然成荫的白杨林……

李敏分家住的这幢木头房子，是仅存的两三幢木头房子中的一幢。当年他父亲还只是市公安局的一个小股长，按说是没有资格跟那些部长和厅长们一起来住这些独门独院的俄式木头房子的。这事，又多亏了那位老省长。老省长生怕当时进驻这条巷子的官员们，仗着自己有那么点“背景”和“权力”，一不留神，硬是把这些白杨树砍了，就明令市公安局派人进驻此地“护林”，并点着名地要让李敏分的父亲来干这档子事。李敏分的父亲早年在老省长当“首长”的那个部队里当过保卫干事。这一“护”，就是几十年，直至当上省公安厅厅长。李敏分的父亲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分管哪个口子的工作，在反对砍树这一点上，态度总是非常坚决，旗帜也非常鲜明。父亲临终时，告诉李敏分：“你跟你的母亲和弟妹们，现在可以撤离这巷子了。现在国家颁布了森林法，大树老树也都被列入市府省府保护人居环境的‘爱民措施’中了。再说，这些树最老的也有七八十年历史了，也到了该间伐更新的时候了，用不着我们再这么为它们操心了，也该让你母亲去享受享受现代化的住宅生活了。”办完父亲丧事，李敏分就让母亲和弟妹迁往省里早就分给他们家的那套七室三厅、外加三个大阳台的单元房，但他和他妻子却没走，留在了这“木刻楞”房子里。花了相当一笔钱，在他那位同样精明能干的妻子的亲自主持下，把“木刻楞”彻底改装了一下。虽然从外观上说，忠实地保持了原貌，但内部可说是整个地都大换血了：撤去所有朽烂了的木料，加固了所有的梁柱檀条，装上了所有该装的铝合金门窗和美国汤豪斯中央空调，在所有室内地面上铺上了德国原装进口的实木地板，等等。至于添置最现代化的卫浴设施和最时尚的灯具，最精巧的五金器具，那更无须赘言。院子里那些葱兰和金针花就是那会儿种上的，当时还移栽了两棵碗口粗的日本樱花，一棵稍细一点的百年紫藤。但不知为什么，这两年也不见它们开花了。

现在来看，院子的确显得有些“陈旧”了，甚至还有一点“败落”感。还不到十年工夫，怎么会这样？有人给李敏分算了一卦，说他李敏分二十六岁担任厅办公室主任一职。（当时，在全省公安系统，乃至全省各行业统算起来，都要算是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但从父亲死后第三年，他开始走“背”字，一直没再得到提拔。再后来，他身体突然垮了下来，总是莫名其妙地生些莫名其妙的病。（有的人甚至还在传，说他得过一阵子忧郁症，至今还在靠吃药维持着。）在此期间，妻子停薪留职下海搞公司去了，挣了不少的钱，但忙得四脚朝天，也不常回这院子里来。然后他就宣告“病休”，经常只有他自己一人很寂寞地待在这院子里，陪伴这木头房子，孤独地在白杨树下踯躅……算卦人说，这院落这些年来的变化和目前的状态，跟他整个人的命运走向和精神状态是“相映相衬”“相辅相成”的，真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天人合一。院子的“败象”，印证着命运对他的背弃。李敏分说：“你有办法替我破灾免祸吗？”算卦人说：“当然有啊，就看你心诚不诚了。”李敏分说：“怎么才能表示我心诚？”算卦人说：“你是当过办公室主任的人，就拿一万块钱吧，我准保替你禳灾。”李敏分一听就笑了，说道：“去你妈的，老天爷也爱财呢？”其实，真正了解李敏分情况的人对这些说法也都嗤之以鼻。是的，这些年，敏分的状况不是太好，他父亲留下的这幢木头房子和这个院子显见得有些陈旧和“败落”，这都是事实。但那些人并不知道，这跟他政治上走“背”字压根儿就挨不上边儿。因为真正知道内情的人都清楚，他在政治上压根儿就没走过啥“背”字。当时省厅领导经过考察，研究确定，并报请省委组织部批准，要把他从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进一步提起来使用——好像是要调到厅政治部去当副主任。但偏偏在这节骨眼儿上，他病了，莫名其妙地病了，很不争气地病了，甚至可以说，让人很扫兴地病了。但确确实实是“病”了。事情就这么寸，他的升迁在节骨眼儿上就这样被搁置下了。从省厅和省委领导的角度来说，完全没有因为“老厅长”走了，要冷落他儿子的意思。至于院子的“败落”和房子的“陈旧”，那就更扯淡了。朋友们一致认为，敏分这些年活得渐趋成熟、超脱。他跟许多同龄人不一样，已不那么看重那些身外之物和身外之事，比如，职称啊、警衔啊、名车啊、豪宅啊，或者再走走门子，争取一个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头衔，再不济也搞个青联委员当当啊等。他觉得，这些都很无趣。对于一个老厅长的儿子，二十多岁时就主管过省公安厅办公室的人，也可谓“曾经沧海”。有人虽然“曾经沧海”，现如今却依然当空舞长袖；有人却是“沧海月明珠有泪”“心轻万事如鸿毛”。李敏分的超脱到底属于哪一种超脱，是前者，还是后者？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是超凡脱俗式的超脱，还是舍小取大式的超脱？朋友们说不清。他们说，我们要说得清，那我们不也成了“李敏分”了？你以为谁都能成为“李敏分”的？嗤！（你瞧他们多“崇拜”他。）但有一件事朋友们是说得清的，眼下的李敏分，活得绝不孤独，绝不寂寞。院子的“败落”和房子的“陈旧”，只说明他的为人做事有了另一种追求而已。

