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虽然还没到来，天气却已有些闷热。狭窄的街道上，再高档的小汽车也神气不起来，只能跟在破旧的公交车、突突作响的柴三机以及拥挤的人流后面，使劲地按着喇叭。不过，整个海川市里也没几辆真正称得上高档的汽车，偌大的一个地级市，几乎看不到宝马、奔驰的影子，就连市委书记、市长的座骑，也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广州本田。最得意的是那些黄包车了，左一拐，右一拐，鱼一般地在车流人流里穿来穿去。

袁行舟站在街边，望着这嘈杂拥挤的街以及街上黑乎乎的一颗颗人头，一股莫名的恐惧感升上心头：这些人都是从哪里涌出来的？一张脸上一种表情，每一种表情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的心事？不能往下想了，再想头都大了。袁行舟习惯性地摸摸裤袋，却只摸出一个干瘪的烟盒，没烟了。烟是写文章人的命。古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于像袁行舟这样天天趴在桌上爬格子的人，这句话要改成“手中有烟心中不慌”才确切。口袋中要是只剩下十元钱，他会毫不犹豫地先买烟，至于今天吃什么、喝什么，暂不去考虑了，烟，才是第一口粮。

环顾四周，不远处正好有家小卖部。袁行舟走上前去，朝里说了声：“老板，来包牡丹。”

一个精瘦的中年汉子递了包烟出来：

“四块五。”

“这烟不假吧？”袁行舟一边掏钱一边问。

“什么话！这是农村吗？能卖假货吗？”店主愤愤地将几元零钱甩了过来。

袁行舟有些悻悻然，拿了烟和钱就走。心想自己也真够傻，哪有商人说自己的东西是假的呢，这不问了也白问吗。就比如上菜市场买鱼，问鱼贩你这鱼鲜不鲜，他能和你说不鲜吗。袁行舟摇了摇头，自嘲地笑了笑，拆了烟，点了一根，深深吸了一口。浓辣的烟雾一进入口腔，他马上就发觉不对劲了。牡丹哪能这么辣呢？绝对是十足的假烟！他立马折过头，回到那家小卖部。

“你不说你这烟都是真货吗？”袁行舟把那包开了封的牡丹扔到了柜面上。

“咋啦？”精瘦汉子瞪起了眼。

“你说咋啦？你卖我假烟你还有理了！”

“都开了的烟，谁证明是我这儿买的。”

“你和我耍无赖？知道我是谁吗？知道我是干吗的吗？你这店还想不想开了？”袁行舟声音大了起来，“我一个电话过去，叫所里的弟兄过来，把你证照给吊销了，整个店铺给你端走你信不信？”

精瘦汉子显然被袁行舟的气势给吓住了，说：“别别，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他从柜里拿出了一包红塔山给袁行舟，“抽这，保证正品。”

“做买卖要讲诚信，知道不？把假烟全都撤了，不能坑人了，我们所里马上就要组织大检查了，再发现的话，要严肃处理。”袁行舟义正严词，一顿说教。

精瘦汉子连连点头，说：“一定，一定，还请多多光照。”心中暗暗懊悔，怎么会碰上这号人物。老婆常叫自己和工商、税务人员多多来往，自己老不听她的，小店铺工商、税务怎么会看上眼呢，卖点假烟咋有人管。这人莫非是便衣？工商也有便衣吗？正暗自嘀咕间，袁行舟将红塔山揣到兜里走了。

袁行舟几乎是憋着笑走开的。帮领导写文章，要求站得高、看得远，得按照领导的思路和口吻来写，按市政府办副主任苏同珂的话来讲，就是要“拎起来”。刚到市政府办时，写了几篇讲话稿，苏同珂老是不满意，老是说没有拎起来，那时不理解这话的意思，慢慢就明白了，摸出道道了。刚才和小卖部老板的一番话，就“拎”得很到位吧，自己俨然就是工商所所长了。

虽然比较少抽红塔山这样的好烟，但口感告诉他，这包红塔山是正宗货。好烟就是好烟，几块钱不是凭空贵出来的。

工商所的干部，曾经是袁行舟心目中最牛的人。时间退回十多年前，袁行舟还是一位乳臭未干的初中生，学校门口就是工商所，每逢年关或别的节日，总可见到肥头肥脑的工商所干部拿着长长的带钩的铁戳子，拦下满载货物的车，随意往车上成包的货物里捅，钩出来一些异样的东西，这货车主就倒霉了，全车的货都得卸到工商所的大水泥坪里。水泥坪边的仓库里，一箱一箱的货都堆到了天花板上。同学告诉他，那都是香烟，怕堆在外边被雨淋了。袁行舟也曾见到，有开车的偷偷拿钱往工商所人兜里塞，工商所那人昂着头，好像啥都没看见，声音还是硬邦邦的：“不行，违反规定了，货得扣，还要罚款！”开车的再往他兜里塞几张钱，那人头还是昂着，却往右甩了甩，说：“给我记牢了，要遵纪守法，下不为例！”声音依旧硬邦邦，开车的千恩万谢地爬上高高的驾驶室，飞也似的跑了。这一幕，留给袁行舟的印象太深刻了。他甚至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也成了一名工商所的干部，也拿着长长的铁戳子往人家的货包里捅，捅得起劲时，却被远远赶来的父亲给扇了个大嘴巴。

