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局或开始

孟维周任地委书记不久,西州地区改作西州市。孟维周从县委书记走向市委书记,只用了四年多时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人背地里叫孟维周孟公子。据说全省有四大公子,都是最年轻的地市委书记。孟公子最小,还不到四十岁。人们只在私下里叫他们公子,都因公子二字意蕴太丰富了。

西州叫市了,老百姓跟着兴奋。尽管工人仍是没事儿干,尽管农民仍被城管队赶得满街跑。老百姓外出打工,说起自己是西州市人,自我感觉好多了。最幸福的大概是农民,他们大清早醒来,突然就由乡巴佬变成城里人了。

老百姓自顾自己高兴着,没想到官场的人们因为地区改作了市,比任何时候都忙碌了。孟维周经常强调,西州要紧紧抓住地改市这个大好机遇,加快发展。

孟维周的指示,大小官员们算是心领神会了。平时官场的人惯用的问候语是:“忙吗?”西州最近变了规矩,很多人见面就说:“抓住机遇!”彼此还得客气:“哪里哪里,你抓住机遇!”知己的朋友碰了面,表情就更加神秘:“这回你可要抓住机遇哟!”也有人调侃别人:“你抓住机遇啊!”对方就以牙还牙:“他妈的你调戏老子,你才抓住机遇哩!”

原来地区改作市了,各级领导班子都会有所调整。

很多人吃过晚饭,就急不可耐地看手表,等着天黑下来。偏是夏天,天黑得迟。好不容易捱到天黑,他们就一溜烟跑进市委机关。他们爬上桃岭,尽量低着头。桃岭早已不见一株桃树,桔树已长得很茂盛。人们却仍习惯叫这桃岭。这大概是给老地委书记陶凡留下的唯一纪念。桃岭的路灯很灰暗,桔林黑漆漆的。可上桃岭的人仍嫌一路上太亮堂了。他们恨不能变成土行孙,钻进地里丝溜溜地跑,突然就在孟维周家客厅里冒了出来。

桃岭上这些行色匆匆的人,就是上市委领导家去抓机遇去的。

哪里都有喜欢操心的人,专爱理些别人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有人发现,自从地区改市的消息越来越明确了,往孟维周家跑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孟维周的脾气就越来越大,有次在会上发了火:“有些人,天天往市委领导那里跑。有什么好跑的?共产党的官是哪个可以跑下来的?”

但是,桃岭一直就没冷清过。有人讲得夸张,说到了晚上,往桃岭跑的人,多得就像蚂蚁搬家!

孟维周是接周一佛的。他刚当地委书记,有人担心他压不住台。他毕竟太年轻了。可是没想到,他坐上这把交椅,居然很能服众。有些老干部怎么也想不明白,孟维周年纪轻轻的,哪来这么高的威信?他们忘记建国初那会儿,自己当上地市级领导也才三十出头。

年轻干部却很佩服孟维周,他们对五十年代干部年轻化不清楚,倒是知道西方很多国家元首年纪都不大,就说:“孟书记要是生在美国,这个年纪当上总统都说不准!”这种人多半碰不着孟维周的面,他们遗憾自己没法当着孟书记说这些话。

西州有句很世故的俗话:欺老不欺小。意思是说,得罪谁都行,别得罪年轻人。年轻人谁说得准?弄不好明天就发达了。孟维周三十二岁就是县委书记了,不到三年就出任地委秘书长,一年之后任地委副书记,又过一年就是地委书记了。

有人便说:“都说谁谁爬得快,人家孟书记可不是爬,而是在飞!”