而已而已。

难道真是这样？让我们“且看下回分解”。

屋子里有些幽暗，书籍杂物也堆放得到处都是，但倒也并不显得特别零乱。那个一向以来被当作客厅使用的大房间里，安装有一个俄式圆筒状铸铁大壁炉，还有几个高大的实木书柜。柜子里和柜子顶上，以至柜子面前的那片地板上，全陈放着当年他玩剩的那些古瓷器、古玉器和古佛像，还有一些出自老坑的名贵青田石，呵气便凝珠的古砚和呈残断状的硅木化石。这些玩物他撂下已有些年头了，现在他中意的角落在靠南边的那个窗户底下。那里安放着一个单人沙发，一个所有线条都呈弧形的小沙发，一个非常柔软结实的小沙发，一个用黑褐色磨砂牛皮做成的小沙发。一盏造型非常现代、线条非常简洁明快的黑杆儿落地灯。一个宽平、低矮、厚重的脚凳。沙发周边立着几个高低不一的硬实木雕花书箱，最高的那个也超不过一身高。这是他读书的地方，也是这两年像曹楠那样的小丫头上这儿来看望“李主任”，听他“谈古论今”的地方。每一回这样的小丫头来，他都会在这小沙发跟前，替她们单放一把小藤椅。在那样一把小藤椅里，她们陪他度过许多有雨和没雨的傍晚。他给她们讲过许多她们听得懂和听不太懂的话。而她们往往看重的反倒是那许多听不太懂的话。这些个二十二三岁、二十五六岁的漂亮女孩儿觉得，现如今，只要她们愿意，什么东西都能“获取”，就是不太容易找见这种既“听不太懂”，但又能让自己隐隐为之激动的东西。这也是她们经常愿意上这儿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况且他还有这么一个“公安厅老厅长的儿子”和“厅办公室前主任”的头衔哩。有了这样一个头衔，他是能为她们办不少事情的。

