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也平和兰晓平匆匆赶到县政府招待所，葛运成迎了上去。来不及汇报几天来的工作，脸色十分严峻地说：“昨天夜里县公安局长黄友仁驾车逃跑了！”
管也平似乎并不感到震惊，平静地说：“倒是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了！”随即拿出手机，但他并没有拨号码，说：“我马上请省公安厅，让他们紧急大堵截。晓平现在还无法行使权力。运成，你马上打电话找刘兵部长，让他通知邹正立即赶到邑南县。邹正一到，你陪同汪登生，带着邹正他们去县公安局，召开会议，宣布由邹正协助处理县公安局的日常事务。重大问题，必须报告邹正。这个权力还得汪登生来行使，让他这个县委书记行使最后一次权力。”葛运成点点头，刚要打电话，管也平又说：“你们宣布之后，立即回到招待所来。我们两人在和汪登生谈话的同时，通知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全体负责同志开会。宣布免去汪登生的职务。兰晓平同志代理县委书记。”
葛运成问：“各乡镇、部委办局负责人要不要通报？”
管也平说：“先把汪登生的职务免掉，否则工作无法开展。下面不是主要问题，兰晓平同志到任后，他有办法。他是一匹被关起来的黑马，今天把他放出来。”转脸对兰晓平说：“晓平，你到任后，另外找一个地方，把省市办案人员集中到一起，实行封闭办案。”
汪登生接到葛运成的电话后，连一分钟也不敢怠慢，立即赶到招待所。几天时间，汪登生似乎苍老了许多，那本来油光闪亮的头发变得蓬乱而干枯，脸上堆满了愁容，昨天夜里给妻子江淼打了电话，她支支吾吾什么也没有说，展不开的眉头锁成两个疙瘩。黄友仁的逃跑使得他更加火上浇油，他几乎感到面临着的是人生的绝路。管也平和兰晓平没有见他，葛运成向他提出暂不考虑县公安局长的人选问题，由市巡警队邹正负责县公安局工作。按往常，汪登生是不可能同意这个方案的。可是现在，他已无话可说了。最后葛运成说：“你是县委书记，还是由你来行使你的权力。”
他们两人默默地对坐着，等待邹正的到来。汪登生不停地抽烟，他后悔过去为什么不主动和葛运成走得近一些，他很清楚，官场上有时确实是难以言表的微妙，如果他和葛运成关系走得近些，这时请他在管也平书记面前美言几句，要比他努力一年的作用都大！他想到送礼，哪怕是再多的钱，他也愿意出。可是这官场上哪有这样简单，没有路数往哪里送？弄不好连老底都兜出来。想到这里，他的心里乱极了。这几年，他握着县委书记的大权，把周围和下面的人当成猴子耍，却忽略了官场上的另一面：在上面寻找一个坚强的靠山。上面有了强有力的靠山，出了问题，他只要轻轻的一挡，就过去了。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什么自己不时时牢记这个道理，抓住一个靠山，“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呢？所以他觉得自己虽已官至县委书记，还并没有真正掌握当官的秘诀，眼下连自己命运的脉搏都把不了。
“汪书记，你在想什么？”葛运成原来想称“登生”，可他早已知道，汪登生对职务看得相当重，在这关键时刻，葛运成并没有忽视这个细节。
“我……哎……反思！”
正在这时，邹正赶到了。
葛运成和汪登生、邹正他们刚走，管也平对高亦健说：“通知县委办和县政府办两个主任立即来招待所。”
汪登生如同霜打一般，往日那县委书记的威风荡然无存了。心情沉重，神色忧郁。某种莫名其妙的悲凉感重重地冲击着他，叫他心里慌得如同点鼓似的！
县公安局出了这样大的事，几个小时内，群众正处在议论的热点上，工作处于完全瘫痪状态。
县委书记的到来，人们猜测着种种可能。几位副局长把县委书记和葛运成迎进小会议室。汪登生没有任何开场白，态度积极谦逊地说：“通知局机关正负股长，下属单位的正副职10分钟内到局里开会，地点你们定。时间来得及吗？”三位副局长相互看了看说：“我们分头通知，来得及，今天所有人都在机关。”