西州人都料定孟维周还会飞得更高的。西州本来就早被省里干部叫做机场了。说这里是省级领导起飞的地方。省委副书记张兆林、副省长宋秋山、省委组织部长周一佛,原先都是西州地委书记。最近四任地委书记,只有陶凡就地退下来了。外地人不服气的,就说难怪全省人民富不了,省里领导都是从贫困地区来的。有些干部背地里竟把省委叫做西州省委。

孟维周好像更牛市,光是他的年龄,别人就竞争不过,更不用说他上面有张兆林。早些年,谁上头有人,别人当面不会说他什么,私下里会说这人不过就是抱了条粗腿。现在变了,谁上面有人,反让人高看许多。没人做思想政治工作,大家也都想通了:朝中有人好做官,本来就是国粹。

孟维周他们体重多在一百五十斤上下,可他们到了省委领导眼里,似乎都成了微缩景观。省里说研究干部,习惯叫定盘子。据说西州的盘子还没有正式定好。那一个个彪形大汉,都想成为省委领导盘子里胡萝卜雕的凤凰,或是一片小火腿肠。

西州市的盘子省里定,西州各县市和部门的盘子孟维周几个人定。好几个月了,西州上上下下很多人都在跑。跑西州、跑省里、跑北京。只有市委书记孟维周和代市长万明山没怎么跑,他俩早就定在盘子里面了。

有天晚上,市财政局长王洪亮跑到孟维周家。孟维周见他敲门进来,就发火了:“洪亮,你还要跑什么?我早就同你说过,你不动。”

王洪亮笑笑:“孟书记,我想汇报个想法,请你能够同意。”

孟维周说:“这话怎么说?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就先要我同意。除非你想当市委书记,我让位就是。别的,我不敢笼统就同意了。”

王洪亮仍是笑:“孟书记尽开我的玩笑。我何德何能,敢觊觎这个位置?我是想辞职。”

孟维周吃了一惊,问:“洪亮,你这是什么意思?”

王洪亮说:“请孟书记听我汇报清楚。我有个同学,在国瑞证券当老总。他鼓动我多年了,要我去给他帮忙。只因孟书记你太关心我了,我不敢答应。这次他又找我,我就不好意思了。”

孟维周问:“他准备怎么安排你?”

“给他当副总。”王洪亮说。

孟维周笑笑,说:“洪亮啊,你是宁为鸡尾,不为凤头!”

王洪亮红了脸,说:“孟书记,不瞒你说,他开的薪金高,我就动心了。”

“多少?”孟维周问。

“年薪五十万。”王洪亮说。

孟维周淡然道:“也不高嘛。”

王洪亮不好意思似的,说:“我想改变一下生活,试试自己的潜力。”

孟维周说:“本来,我不该劝你留下来。干部想出去闯闯,这是好事,组织上得支持。但是,你毕竟是党培养多年的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你不想想,市委任命个财政局长,是儿戏吗?”

王洪亮说:“我知道孟书记对我非常器重,所以一直不敢开这个口。但是,我也反复考虑好长时间了,我的这个选择是慎重的。”

孟维周说:“既然你去意已定,我就放你走。但是,洪亮,你也先别急着辞职。你先过去干半年再说。半年后,要开人大会了,政府组成单位要定盘子了,你再最后考虑去留。”

王洪亮双手抱拳,打拱不迭,差不多想跪下去了:“孟书记,我非常感谢你!你太关心我了,我一定珍惜这次机会。只是,我怕让你为难。这事怎么操作?”

孟维周说:“人是活的,还怕想不出办法?我同市委几个头儿研究一下,派你去外地企业挂职学习半年。我们需要很多真正懂经济工作的干部啊!”

两人说完这事儿,就随便聊天。感觉就不像上下级了,而是兄弟似的。

孟维周笑道:“你发了财,可别忘记老朋友啊!”

王洪亮说:“正像我那位同学说的,有财大家发。我怎么会忘记孟书记呢?”

孟维周忙摇手道“洪亮你误会我意思了。你以为我在向你索贿吧?我只是要你莫忘记老朋友啊。”

王洪亮故意把样子做得很难堪,说:“孟书记这么说,真让我无地自容了。洪亮没这意思。”

关隐达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悠闲。他一屁股坐在教委主任的位置上,六年间再也没动过。

关隐达的性子早已熬得不温不火。他从不发脾气,却是说句算句。像教委这种业务机关,领导换来换去,干部却总在里面呆着。几十年下来,人际关系难免很复杂。关隐达刚去时,有人建议他整顿一下机关作风,重点解决内部不团结的问题。