事后邵长水才得知，实际上赵总队这一回压根儿就没去哈尔滨开会。他这个“命案必破”大会战指挥部副总指挥，除了担负指挥部平时让人看得到的那许多日常工作以外，还干着一件为多数人所不知道的另一档子事：悄悄地指挥和领导着另一帮人在侦破“劳爷”的非正常死亡案和重新认定祝磊的死亡性质——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赵五六跟邵长水一样，从感情和直觉上都不相信，劳爷的死是由那位司机在酗酒后，“无意间”造成的。也不信祝磊会死于“自杀”。经验和直觉都在告诉他，因为有人需要这样的定性和结论，才出现了这样的定性和结论。至于到底是谁需要这样的定性和结论，他不清楚，也许过上一段时间，才能闹个明白，但也可能就“永远”也闹不明白了。这样的事情，他一生遭遇过不止一回，这在他们内部有个说法，叫公安工作（刑事侦查）也得服从政治大局。哪些案子要快破，哪些案子要暂时按兵不动，哪些案子查到一定程度就不要（不能）再往下追查了，哪些案子则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鱼死网破，哪些案子破了后绝对不能声张，哪些案子破了后则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力争做到家喻户晓……都会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和政治需要，做不同的处理。但以假充真、移花接木、故意栽赃陷害、制造冤假错案的事，他只是听说过，真还没在他眼皮子底下发生过。劳爷这案子发生后，上边一开始没让他们刑侦总队插手，他也没去争。劳爷原先就是他们刑侦总队的人，根据避嫌的原则，刑侦总队不去插手这个案子，有一定的道理。后来案子定性了。他去找厅领导谈过自己的看法，那也只不过是“谈谈看法”而已，他仍然没向领导请求，让他们刑侦总队来接管、复核此案。他仍然觉得，该不该让他们刑侦总队来复核这个案子，是领导考虑的事，自己不能去争。后来，对这个案子的定性，不仅在公安厅内部反应越来越大，社会上对此也传说纷纭，甚至有省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专就此事来质询省公安厅。厅党组认真研究了一下，才决定交刑侦总队“复查此案”。“复查过程中，我得注意哪些问题，掌握好哪些大原则？”接受任务时，赵五六曾向厅党组领导请示了这么个问题。这也是多年来的一个惯例。经办某些大要案时，都得这么请示一下，也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大要案在政治上有什么“忌讳”和必须“防范”和“防患”之处。换一句话说，也是让厅里在这方面给个“底线”，以免自己在办案过程中踩了什么雷区，触犯了哪条“黄线”。一般情况下，厅领导都会把他们掌握的那些“底线情况”很具体地交代给他们这些具体办案的人。但那天厅领导的答复却出乎意料地“原则”，尽拿些“社论语言”来搪塞他。厅长答道：“啥大原则？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狠狠打击一切犯罪活动，坚决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你还要啥原则？多问的！”整得赵五六无话可说。散了会，赵五六心里总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捉摸半天，又硬着头皮，单独去找厅长请示了一回。厅长指着他的鼻子笑道：“我知道你小子会再找上门来的。我就等着你哩。”赵五六应道：“那你干吗不在会上把该说的话一起都说了，非得要这么再折腾我一回？”其实赵五六心里也特明白，有些办事的“底线”是可以在会上当众说的，而有些“底线”却只能私下里单独交代。厅长沉吟了一会儿，说道：“这档子事关系重大。我早就想让你们刑侦总队来接管这案子，但总有些不方便的地方。现在省人大干预了，总算可以把案子接过来了。你们就开始查吧，但要悄悄地查。在整个儿的侦查过程中，一定要严格做好保密工作。不管查到什么，先都不要声张，更不能在社会上扩散。这要作为一条铁的纪律向参与办这案子的全体同志宣布。参与办这案子的同志，原则上要少而精，在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这一点，你要严格把关。一方面，我们要力争通过我们的工作还原事件的真相，揪出真凶；另一方面，也许还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千万别在政治上给我捅娄子。这个案子在政治上的敏感性和复杂性，还有它的重大性，不用我细说，你也应该明白。办这案子的真正难度也就在这儿……”随即，他们又确定，把这案子交给邵长水去办。这也是从政治可靠、业务精良、性格沉稳，再加上一条别人都不具备的长处考虑的：这家伙刚调到省厅，目前还没定岗定职，在省城和整个儿的上层都没有那么些复杂的社会关系，自身比较“干净”，目标较小，容易贯彻“悄悄地把这案办了”的基本方针……

“有啥困难？”赵五六在说明了全部情况后，问邵长水。

“困难当然会是大大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现在根本不知道今后会遇到些什么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现在整个儿两眼一抹黑。”

“那当然喽。要是现在眼前一派光明，啥情况都整得特别清楚明白了，还要你来干啥？”李敏分淡淡一笑道。

“除了我，还有谁办这个案？”邵长水小心翼翼地问道。

“还有我……”赵五六笑道。

“还有谁？”

“我和你。你和我。”赵五六不动声色地笑道。

“我能不能也算一个？”李敏分也笑道。

“你？编外吧。干活儿可以，没有岗位津贴，也不发夜班补助。”赵五六逗笑道。

“那我不是亏大了？”李敏分也跟着逗乐。

“还想问啥？”赵五六回过头来笑着问邵长水。

……邵长水稍稍地愣了一下。他心想，都啥时候了，这两位领导还有心在这儿跟人逗乐打趣。随后，赵总队告诉他，以后还会调派一些同志来的。但不管调谁来，“这案子都以你为主去办。将来调给你使的人，也只能是一些年轻的新手……”