十分钟一到，汪登生、葛运成来到一间偌大的会议室。县委书记汪登生、市纪委书记葛运成，市巡警队副指导员邹正，以及另外一个身着公安服装的30多岁的高个青年。个个面色凝重，好像空气都已结成厚厚的冰块！会议室里不过30来人，人人表情都十分严峻，目光不敢转移，注视着这几个核心人物。
汪登生看着葛运成，葛运成说：“你主持。”
汪登生喉咙沙哑了许多，他连咳了两声说：“今天开会的内容，不说大家已经知道。我应该向市委检讨，向大家检讨。公安部门出了这样大的事，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是全国罕见的，也是可耻的。”他稍稍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现在决定：由市公安局巡警队的邹正同志和鹿伟华同志为首，组成领导小组。邹、鹿二人分别为正副组长，全面负责县公安局的工作。几个副局长、政委为领导小组成员。希望大家积极配合，支持市里两位同志的工作，迅速把县公安局工作运转起来。”他在讲话中只说“现在决定”，却没有说是谁的决定，当然连他这个县委书记也不知道这个决定。从这小小的一点，他当然看得出问题的严重性和火候。这样几句话结束了，他看看葛运成，摆摆手，低声说：“我们还另外有要事，这里的具体工作由邹正和鹿伟华同志负责吧！”
就在汪登生和葛运成刚走后，管也平向省公安厅副厅长邓辉报告了邑南县公安局长黄友仁驾驶一辆挂着公安车牌的白色桑塔纳轿车逃跑的严重问题。邓辉说：“这是全省公安战线上一件罕见的大事，省公安厅将采取果断措施，层层堵截黄友仁的车子。查封全省所有交通要道，发现可疑车辆，强行扣留。省公安厅将组织有关人员，迅速赶到几个可疑地点。”
汪登生回到招待所后，他提出要单独和管也平书记谈谈。管也平说：“单独谈话是可以的，但时间不能长。11点整召开一个县四套班子会议。两办已经通知了。”汪登生看看表，时针已指在10点20分了。
管也平和汪登生来到另一间房内。汪登生满腹心思地坐到一张沙发上，管也平没有坐在他旁边那张单人沙发上，而是拉过一张椅子，坐在了他的对面。汪登生递给管也平一支香烟，管也平没有抽。他用左手食指抚弄着那支香烟，定睛看着汪登生，说：“老汪，今天我们避开其他因素，相互以平等的人格好好谈谈好吗？”
汪登生深深地抽了一口烟，点点头说：“这几年，我没能认真做人，害了自己，也害了不少人，想想自己，欠下的债也太多了……”
管也平看着他说：“这些年来，国家经济上去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掌了权的人忘了做人的本分，当然也就失去了一个人的最起码的尊严。用过去的话说，叫做‘忘本’。”
汪登生像被触到了什么痛处似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东西，用沙哑的声音说：“管书记，不瞒你说，我出身很苦，也可以说是个孤儿！”
管也平吃惊地问：“怎么回事？”
“以后再说吧！今天说这话似乎有些不合时宜。”汪登生叹了口气说。
管也平看看表说：“我不喜欢人与人之间总是板着脸，张口闭口大道理，谈话需要谈心，那才能心心相印，才有真诚。说说你的身世，我真想听听。”
汪登生掐灭了香烟，打开回忆的闸门，接着他哽咽起来。
1961年冬，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中的老百姓，因饥饿而丧生的人随处可见。家住苏、皖、鲁交界处马良集的农民管保荣70岁的老母连饿带冻，离开了人世。眼看一家四口无一粒粮为生。大儿子小来7岁，小儿小冬不到4岁。一个彪形大汉的管保荣瘦得像一个竹竿，看着两个孩子饿得直哭，心如刀绞！他冒着严寒，连续在外奔波三天，最后倒在大风雪中冻死了。全家人抱着嘴流黄水的管保荣，哭得死去活来。妻子殷氏连埋葬丈夫的能力也没有，乡亲们七手八脚地弄了张芦席帮忙把管保荣埋了。殷氏再也不能待在家等死了，于是带着两个儿子投奔远在浙江的哥哥。
他们娘儿仨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冰天雪地里一路挨冻受饿。也记不清走了多少天，这天傍晚漫天大雪越下越大，殷氏带着两个孩子，只好在一个破庙里住下来。母亲搂着两个孩子，忍着腹中饥饿，相依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殷氏对两个孩子说：“小来，你带着弟弟在这里别走，妈妈去找点东西给你们吃。”