父亲，那个在地里刨了一辈子食的老实农民，在袁行舟做这个梦的时候，已经离开他好几年了。父亲走的时候，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一种叫肺结核的病要走了父亲还不到四十岁的生命。父亲用无限哀怨悲愁的眼神注视着守在床前的袁行舟，风箱般“呼呼”喘着气，用尽了全部的力量，吐出“读书……争气……”四个字后，极不情愿地闭上了眼睛。那年，袁行舟才十一岁。年迈的爷爷和奶奶拉扯着袁行舟，让他艰难地上完了小学和初中，在一个炎热的夏天里，相依为命的爷爷奶奶相继在贫病中离开了人世。妈妈，对于袁行舟来说，只是一个符号，他甚至记不清妈妈的模样，也想不起自己是否曾经在一个女人面前叫过“妈妈”。小时候，村里一些闲人逗他：“你妈妈哪去了？被人拐跑了吧？”他哭着回家向父亲要妈妈，父亲皱着眉头往口袋里摸，摸出一块糖来，塞住他哭闹的嘴巴。

一根烟不知不觉中抽完了，恍惚中已将川南区的街道逛了个半。路灯将人的身影拉得老长老长，街边服装店里传出的音响还是那么歇斯底里。

有个上了年纪的大爷推着一板车香蕉在叫卖。袁行舟上前称了几根，边走边吃，四处张望，甚至关注电线杆上贴着的小广告——办证，招男女公关，梅毒一针包治。难得这么悠哉啊！在市政府办工作，听着让人有些羡慕，但知道底细的人都清楚，综合科可不是人待的地方，那些永远写不完的汇报材料、讲话稿、工作报告，能熬干你的心血，耗光你的体力，麻木你的神经，让少年变白头、少女成怨妇。有人曾这样形容过搞文字人的生活——“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迟，吃得比猪差，干得比牛累”。真的优哉吗？袁行舟无奈地摇摇头。

第六感觉告诉他，有人在跟着他。一转身，好像又没有。再走几步，再转身，还是没有。突然，“哇”的一声，一个孩子摔在了他身后，哭了出来。他踩着香蕉皮了。刚才老感觉有人跟着自己，原来就是这个小孩。袁行舟上前扶起了孩子，一看，约莫八九岁光景，眉眼还比较清秀，只是身上穿的衣服不大合身，好像大了一号，人套在里面，愈发显得单薄瘦弱。

“小弟弟，你怎么跟着我啊？”袁行舟轻声问。

那小孩没有应声，眼睛却盯着袁行舟手中的香蕉。

袁行舟明白了，小孩想吃香蕉，便掰下一根，递给他，说：“吃吧。”

小孩怯生生地伸出手，又缩了回去。

袁行舟将香蕉塞到了他手里，说：“没关系，哥哥这里还很多呢，我们一起吃吧。”

小孩还是有些怕，将香蕉抓在手里，不知如何是好。在袁行舟的劝说下，终于将香蕉塞到了嘴里。袁行舟却看得目瞪口呆，他居然把香蕉连皮塞到了嘴里！

“怎么这样吃香蕉啊，小弟弟？”袁行舟奇怪地问，心想这小孩莫非脑瓜子有点问题？

“我没吃过，不懂怎么吃。”小孩低声说。

刹那间，袁行舟浑身打了个激灵。这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啊，从来没有吃过香蕉，看见自己拎着一大把香蕉在吃，好奇，受不了诱惑，紧跟在自己身后，不小心踩着了香蕉皮摔倒了。

“吃香蕉得先把皮剥了，皮不能吃，吃里面的。”袁行舟教他。

小孩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认真剥了皮，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吃。这香蕉味道不错，小孩子吃得很甜。

“好吃吗？”

“嗯。”

“世界上什么最好吃呀？”

小孩歪着头，想了想，说：“香蕉！”

袁行舟有些奇怪，问：“为什么呀？”

小孩天真地回答：“我没吃过比香蕉更好吃的东西了。”

看着眼前这个可爱的孩子，袁行舟仿佛看到了年幼的自己。小时候，同村同班的阿良，父亲从外地打工回来，买了好多荔枝，阿良炫耀地拿着一串荔枝走街串巷地吃。那红红的荔枝，像传说中的宝石一样迷人，剥开皮后，里面居然是雪白雪白的肉。阿良总是咬了一口后，再将那雪白的荔枝肉放在鼻子底下闻，还大声地说“真香，真甜”。他在阿良身后跟了半天，多么渴望阿良能拿一个与他分享，哪怕就让他咬一口，或者让他闻一闻也好。可是都没有。他无限委屈，眼巴巴地看着阿良将荔枝一个一个吞进了肚子里。他没吃上荔枝，却记住了荔枝的模样。在一次上山砍柴的时候，看到高高的松树上挂着一个个青红的松球，他万分狂喜，爬上去采了几个，迫不及待地塞到了嘴里，那种辛辣和干涩的滋味，让他顿时明白，这绝不是阿良口中香甜可口的荔枝。

想起这遥远的往事，袁行舟不胜唏嘘。他拉着小孩的手，走到一个水果摊边，称了五斤香蕉，让小孩带回家慢慢吃。

都是因为该死的韩东林！要不是因为他，这时自己也该躺在床上“弹琵琶”了，也不会想起这些伤感的往事了。袁行舟长得瘦而高，躺床上休息时，总爱摸摸身上一条条突出的肋骨。同宿舍的韩东林戏称他这是“弹琵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