“为什么？总队里有那么些老同志……他们都特有经验……”

“厅里有指示，为了保证这案子办得公正和客观，要尽量调用那些跟劳爷没有工作往来关系和私交感情的同志来干这档子事。”总队长说道。

“别以为自己初来乍到就不能办这么起大案。你要看清楚了，现在组织上用的就是你这个‘初来乍到’。你不是‘初来乍到’，这回还不一定用你哩。所以，你就别再犹豫和推托了。有总队长在背后给你撑着哩，怕啥？”李敏分又插嘴道。他总是把话说得那么“明白”和“尖刻”。不知道为什么，邵长水总有点不喜欢这个人。

“对。我们要的就是你这个‘初来乍到’。”赵总队随即附和道，“我们当然也不是随便抓一个‘初来乍到’，就以他为主来干这个活儿的。这一点，我想不用我细说，你也会明白。”说到这里，一直在总队长脸上挂着的那种似有若无的微笑，顿时消失殆尽，他显得异常严肃起来。这个身材不高、脸膛黝黑，没当过一天兵却浑身洋溢着一股子军人气质的老刑警，露出了他“本来面目”——在重大问题上，在关键时刻，绝对严厉、绝对严谨和绝不轻言退却。“这个活儿应该说是百年不遇的，是那种一个刑警干一辈子都不一定能遇上一回的大活儿。你心里得非常清楚，它绝对不只是在为我们一个战友、一个同行澄清他的死因而已。绝对不是这么一档子简简单单的事。绝对不是。”他补充道，强调道，“这里还牵涉到……牵涉到……牵涉到……”他连着说了三个“牵涉到”，最后也没说出它到底将牵涉一个什么重大问题。他一边念叨着这三个字，一边圆睁开了并不大的眼眶，直视着邵长水，两只眼睛在那儿瞠瞠地发着光；而双手则紧握拳头，平放在玻璃茶几上，把整个儿的上身都挺得笔直。这三个字，一遍比一遍说得慢，一遍比一遍说得重，似乎只是想通过慢慢地重重地推出这三个字，表明这个案子里潜伏着一个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在任何人面前公开的重大秘密——有关一位现任的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问题。在迟疑了一会儿后，他还是这样说出了很难说完整的下半句话：“它牵涉到一个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能搞清楚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省委很重视，可以这么跟你说，中央也非常重视。”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了。现场谁也不出声，只听得到三个人在粗重地喘息着。

邵长水早就听说，接受赵总队布置任务，是一种享受，也是一次重大考验。它往往让你胆战心惊，无法推托；但同时也让你心神向往，热血沸腾，以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今天切身地大概其地领略到一二了。

邵长水没再说什么了。他还能说什么？还有啥可说的？！

随后，他们又初步研究了一下案情。

当然，首当其冲的是劳爷留下的那个“谜”，也就是他留在那个“虹鳟鱼”小记事本和那块椭圆形真皮钥匙链上的那些“英文字母”。拿到这两件东西后，赵总队就着手破译。但是用了多种破译方法，也请省安全厅的密码专家，拿到电脑上，用了一些比较先进的密码破译软件，也没能破解出这里头的秘密。

“你琢磨过这档子事吗？”赵总队问。

“你们没让我过问的事情，我怎么会去瞎琢磨呢？”邵长水忙谨慎地答道。

“真没琢磨过？”赵五六支棱起眼追问道。

“我……”邵长水打格愣了。

“长水，咱们以后要经常打交道。所以，有句丑话我要跟你说明白了。做事为人固然要讲分寸，但你不能老这么跟防贼似的，对谁都防一手，这就让人没法消受了。”赵五六有点不高兴地“训斥”道。

“我没那意思……”邵长水忙红起脸解释。

“听我把话说完。”赵五六立即打断他的话，“你我都是干具体活儿的人。干活儿就得讲个实在。在咱们公安系统，说话做事当然得讲究内外有别。但我们都是内部同志，对自己同志千万别绕弯子、使小心眼儿。我身边不留这一号人。明白吗？”