小来点点头，可当殷氏要走时，小冬哭着抱住妈妈的腿要跟着去。殷氏在小冬屁股上打了一下，孩子大哭起来，殷氏心疼地搂着孩子。她不忍心打这个不到4岁的孩子，孩子从昨天饿到今早。她伤心地流着泪，知道孩子饿得难受，想吃东西啊！于是她搂着小冬对小来说：“来子，你大了，听妈话，妈弄到吃的就送回来，记住，千万别乱跑！”
就这样殷氏带着小冬出了破庙。可是这年头，谁家有吃的东西给别人。殷氏带着不满4岁的小儿子挨家挨户地讨乞，偶尔能要到点野菜汤给小冬喝两口。直到过了晌午，连小冬也没吃饱！可殷氏心急如焚，她还有另一个孩子在那里等着她呀！到了下午，眼看太阳西沉，好不容易留下大半碗稀菜汤。她焦急地踏进破庙的门，有气无力地喊道：“小来，小来……”可是没有孩子的答应，她睁大眼睛看着这个空荡荡的破庙，哪里还有孩子！她跑到外面，茫茫的原野一片白。她慌了，像掉了魂似的放声大喊：“小来，小来……”呼啸的寒风吞没了她的声音。她失魂落魄地牵着小冬，像发了疯似的到处问人，可是却不见孩子的踪影。她一路哭一路找，可是在这荒凉的大地上，在这茫茫无边的雪地里，哪里有她的孩子！她带着小冬，怀着种种希望和等待。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从黎明盼到黑夜，从冬天盼到夏日。春去秋来，年复一年，他们母子失散了，兄弟分离了。她千百次在想着、盼着，哪一天儿子会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那天早晨殷氏带着小冬走后，7岁的小来睁大双眼，等待妈妈带着吃的东西归来。他饿着肚子，等啊等啊。多少次，他跑到破庙外面，哭喊着叫妈妈。没有等到妈妈和弟弟，又回到破庙里，又饿又冷的孩子吓得无处去。直到晌午，他以为妈妈不要他了。一个人踏着大雪，毫无目的地乱跑乱走着。在村头的一堆草旁，饿昏了的孩子倒在雪地里。天色渐渐黑了，一名中年男子突然发现了孩子，急忙抱起来，试试孩子的嘴，孩子还有微弱的呼吸。他对着周围放开喉咙大声吼叫着：“谁家的孩子，谁家的孩子……”
冬天的傍晚，大雪纷飞，寒风呼啸。除此之外，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这个中年男子抱着孩子大步奔回家，将孩子盖在被子里，给孩子喂水。孩子醒来后，面对眼前两个陌生的中年男人和女人，他哭闹着要找妈妈。他们给他吃了一顿饱饭。问孩子家住哪里，而他只知道家住小王庄，没有父亲，弟弟叫小冬。天哪！这么大一个天地，到哪里去找啊！这家夫妻俩天天答应帮他找妈妈，可是要到哪里去找！时间久了，小来也就没有希望了。
这个中年男子叫汪有金，是公社会计，35岁，夫妻俩生有一女儿小秀，已经10岁了。在困难时期，他们比一般农民的生活要好过得多。时间长了汪有金就留下小来做儿子了，起名汪登生。孩子也就自然称他们夫妇为爹、娘，称小秀为姐姐。
汪登生到了上学年龄，汪有金把他和小秀一起送进学校。谁知这孩子，天性聪睿，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一路领先。可惜碰上了“文化大革命”，直到恢复高考的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每当回忆起这段辛酸的往事，汪登生总是感到无限伤感。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竟然对新任市委书记管也平回忆这些令他刻骨铭心的往事。他经常会想念他亲生的母亲，思念弟弟。他不停地叹着气，表情无限忧伤。
管也平的心绪随着汪登生的情绪而变化，他简直不相信眼前这个事实，他的心被纠结着，纠得生疼。他凝视眼前这个陷入追忆往事的面孔，是啊，他的眉眼很是熟识，还有那方方的额头。他给汪登生一支香烟，并随即划着火柴，帮他点着烟，轻轻地问：“你失散的弟弟叫什么名字？”