关隐达听了只是笑笑。他从来就不相信所谓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神话。这条被大家奉如圭臬的优良作风太天真了。批评也好,自我批评也好,除了激化或公开矛盾,不会有别的收获。大家也许场面上会讲得漂亮,私下里该怎样还会怎样的。他的看法是,多数时候,公开矛盾,不如回避矛盾。

关隐达的策略是只谈工作,不谈别的。他头次主持机关干部会议,只讲了三十分钟话,就宣布散会。干部觉得奇怪,似乎这样子不像开会。可是干部们很快就发现,关隐达原来是位极干练的领导。他讲话不讲究起承转合,总是硬邦邦几条。他一讲完,各科室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分头落实就是了。关隐达原本很会讲官话的,现在有点返璞归真的意思,很烦那些大话套话。

没多久,教委的干部们竟然发现:机关人际关系好像融洽多了。

有人终于感觉到关隐达的高明,奉承说:“教委机关几十年的老大难问题,关主任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关隐达听了也只是笑笑。他知道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不让它暴露出来。关隐达心想,有个道理是明摆着的,却没人注意。机关干部,再怎么复杂,他们也不敢在工作上乱来。所以只需抓严了工作纪律,该谁干的事就得谁干,这就行了。机关也像一个人,你不让他坏的东西有机会表现,看他坏到哪里去。

教委机关百多干部,都长着张嘴巴。总有几张嘴巴喜欢说话,关隐达的能耐就传得天远。况且他的书法、文才早就名声在外。早年当上县长,又是人大代表硬推上去的。而他如今对待官场又格外的淡泊。种种机缘或因素,都丰富着关隐达在民间的形象。人们说起关隐达,都很敬重。

关隐达并不觉得自己忙,夫人陶陶却老是说:“你四十多岁的人了,身体最重要。”她今天要关隐达吃冬虫夏草,明天又要他吃高丽参。只要听说什么方子补身体,她就会想方设法弄来。上级银行好几次想任命陶陶当市中心支行行长,她都婉谢了。她说自己这辈子没什么大志向,管好丈夫和孩子就足够了。了解她的人都说,只有陶凡的女儿才会这么散淡。儿子通通已上初二,眼看着就要上高中。

最近陶陶又听说,六味地黄丸男人要长年服用,就像女人要长年服用妇科千金片。星期天,她打发丈夫和儿子吃过早饭,就要出门去。交代关隐达:“你管着儿子做作业,我给你买药去。等我回来,再去看爸爸妈妈。”

一家人每周要上桃岭一次,陪老人家吃顿饭。每次都是星期天去,星期六通通学校要补课。关隐达自己是教委主任,一年到头强调不准加重学生课业负担,可是自己儿子照常补课。放假时,严令不准补课。可是学校自有办法。他们化整为零,每次补二十几个学生,还让家长轮流值班,守在教室里。只要上面来人检查,家长就出面纠缠,说补课不关学校的事,都是家长们强烈要求的。他真拿着这事没办法,只好睁只眼闭只眼。

门口就有药店,没多久陶陶就回来了。她进屋就说:“这药又不贵,又没副作用。养生药。我买了五十盒。”

“这么多,当饭吃?”关隐达就像很听话的孩子,连说明书都懒得看,只问,“吃几颗?”陶陶抢过药瓶,说:“你怎么开交哟,就像三岁小朋友。”

她怨着丈夫,心里甜蜜而满足。她故意淘气,大声念道:“药物组成,熟地黄、山茱萸、牡丹皮、山药、茯苓、泽泻。功能主治,滋阴补肾。用于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遗精盗汗……”

关隐达忙压着嗓子叫了声:“陶陶!”

陶陶吐吐舌头,笑了起来。通通在里面做作业,关隐达怕孩子听了不好。

“儿子听不懂的。”陶陶继续顽皮,“口服,一次八丸,一日三次。规格,每八丸相当于原药材三克。批准文号……”

关隐达一把夺过药瓶,说:“拜托了,文号就不要念了。我一天到晚看文件,听说文号就条件反射,头痛。”

陶陶倒来温开水,递给关隐达,说:“你还得修炼。你什么时候有老爸那种心态,就自在了。”

关隐达吞下六味地黄丸,说:“老爸能够有个好心态,巴不得。但我总怀疑他的淡泊是做给别人看的。他不把什么都看淡些,又能怎样呢?”