“是……”邵长水忙答道。

“你怎么考虑这些英文字母的？”赵五六又问道。

“我是这么考虑的……”虽然劈头盖脸挨了一通“粗暴”的训斥，但邵长水心里突然间泛起一种说不出的痛快，让他觉得这个“黑脸总队长”无比的可亲可近，“首先，我觉得应该肯定，劳爷绝不是在故弄玄虚，不是在借此作秀。一个老刑警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他绝对不会拿案子来作秀，更不可能在一起命案上胡来。他留下的这两件东西里一定正经隐藏着一个重要的重大的秘密。它一定跟劳爷数月来在陶里根的秘密调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否则，他不会在临死前，拼着命也要把它递给我……”

“这才是大实话。我同意这个分析。”赵总队说道。

“我想，我们……我们能不能不走那些特别复杂和高级的破解途径来破译它呢……”接着，邵长水又小心翼翼地说出自己的一个建议。

“为什么不用把它看得特别复杂和高级？为什么可以走简单和直接的路径来解决它？”赵总队皱起眉头问道。

“可能……可能也是我的一种直觉吧。我觉得……据我了解，劳爷好像并没有受过特别高深的密码编制训练……”邵长水解释道。

“啥高深训练，他压根就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连最初级的训练也没受过。”被赵五六拦截过一次话头后，便一直在一旁没再作声的李敏分，这时插话道。

赵总队为什么不回避这位跟办案基本没什么直接关系的办公室“前主任”，反而还要跑到他家里来找自己谈话，一起分析研究案情？这个李敏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那个曹楠丫头为什么一边声称应该回避他，一边却又跟他走得那么近？她到底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对这一连串的问题，邵长水心里一直在打着鼓，纳着闷儿，但表面上却不做任何表示，仍然平和地说道：“……是啊，我想他肯定没受过什么高级编写密码的训练。从常理上来说，他也不可能请一个这方面接受过高级训练的人，来为他编写这些密码。所以我觉得，如果那些英文字母确实是他使用了某种密码而编写成的，他使用的那密码可能不会特别复杂，不会充满了学究气、特别高级、特别先进的那种。最有可能的是，他自己创造了一种非常简易可行的方法，把这些想要留给组织上的情况，转化成了密码字母……”

“嗯……这个思路有点意思……”赵总队显然对邵长水的这个分析很感兴趣，立即跟李敏分交换了一下眼色，似乎从李敏分那里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然后又问邵长水，“这些英文字母会不会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密码，只是一种无意义的书写练习而已？”

邵长水在回答这问题前，先问了这么个问题：“我们对记事本里那些空白页面做过检测没有？劳爷是否用某种密写方法在这些空白页面上留下了什么文字？”

赵五六答道：“检测过了。那些页面确实是空白的。”

邵长水立即又说道：“那我敢肯定，这些英文字母里一定有名堂。我觉得劳爷绝对不会拼着最后一口气，给我一些完全空白的页面和毫无意义的字母书写练习。”

“那好，我们就从这儿找突破口，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用你的思路来破解这些英文字母里的秘密。”

“一个星期？”邵长水忙为难地笑了笑。他心想，您赵总队带人忙活了三四个星期都没找着个头绪，我一个星期咋行啊？我比谁多长了个脑袋？！

“先试试吧，不行了再说……”李敏分说道。

“不是试试。而是必须把它拿下。一个星期，必须拿下。”赵五六当即否决了李前主任的“试试”说。

“那你就努力干吧。一个星期之内把这个英文字母谜给破解了。”李敏分立即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应和着赵五六，这么对邵长水说道。

随后，赵总队还跟邵长水讲了这么一个情况：他们初步摸了个底，发现劳爷在陶里根期间一直很“本分”。除了干着那个盛唐公司保卫部经理的本职工作外，他几乎没有干过任何分外的事。

“可能吗？”邵长水一愣。

“但我们摸底所得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有情况不是说，劳爷还邀集了几位老同志帮他一起搞‘秘密调查’？”

“我们找了一些人。他们都说，劳爷在陶里根没跟什么司法界的人来往过。上班下班，他总是独来独往，也没见他搞过啥秘密调查。”

“是吗？”邵长水诧异地问，并长嘘了一声说道，“那就太奇怪了……如果真是那样，他怎么会产生自己可能会被谋杀的预感？再说，那天，他在跟我见面前，带上了这本神秘的小记事本和这把同样神秘的钥匙，显然是有重要情况要向我述说和交代。这说明他在陶里根还是做了一些相当重要的事，并且搞到了一些特别重要的情况。如果不是这样，后来所发生的所有的那些事情就都没法解释了。难道劳爷纯粹是为了要作弄我们才安排了这一切的？他没变态吧？”