汪登生抽了几口烟说：“那时，我们都还没有读书，父亲又去世了，都还没有正式起名字，我只记得妈妈和我都叫他小冬。”
管也平的心再次咯噔一下，自言自语道：“小冬，小冬！”
正在这时葛运成敲了两下门，管也平说：“请进！”
葛运成把门推开一条缝隙说：“管书记，人都到齐了，什么时候开会？”
管也平说：“马上开始，我们随即就到。”
葛运成退出去了，管也平伸出右手，紧紧握住汪登生的手说：“今天先谈到这里，有时间我们再慢慢聊。看来你还有很多故事呢！走，我们开会去。对不起，有些工作上的事，来不及和你通气了，会上一起说吧！”
汪登生点点头和管也平一起朝会议室走去。
这是一间小型会议室，中间一个椭圆形的桌子，旁边摆满了软靠背椅子。管也平在前，汪登生随后，当他们进入会议室时，二十多双眼睛同时投向他们。除了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负责人外。省纪委常委肖克俭和周兴标、徐启正，还有市纪委书记葛运成，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高亦健都在座。椭圆形桌旁还空着不少位置，大部分人都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管也平环视一下会场，朝圆桌旁走去，汪登生指指往日由他坐的那个首席位置，对管也平说：“管书记，您请坐！”管也平说：“随便坐吧！”就在旁边一个空座位上坐了下来。汪登生在另一个空座位上坐了下来，没有坐他往日的那个首席。
四套班子负责人个个屏住呼吸，室内空气显得异常紧张。谁也不知道会议内容是什么，尽管在通知开会时，他们都反复打听，可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会。当然他们看到葛运成、高亦健，觉得有些来头不对，还有另外三个他们不熟悉的陌生领导。
有人知道兰晓平，他也在场。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内容的会呢？
管也平看看省纪委肖克俭和两个处长，又看看葛运成，几乎是同时，他们相互交换了眼神。
管也平的目光在全场环视之后，然后用他那洪亮的声音说：“今天请各位来，可能大家都在猜测会议的内容，这很正常。市委和我本人都不想开这样的会。连日来邑南县发生的事，令人怵目惊心。应该说这并不是偶然的，相信各位比我们心里都明白。到底邑南县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我这里不妨念几首民谣给大家听听，群众是怎样评论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的。”管也平说着打开一张纸，念道：“‘公款去买官，卖官赚公款，官越买越大，钱越赚越多’。还有一首说，‘一千块钱你别想，三千四千难商量，五千六千挂个号，七千八千看看样，不上万元难给帽’。还有更直率的，‘副科提正科，得花三万多；正科提到县，得要五六万’。大家觉得怎么样？有点不顺耳，有点脸红了吧！哪位是尤滨建同志？”左边角落里站起一个人，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过去。这位就是原县委组织部长，现已提拔为县委副书记，高高的个子，四方脸，50岁上下，梳理得整齐的头发里出现一缕缕白发，走起路来有些官架子，左晃右摇的。在这个时候市委书记点他的名，当然不是好兆头。他心里一阵慌张，面色苍白，尴尬地站在那里。自从他到邑南县当组织部长以来，他觉得自己犹如天空中新添的一颗灿烂的星星，呼风唤雨，春风得意。大小官员只要见到他总是点头哈腰，笑脸相迎，没有人敢怠慢他半点。而此刻，他感到自己是什么，是囚犯！是在课堂上回答不出问题的小学生！往日的威风荡然无存了。他无地自容地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汗珠从背上、头上泉涌般地冒出来。