陶陶叹道:“做官一辈子,有什么意思!”

关隐达笑道:“是没有意思。所以人就要想通达些。我见识过省里一些老领导的秘书、司机,想来真是心寒。那些老书记、老省长,当年谁不是呼风唤雨的人物?很多人削尖了脑袋想钻到他们身边去,哪怕给他们擦屁眼都愿意。他们的秘书、司机,都风光得不得了。如今他们退下来了,就谁也嫌弃了。他们仍然配有秘书和司机。这些秘书、司机就恨自己运气差,等这些老家伙没用了,他们才轮到这份差事。他们当面叫人家某老某老,背地里都叫人家老东西。只要哪个老领导病了,他的秘书、司机就暗自高兴,巴不得人家一命归西,他们就可以解放了。陈副省长快八十岁了,身体还很健旺,他的秘书就成天在外面对别人摇头,说怎么得了,哪天是个头哟!”

陶陶听着很生气,说:“这些老人家自己也不争气,他们的儿女也不争气。我爸爸若是省级干部,他只要退下来,我坚决不要人家配什么司机、秘书。自己儿女天天守着老人家,多好。都是些狼心狗肺的家伙!”

关隐达笑道:“你还真生气了。人没到那步,到那步就会那样的。老领导照样比秘书、比司机、比房子、比车子。他们生病了,有儿女守在医院他们不会满足,宁可让秘书守着。这叫享受待遇。”

陶陶摇头道:“官场真是害人,把人都弄成疯子了。”

关隐达笑笑,不再议论这事了。他想官场就是如此,谁也拿它没办法。关隐达琢磨过孟维周对他称呼的变迁,就很有意思。孟维周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见了关隐达就叫关兄;过了几年,孟维周当了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就叫他关老兄了。

“关”和“兄”中间加个“老”字,意思没变,意味却不同了。

关兄是那种刚入仕途的年轻人叫的,显得斯文、拘谨、恭敬。孟维周开始叫关老兄了,老成多了,同关隐达就是平辈之礼。孟维周当上地委领导后,第一次见了关隐达,就直呼老关了。

通通作业完成了,揉着眼睛出了房间。陶陶说:“我们看外公外婆去。”

通通点点头,不多说话。陶陶就说:“儿子你怎么了?比你外公还深沉。”

儿子仍是不说话,面无表情,等着爸爸妈妈叫出门。

关隐达就想儿子让没完没了的作业和考试弄得没朝气了。他摸着儿子的头顶,说:“我们走路吧。”

从教委去市委机关要坐两站公共汽车。关隐达体谅司机,星期天一般不用车。却又不想坐公共车,每次都是走着去,只当散步。

路上碰着王洪亮。握了手,关隐达说:“听说你要下海?”

王洪亮说:“关主任消息这么灵通?不是下海,地委派我去企业挂职。”

关隐达就笑笑,说:“你洪亮老弟是什么人物?你是一举一动,万人瞩目啊。好,你们年轻人,还可以好好干一番。”

王洪亮说:“关主任比我才大几岁?就充老大了。我是想就着这个机会,去企业算了。你关主任可要抓住机遇啊。”

关隐达摇头道:“我还有什么机遇可抓?老了。”

两人玩笑几句,握手而别。

陶陶说:“王洪亮是个人物。”

关隐达回道:“是个人物。”

走在街上,关隐达的手机老是响。他便不停地接电话,有的是工作电话,有的是朋友问候。

陶陶说:“你干脆关了电话。”

关隐达说:“市委最近有个新指示,上班时间,部门主要负责人离开办公室,就得开着手机。晚上和周末,不在家里也得开着手机。”

陶陶说:“你们这官也当得真可怜,人身自由都没有了。”

关隐达说:“都因上次星期日,一帮农民到市政府上访。堵了大门,砸了汽车,市委领导要找下面几个部门的头儿,怎么也找不到。孟维周一发火,就下了这么个通知。”

陶陶突然抿嘴而笑,说:“当年有手机就好了,爸爸找你,不用我去跑腿了。”

关隐达笑道:“就搭帮那时候没手机,不然我哪有机会同你来往?天知道你现是谁的老婆。”

陶陶扯扯儿子,逗他:“那也就没有通通了。”

通通一直在东张西望,根本没听爸爸妈妈在说什么,懵懵懂懂地问:“说什么呀?”