在李敏分家谈完话的第二天，赵五六给邵长水配备了两个助手，并且在省城近郊那个规模宏大的省武警总队培训基地里，给他们找了两套既安全又安静的房间，让他们开始了艰难的破解密码的工作。一周的限期很快就过去了，邵长水用尽了他所能想到的种种“简单易行”的破译方法，却都不见成效。而且到最后，也跟赵总队他们先期经历过的那样，陷入了同一个怪圈：破解的方法越用越复杂，手段越用越先进，请教的破译专家也越来越高级，但困扰在这个“秘密”外围的迷障却依然重重又叠叠，曲曲又弯弯。经过七天七夜的挣扎，事情显然仍停滞在“一筹莫展”的困境之中。

与此同时，又发生了几档子既让邵长水感到恼火又让他困惑不解的事情：首先，赵总队一再叮嘱，这件事一定要对外保密。但没过几天，外头就有人知道了。个别人甚至打电话到邵长水家里来探问，你们家的老邵是不是躲在外头破译劳爷留下的什么“密码材料”？有人甚至还知道他们“躲”在武警培训基地里。紧接着，邵长水曾经预料过、也是让他比较担心的一档子事情也发生了：社会上以至省厅内部风传起这样一种说法，劳东林在临死前根本就没说过什么“谋杀”的话。“谋杀”一说，完全是邵长水一手“炮制”出来的。这家伙刚调到省公安厅，邀功心切，故弄玄虚，有意把一件挺简单明白的事情厚厚地包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其目的就是为了在厅领导跟前显示自己多么有能耐，让领导尽快注意到他，把他放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内部还有人甚至“愤愤地”来责问，你们这样干，是否存心把矛头对准省里某一位刚提起来的年轻领导，是否是有意在助长和附和社会上一股借口“反腐败”，否定改革成果，搞乱人心，扰乱大好稳定局面的阴风，把矛头对准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唯恐天下不乱？你们没瞧见中央有关部门已经明令禁止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反腐败的电视剧了吗？这些人甚至指名道姓地说，像邵长水那样“官迷心窍”，又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到底是怎么混进省公安厅这样一个专政机构核心要害部门来的，真要好好地查一查……

在此期间，赵总队倒是从来没催问过进度，也从没跟他提及过那些“风言风语”。一直到七天限期结束的那天夜里，他才亲自到培训基地来了一趟。“还是没啥进展？谈谈情况吧。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了？”听完汇报，他往椅背上一靠，目不转睛地盯着邵长水审视了一会儿，没再多说什么，只丢下一句话“再给你一个星期时间，随时跟我保持联系”。就走了。当时邵长水真是觉得愧疚万分，啥话也说不出口，赶紧起身，带着那两位助手，默默地跟在赵总队的后头，送他下楼。走到楼梯口，赵总队对那两个助手说：“你们二位就不用再跟下楼了，我跟老邵再单独说点情况。”两位助手很知趣地忙止住脚步。

到了楼下，邵长水才发现，赵总队今天是自己开车来的。他把邵长水招呼上车，关上车门，在车内默默地坐了会儿，才对邵长水说：“再给你七天时间，这可真是最后的期限了……”

邵长水忙不迭地点头道：“我知道。我知道。”

“不是我要逼你……是上面催得紧。”赵总队叹了口气。

“我知道……”

“有人搅和着要我们马上中止对劳爷之死的调查，马上解散你们这个专案组。”赵总队又补充道。

“是吗？”邵长水一惊，“什么理由？”

“理由？很简单嘛。他们觉得，车祸的性质已经整得非常明白了，完全可以排除‘谋杀’的可能性了。这个专案组没有任何理由再继续存在下去。专案组存在一天，社会上的风言风语就会存在一天。这个专案组已经成了省内政治上的一个不稳定因素了，早该把它撤销了。”

“这是啥话嘛。我们反倒成了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整个儿一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嘛……”邵长水轻轻地反驳道。

赵总队又沉默了一会儿，问道：“长水，你再认真回忆一下，劳爷临死前到底是怎么跟你说的？他说到‘谋杀’的时候，情绪咋样？是非常肯定，还是挺犹豫，挺没把握的，或者只是在猜测？”