管也平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换了一种口气说：“坐下，我是说的一种现象，在邑南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待老百姓去评说。现在还有一种怪现象，请在座抽烟的同志把香烟都拿出来，放到会议桌上。”顿时会场上的空气又紧张得凝固了，有的人偷偷看着旁边的人。这时管也平的目光从左边第一个人开始，慢慢地扫过去，当他的目光停留在右边最后一个人身上时，他站起来了，没有说话，那剑一般的目光看着这些副县级以上的官员们。人们开始以为这位书记只是说说而已，不可能动真格的。可是被这冷峻的目光扫一遍后，大部分人开始拿香烟了。有的人打开皮包，有的人掏口袋，接着把香烟送到会议桌上。管也平从口袋里取出那半包烟，也放到桌上，说：“请我们省市抽烟的同志也把香烟放到桌子上。”他说着慢慢地走过去。摆在桌上的香烟品种并不多，管也平拿着手里自己那半包“红梅”牌香烟说：“各位，我这个市委书记好丢人哪！这红梅香烟五块钱一包，我这还是为了应酬客人才买的好烟。请大家看看这桌子上的香烟，我们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葛运成同志抽的是上海的软盒牡丹，每包三块六毛钱。其他同志最好的烟和我一样，是我们心中的好烟红梅牌。就这样如果我们每天抽一包，每个月是150元钱。而我们邑南县的领导们呢？大家看，几乎清一色的‘玉溪’和‘中华’牌的。这两种烟多少钱一包？”管也平停住了，在会场上反复看着。会场上静得令人毛骨悚然，几乎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响声。管也平走到尤滨建面前，他突然停住了，猛回过头，大声说：“尤副书记，你说呢？”
尤滨建犹如芒刺在背，吓得全身颤抖着，过了好久，才慌慌张张地说：“二三十块钱吧！”
管也平那双冒着火光的眼睛瞪着他说：“请准确点，难道你去买烟不问价格就买了！”
尤滨建更慌了，说：“我记不清了……”
管也平回到座位上，他没有坐下，指着这些高档的香烟说：“这些高档香烟，谁是自己亲手买的，站起来？”整个会场死一般的寂静，却没有一个站起来。管也平又说：“有的人千方百计给自己这种公款消费以合法的外衣，说什么抽点好烟，喝点好酒算什么。岂不荒唐！据我所知玉溪香烟一般都是350元一条，中华香烟也是350元一条，软包更贵。你们抽烟的人每月最少要三条，就得1000元出头，你们每个月工资是多少？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是别人送的，要么就是花公款买的，要么就是有求于你的那些人自己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买的。你们真的好狠心呦！好了，不说这个小插曲了，请把各自的香烟收起来吧！”
会场上的人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没有一个人去桌子上拿香烟。
这些香烟仍然躺在桌上。
这时管也平拿起自己那半包红梅香烟，对大家说：“谁愿意抽我这低档香烟的，自己动手！”他自己点了一支香烟，说：“黄友仁干什么走了？你们在座的有没有人知道？刚刚上任几天的公安局长，驾驶轿车，带上几十万元钱，还有手枪，逃跑了！你们组织部是怎样选拔干部的？你们常委会又是怎么讨论的？人大是怎么通过的？我并不是在批评大家。工作到底怎么样，邑南县的100多万老百姓将会给一个结论。好了，我说了一堆闲话，现在说正题。今天的会议两项内容：第一，免去汪登生同志县委书记职务；第二，兰晓平同志代理邑南县委书记。”管也平指指坐在旁边的兰晓平。继续说道：“我不喜欢听那些慷慨激昂的誓言，我要看实际行动。现在汪登生已经不是邑南县委书记，县委的工作由兰晓平同志负责。”