陶陶朝关隐达做了个鬼脸,对儿子说:“妈妈在说那年涨洪水……”

通通抢了话说:“水中漂过来一个木盆,木盆里躺着个小孩,小孩就是通通。讲了一百遍了,没意思。”

关隐达哈哈大笑,说:“现在小孩,都是摔头主义。”

关隐达想起坊间流传的孟维周的段子,说:“有人说,当年手机刚出现时,孟维周还是张兆林的秘书。那时手机贵,两三万块钱一台,地委领导才有资格使用。孟维周有回跟同学聚会,多喝了几口酒,就吐露了自己的远大目标是三个一,一台车子,一个秘书,一部手机。”

陶陶笑笑,说:“你不知道,别人把他的三个一完善了,成了五个一工程。”

关隐达说:“我倒没听说过。”

“人家给他加了两个一,一个情人,一笔财富。”陶陶怕儿子听见,轻声说道。

进了地委大院,尽碰着熟人。有些人同他打着招呼,却不太自在。关隐达就知道,他们正像王洪亮说的,是跑到大院里面抓机遇来了。休息日往市委机关跑,能干什么呢?

上了桃岭,沿小路蜿蜒而上,就到了那个幽静的小院。关门闭户的,像是好久没住人了。关隐达每次上岳父家,都感觉这里太冷清了。

陶陶说:“通通,喊外公外婆。”

通通便叫道:“外公,外婆!”

门开了,外婆满面笑容。

“爸爸呢?”陶陶问。

妈妈说:“爸爸睡着。”

陶陶便交代通通小声些,别吵了外公。庭院里有树荫,下面放有小凳。老小几口都坐在外面说话。

陶陶妈说:“他外公最近老是容易瞌睡。一张报纸看不上半页,就困了。晚上又睡不好。老了。”老人家说着就叹了起来。

陶陶忙说:“没事的,爸爸身体算好的。想睡就睡,想活动就活动,别勉强他。”

妈妈摇摇头:“你爸爸脾气犟,听不进我半句话。我要他每天下山去,同老人家一块玩玩。他就是不肯去。最多清早打套太极拳,写两张字。余下时间,守着报纸和电视。”

陶陶宽慰妈妈:“妈你也不要担心。爸爸好静,随他。”

妈妈笑道:“有天我见他吃过早饭就抱着本书看,心里气他,就逗他。我说老陶,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爸爸认真听着,问什么好消息?我说,你好好读书,会有意外惊喜。你爸爸又问,什么意外惊喜?我说,听说皇帝老子要招驸马了。”

陶陶笑出了眼泪,直问爸爸是什么反应。说笑间,陶凡出来了。陶陶望着爸爸,仍是笑个不停。

陶凡拍拍通通的脑袋,问:“告诉外公,他们笑什么?”

通通调皮道:“外婆说,外公招驸马了。”

陶凡只是笑笑,很慈祥的样子。

关隐达早起身,搬了凳子,招呼陶凡坐下,问:“爸爸身体怎么样?”