“咋了，您也在怀疑我了？”

“你看看你这个同志，一事当前，先考虑个人得失，这样怎么能做好工作？”

“是。是……”邵长水红起脸，忙点头称是。

“我和东林共事这么些年，在这个公安厅里，可以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了。这家伙身上确实有一些让人觉得不太舒服，也可以说是让人觉得比较讨厌的地方。他平时也老会给领导找些麻烦。但作为一个公安干警、一个刑警，在敬业精神和专业特长方面，他确实又是没得可挑的。他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来不说假话，不肯做违背他自己良心和感情的事。他这人一生如果说确实还吃过什么大亏，也就是吃在了这一点上。为人太耿。拿现在最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他太‘自我’。我敢这么说，他这条命也就是送在了这一点上……”说到这里，赵总队突然激动起来，眼眶也湿润了，然后低下头去长叹了声，闷闷地说了句，“可有人就是不让往下查啊……”可以看得出，为了坚持闹清劳爷之死的真相，坚持不解散这个专案组，他和在他背后支持他的那些人，正承受着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极其沉重的压力。而这方面的情况，他还不能向邵长水和盘托出。可以看得出，有许多的难言之隐正在折磨着他。

沉默了一会儿，他断然说道：“只能再给你一周时间了。砸锅卖铁，成不成，就这一锤子买卖了。”邵长水也只能默默地点了点头，以表示自己的决心。然后赵总队突然又提及祝磊。他说：“对他的自杀，你近来有啥新的想法？”

“咋了？那边有突破了？”邵长水忙问。

“唉……”赵五六轻轻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说道，“要有突破就好了。”

“找到那个给您递纸条的人了吗？”邵长水问。

……赵五六又摇了摇头。

“这……这……”邵长水本来想说“这怎么搞的嘛。那个人应该很好找的嘛”，话到嘴边，立即意识到这么说出去，可能会伤着总队长；再说出口时，话已变成了，“这……这的确有一定的难度……”

两个人默默地又坐了一会儿，邵长水歉疚地说道：“我这儿破不了密码，给您加重了许多负担。在祝磊的事情上，又插不上手，给您分担不了啥……不过……不过，有句话，我一直想说，不知道该不该说。”

“说。”

“劳爷的遗体火化了。听说祝磊的遗体也火化了。这事不知道是谁做的决定，无论如何是有点草率。尤其是祝磊的遗体，是自杀，还是他杀，尸检是非常重要的定性手段。在没有最后定性前，这遗体是万万烧不得的。”

“你觉得祝磊的死还不能定为自杀？”

“您觉得可以定为自杀吗？”

……赵五六默默地看了看邵长水，没做任何反应。

“当时在查看祝磊尸体时，我注意到他的右手手腕上有一个不怎么明显的瘀血痕迹。”

“我也注意到了。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这瘀痕如果是在他跳窗那一刻产生的，那就能说明太多的问题。”

……赵五六又不说话了，只是直勾勾地看着邵长水。

“……他们的遗体既然已经烧掉了，也就没办法了。但撞死劳爷的那辆车不知道保存在咱们手中没有。别让人再把这车也给毁了。当然，我也是在瞎鸡巴操心罢了……”

“还有啥要说的？”过了会儿，赵五六又问道。很显然，他对邵长水说的这些话，还是很感兴趣的。

邵长水沉吟了一下说道：“有句话请总队长转告有关领导，我邵长水解不开这‘密码’，不等于别人也解不开。就算我们刑侦总队的人都窝囊、都无能，都解不开这密码，也不说明劳爷留下来的这些东西里边就没有隐藏着秘密，更不能据此就轻易下结论说，劳爷不是被谋杀的。”

赵总队慢慢地回过头来非常沉重地说道：“兄弟，要真到了那一步，拿不出任何干货来跟人说，那就没法交代了……你我就等着挨板子吧……等着挨大板子吧……”

“自古以来都有破不了的案和解不开的秘密。怎么轮到我们头上，事情就会变得那么严重？”邵长水略有些不平地说道。

赵总队苦笑了笑道：“这话，不该由我们自己说，也不该去跟人计较这一点。作为我们自身，就一条：把手头的活儿干好，干漂亮了，干扎实了。活儿干得不好，你就啥也别说，啥也说不了。明白吗，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