这突如其来的震天的消息，令在座的各位吃惊不小！这么大的事事先连半点都无人知晓，而汪登生更是惊慌无比。刚刚和管也平谈了半小时的话，他只顾回忆自己的不幸身世，竟然不探听领导口气，在他政治生涯中还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免职之前上级都是要做一番工作的，尤其是他目前的处境，可是连日来发生了一系列令他无法分辨的事：黄友仁在任乡党委书记时，把市委书记管也平铐起来，关了一夜；他调到县公安局当局长，刚上任又把省纪委三位领导铐了30多个小时；现在竟然又驾车逃跑！他把这一切怨恨全都集中在黄友仁身上了，以为省市领导出于上述两个原因，借机整他。因此，心中愤愤不平。会场上有人交头接耳，低声议论着，管也平大声说：“大家感到意外，是吗？如果你想想近年来你们身边发生的事，你们就不会觉得意外了。新四乡龙沟村那个叫陶广明的农民被打伤，女儿告状，你们信访局去轿车把人带回，却不管姑娘的死活，半路把人从轿车里推出来！这是什么人干的事？要从严处理、查办！简直是无法无天，你们吃的是国家的俸禄，却不给老百姓办事？你这里是独立王国？在这里我还要提醒有关同志，过去做错了事，甚至有了较大的问题，只要积极主动向组织上讲清讲明白，相信组织上会正确对待的。不要自作聪明，比如说订立攻守同盟，相互通气，相互包庇等。当然，我们是相信同志们的。如果有的同志需要谈问题的，我们在座的省纪委三位领导可以谈，市里的葛运成书记，高亦健副检察长，还有新上任的代理县委书记兰晓平都可以谈。有人想和我谈也可以。”
会议结束了，四套班子个个提心吊胆地低着头，悄悄地走了。尤滨建夹在人群中，悄无声息地溜出会场。没有人敢提宴请省市领导的事，这在邑南县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会议一结束，汪登生回到他的单人宿舍，这是他到任后县政府特地为他兴建的“招待所”，地点在县人武部招待所的旁边。一个二层小楼，前面有一个偌大的院子，院子里精心设置了一个很别置的小水池，里面有假山，翠竹，喷泉。前面有一个大门，轿车可以开到院内，停在假山旁。小楼旁边还有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门，书记可以悄悄地从小门出入。一日三餐，除了宴请，陪客之外，书记如需单独用餐，人武部招待所专门设有一个小餐厅，只有书记使用，主要是用于书记私人宴请，小吃。
汪登生进了宿舍，他像霜打似的躺在沙发上。手机响了，他慌忙拿起来接听，传来县政协主席兼县粮食局长侯希光的声音：“汪书记吗？我是侯希光，我马上派车来接你，我们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边吃边谈好吗？”
汪登生犹豫了一会儿，说：“老侯，现在不行，大白天，目标太大。晚上七点，你把车子开到我的后门，不要进大门，在后墙外等我。好，再见！”
中午吃了饭，兰晓平已经安排把省市所有办案人员住到县水利局招待所。整个招待所不对外接待客人。办案人员按业务各住一层，服务人员重新作了调整，三名厨师负责一日三餐。空房间留作机动使用。这一切安排好后，他立即单独接触县委、县政府领导，了解情况，进入角色，抓好全县主要工作。
下午，管也平正准备和葛运成、高亦健以及省纪委三位同志谈谈近几天的情况。突然汪登生来了，他还要和管也平单独谈谈。管也平只好对葛运成说：“你们立即商量把抽调来的人员分组。我的意见是：重要嫌疑人物，设专案小组，每组三人。此外，重要经济部门设专案组，由审计人员组成。干部人事部门再指定二至三人专案组。每组指定组长，实行严格保密制度。你和肖克俭同志为总指挥，省纪委两位处长、老高为副总指挥。你们看怎么样？”
葛运成说：“好，这个意见很好，我们马上去具体落实。”
管也平回到房间，汪登生还在闷着抽烟，见管也平进屋，他慌忙站起来，面色变得铁灰。管也平和他握着手说：“请坐。怎么，感到有些太突然了？有些接受不了是吧？不过你应该相信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工作受到影响，也是为了对你和老百姓负责。只要你在任期间成绩是主要的，相信市委会公正对待你的。不过有一点必须说明，也是需要你配合的，你一定要积极配合。像黄友仁，这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后果只能由他自己负！”