“好哩。”陶凡说。

陶陶和妈妈说家常,陶凡和关隐达只是听着。通通坐了会儿,很没意思,就进去看电视,说这会儿有动画片。陶陶就说:“通通怎么得了,都快上高中了,还这么喜欢看动画片。”

关隐达说:“孩子也太辛苦了,该让他轻松一下。”

陶凡始终不说话,望着天边的浮云。他表情漠然,目光有些空洞。也许只有关隐达才知道,陶凡内心其实很孤独。关隐达从来不点破这一层,他同陶陶都没说过,免得她伤心。退下来的老干部,多半都在老干活动中心休闲。那里可以打门球、搓麻将,也可以喝茶聊天。但是陶凡从来没去过那里。他当地委书记时,老干部们多次建议,要修老干活动中心。陶凡不同意,说财政太困难了,缓几年再说。后来他退下来了,张兆林才修了老干活动中心。老干部们现在越是玩得自在,越是声讨陶凡的不开明。他们说要是早些年修成活动中心,我们这些老家伙都会多活几年。

当年陶凡本来有着很好的政声,可是后来人们对他的评价慢慢就变了。关隐达能听见的话就很让人无奈了,那么肯定还有很多更不堪的话他没法听说。人们把陶凡主政那十年,叫做陶凡时代。有些干部很愤然,说陶凡时代,西州没出人。他们说的人,专指大人物,就是张兆林、宋秋山、周一佛这些大干部。都说陶凡自己上不去,也不让别人上去。说要想陶凡提拔个干部,就像要割他的肉。这个也不成熟,那个也太稚嫩,就他陶凡一个人能干。不像张兆林他们,舍得用干部,讲义气,够朋友。好像只有他陶凡襟怀坦白,别人都靠不住。结果怎么样?现在是人家张兆林、宋秋山、周一佛坐在主席台上襟怀坦白,陶凡蹲在家里打瞌睡!

天近黄昏,陶陶帮着妈妈做晚饭去。陶凡起身,四处探寻着。

关隐达问:“爸爸你要什么?”

陶凡说:“我想修修花木。”

“剪子在这里哩。我来弄吧。”关隐达拿来了剪子。

陶凡说:“有两把剪子,我俩一起弄吧。”

两人凑在一起,修剪着中华蚊母盆景。陶凡无意间就会流露出对女婿的信任、需要或是依赖。关隐达早就看出了这点,感觉很温暖,又说不出心酸。

陶凡微微有些气喘,显出力不从心的样子。

关隐达不好过多提醒陶凡保重身体,他知道岳父是不情愿服老的。

陶凡说:“昨天向天富来看了我。”

“哦?向天富这个人不错。”关隐达应道。

向天富是位县委书记,陶凡手上提的副县长。向天富同关隐达私交一直不错,便常来看看陶凡。陶凡像是随意说起,心里其实很高兴。现在几乎没什么人来看望他了。

“舒培德同你还有往来吗?”陶凡随意问道。

关隐达说:“谈不上往来,只是他有时去我家里坐坐。”

陶凡说:“他是个聪明人,生意越做越大。可是偏爱往政界钻,我不喜欢。他当了十多年省政协委员了,也不嫌厌烦!”

关隐达说:“做生意的,有顶红帽子,好办些。他当年没您支持,生意只怕做不得这么大。”

陶凡说:“我也没什么具体支持。多半是他自己拉着虎皮当大旗。”

关隐达叹道:“有人讽刺说,中国的经济学,就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同经济太密切了。您当年只是替舒培德的图远公司题写了招牌,他的生意就兴旺发达了。他能成为西州头号民营企业家,省政协委员,应该说都搭帮您。一块招牌,竟有如此神奇功效,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

陶凡说:“事情的经过你都知道,我当时的用意只是为了推动民营企业发展。”

关隐达说:“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是现在,哪位领导替企业题写招牌,中间文章就大了。”

陶凡脸色阴了下,不说话了。他不想说得太实了,没意思。最近西州很热闹的事,陶凡也毫不关心。关隐达好像从来没听陶凡提起过孟维周的名字。陶凡当地委书记那会儿,孟维周才大学毕业,跟着张兆林屁颠屁颠地跑,傻乎乎的什么也不懂。陶凡心里要是装着孟维周,简直有些滑稽。关隐达也从来不同陶凡提过孟维周,免得尴尬。

“隐达,我最近有些相信宿命论了。”陶凡突然停了手,没头没脑地说。

关隐达问:“为什么呢?”