汪登生苦着脸说：“我一定按照管书记的要求，实事求是地正确对待自己。但是，管书记，像邑南这样有100多万人口的大县，穷县，总不可能没有一点问题的。当然我作为县委一把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
管也平说：“你应该相信组织，相信大部分群众。”他突然转了话题说：“我们接着把上午没有讲完的话题再讲下去，不要整天总钻在官这个圈子里。人不要总是自寻烦恼，要学会开导自己。”
转了话题，汪登生也似乎觉得轻松了许多，管也平问：“你记得你老家在什么地方吗？”
汪登生说：“这些年来，我养父也不知问过我多少次。说实在的，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家到底是在哪个省，哪个县，哪个乡。所以尽管我的养父千方百计地努力，我长大后也想尽种种办法都无法找到我的家，当然也就无法找到我的母亲和弟弟。”
管也平又问：“你记得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吗？”
汪登生说：“我的养父把我救过来之后，看我哭着要找妈妈，问爹叫什么名字，那时我很小，大概是家乡话的原因，他们无法辨清到底姓什么。我记得农村当地人很少叫他的名字，我印象中人家都叫我父亲为‘关大爷’。”
管也平心里重复着关大爷，关大爷，他回忆着家乡的方言。马良集虽属安徽边境，但总带着浓厚的山东口音，他当然会说家乡话，心里默默地反复着“关”、“管”、“关”。突然他心里豁然开朗了，他老家那里的方言把“管”读成“关”。于是又问：“那你妈妈姓什么？”
汪登生摇摇头，深思着，在他幼年的记忆中，人们都称他妈妈为“他大娘”，所以他无法记起母亲姓什么！
管也平又一次问：“你弟弟叫什么？”
汪登生说：“我记得很清楚，我弟弟叫小冬子，因为家里人都这样叫他。”
管也平又问：“哪个小冬？”
汪登生说：“那我就不知道了，现在想想，不是东西南北的‘东’，就是冬天的‘冬’。不过我弟弟应该是冬天生的，也许是冬天的冬吧！”
管也平点点头，没有再问什么，汪登生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他为什么追问得这么细？为什么一谈起他的身世他就这样感兴趣？他立即又想，也许这是领导关心人的一种工作方法吧！平心而论，自从他接触到管也平，他虽然害怕他那双剑一般的目光，但他没有架子，确实不像一个市委书记。讲话从没有装腔作势的样子，待人也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官架子。
管也平递给他一支香烟，自己认真地点着烟，这次他认真地抽起来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知道你的身世，非常同情你。过一段时间，也许我能帮你找找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弟。目前不要多想这些，好好协助晓平处理好工作，协助工作组解决好问题。”
汪登生的心里一阵暗流涌动，哽塞了喉咙：“管书记，我……”他没有说下去，低下头。
管也平说：“不要说了，老汪，你想说什么我都清楚！你先冷静地思考一下，一个人在那个特定的位置上，难得静下来。我建议你不要受外界干扰，多想想过去的人生，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自己的行为也可以换一种角度，用另一种目光看看周围的人。”
汪登生的心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真理和谬误的较量，是与非的斗争，黑与白的分辨！在这一瞬间，人性、感情倏地流回到他的身上。
管也平突然问：“你爱人，家庭都好吗？”
汪登生没有回答，他避开他的目光，强行压抑着自己的思绪。他不敢，也不愿意回忆自己的爱情、婚姻、家庭。过了很久，他只是摇摇头，叹了口气说：“管书记，这个问题有机会再和你谈。人生有些美好的东西，只有失去后才会意识到要去珍惜！可是，那时为时已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