陶凡说:“可能是老了吧。我回忆自己经过的很多事情,看似偶然,其实都是必然。我当年用干部时,心里隐约感觉有的人不太对劲,想往上爬就贴着你。但是又想,我是为国家任用干部,又不是为自己培养门生,就放下这些念头。后来果然印证了我当时的感觉。有些人,品质就是不行。”

关隐达插言道:“人上一百,各样各色。”

陶凡接着说:“现在一想,好像干什么事,都有种神秘的预兆。再比如,当年你参加地委办书法比赛,写了首张孝祥的词,《念奴娇·洞庭清草》。我就想小伙子怎么选了这首词呢?这可是贬官的牢骚之作啊!张孝祥是故作旷达,其实满腹苦衷。后来你不怎么顺,在县里调来调去好多年,同古时候的贬官差不多。我就想起这事来了,心想未必冥冥之中有什么主宰着人类?”

关隐达笑道:“我现在不是很好吗?我扎扎实实干自己分内的工作,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也没有别的野心了。说到底,不过是为了谋生。”

陶凡点头说:“淡一点好。但人生就是一张纸,一捅破,就什么意思也没有了。你吃的是国家俸禄,就得好好儿替老百姓办事。什么叫事业?现在这些人,只把头上的官帽子看做事业。”

关隐达没想到陶凡今天会讲这些话。老人家退下来多年了,从来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也许人越老,心里就越落寞,过去很多事情都涌来眼前了。

妈妈喊吃饭了。翁婿俩洗了手,回屋里去。陶凡每餐都喝杯黄酒,关隐达也陪着喝上一杯。陶陶已说过多次了,要请个保姆照顾爸爸妈妈,可老人就是不肯要。陶凡退下来后,只想清净些,就把保姆都辞掉了。

吃过晚饭,稍坐会儿,陶陶就说要回去了。她每次都想多陪老人说说话,可通通得学习,只好早早动身。出了小院,关隐达说:“走大路吧。”

他猜走小路说不定就会碰着下山来拜码头的。尽是熟人,见着不好。

有幸坐上财政局长这把交椅的,不是市委书记的铁哥们儿,就是市长的大红人。王洪亮是代市长万明山的把兄弟,西州无人不晓。孟维周想,王洪亮既然想去证券公司,自然先同万明山商量过了。他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再说王洪亮平时在孟维周面前也常走动,还算个聪明人。最近又是关键时期,孟维周想同万明山尽量默契些。

万明山自从上次去省委党校学习半年回来,就经常喜欢用个词:动态平衡。大概是他听哪位教授说的。万明山的知识体系中,所谓动态平衡,可能是最高构成。他同孟维周的关系就是一种动态平衡。他多数时候都听孟维周的,有时也暗自叫叫板。

他手下有好些死心塌地的兄弟,却又经常要他的兄弟们多同孟维周联系。他知道哪几个位置自己可以安排,哪几个位置得孟维周说了算。万明山长孟维周十岁,光是县委书记就干了十二年。像他这种资历的人,能同孟维周面子上过得去,已经很不错了。

西州有些干部感念张兆林、宋秋山和周一佛,他们任用干部放得开,提拔了很多人。孟维周就是张兆林重用的,万明山却是宋秋山栽培的。可是,到了孟维周手上,拿着就难办了。他再像三位前任书记那样用干部,西州干部就只好出口国外。内销肯定不行,哪里都想用当地干部,资源有限啊。用干部就像涨工资,算是刚性支出,只能涨不能降,而且要保证必要的涨幅。

陶凡时代,工资涨得慢,干部提得更慢。孟维周感到为难,生怕自己还在任上,人们就拿他同陶凡作比了。最近他的压力更大,毕竟是僧多粥少。

王洪亮想去证券公司,这无意间给孟维周一个新灵感。他想干脆派些干部去企业挂职,可以暂时缓解用人矛盾。但仅仅派干部到本市企业,就没法把这个举措的意义弄得重大。最好也派些干部去省内外大企业。这就得依靠省委协调了。

孟维周思考了两天,先不同市委其他领导商量,就给张兆林打了电话。张兆林很赞赏孟维周的想法,说派党政干部去企业挂职锻炼很有必要,这是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一条新思路,省委表示支持。

“你们需要派干部去省内或省外哪些企业,我负责出面做工作。”张兆林对自己的得意门生十分支持。

通完电话,孟维周还没来得及同万明山商量,张兆林又打了电话过来,说是他同省委组织部研究过了,决定把西州派干部下企业挂职锻炼作为省里试点。孟维周听罢更是兴奋,明白这都是张兆林有意栽培他的意思。

孟维周有了尚方宝剑,便找来万明山商量,却不讲已经向张兆林汇报过了,也没讲省里准备拿西州试点的事。他打算过几天再说去。

万明山原是很精明的,立即就明白孟维周的用心,暗自佩服:此人年纪轻轻,手法老成,必成大器。却不点破,只正经道:“孟书记这个提议很好,我表示赞同。党政干部中间,真正懂经济工作的同志不多,同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不相适应。我建议市委组织部好好拟个方案。派哪些同志去,要定标准。组织部提个初步名单,请孟书记先过目,再交市委常委会研究。有必要的话,我也可以先看看。我的意见是这个事情要从速办理。”

孟维周听了,知道万明山准猜着了他的意思。他想万明山提出要先看看名单,显然也想利用这着棋做点儿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就两个人共同做吧。

孟维周自然也不说穿,微笑着点头:“好吧,我同组织部打招呼。派出去的人员,我俩先把个关。王洪亮同志想去证券公司挂职,我看可以考虑。”

万明山说:“我同意孟书记意见。这事王洪亮同志向我也汇报过。”

这回组织部的工作效率很高,不出一个星期,《中共西州市委关于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下企业挂职锻炼的决定(草稿)》就出来了。组织部长亲自把草稿送到孟维周桌上。

孟维周提笔就把标题中的“下”字改作“到”字,并批示道:

一个“下”字,说明我们干部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彻底转变。我们再也不能高高在上,以为到企业去就是“下去”了。相反,企业站在市场经济最前沿,那里有很多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东西。派干部到企业去挂职,就是去锻炼,去当学生。这既是我们培养干部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途径。

孟维周倒不太在意正文,只粗粗瞄了眼,就翻过去了。他是从来不给材料班子当语文老师的,审阅文件只提原则性意见。自己当年也写过材料,知道领导逐字逐句修改文章是很可笑的事。他关心的是后面附上的选拔名单。名单中的人,有的他认识,有的就仅仅是个符号。他认识的人,个别感觉特别好的,就在名单后边批道:建议换个人。

孟维周最后批示:请送明山同志阅后,交市委常委会议研究。

回头看看那几句关于“下”字的批示,孟维周竟暗自得意。可惜这份得意是没法同人分享的,正是妙处难与君说啊!

孟维周突然想起了关隐达。多年前,关隐达参加地委机关书法比赛,书写的是张孝祥的一首词,中间有句“妙处难与君说”。那回关隐达可是出尽风头啊。孟维周当时只恨自己字太糟糕了,同是地委领导秘书,好没面子的。他却记死了词中的一句:妙处难与君说。

孟维周现在想来,凭关隐达的文才、干才和为人,本可大展宏图的,却就那么落寞下去了。正像拿破仑说的,战局瞬息万变。政界局势也是如此。张兆林本是陶凡重用起来的,后来两人的关系慢慢竟复杂起来了。谁都知道陶张二人很微妙,但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关隐达只因是陶凡的女婿,在西州就再也起不来了。孟维周其实很敬佩关隐达,无奈各奔其主,他也不好怎么关照。

孟维周当上地委书记后,头个晚上就去拜访了陶凡。陶凡言语上倒是热情,直道小孟不错,年轻人前程不可限量。孟维周做尽了谦虚状,请老书记多提意见,多支持工作。陶凡只是打哈哈,说自己退下来多年了,观念落后,见识过时,适应不了新形势了。孟维周客气着出门,陶凡在后面热情打拱。夜风吹过,孟维周不禁打了个寒战。他意识到陶凡看上去热情,其实很冷淡。

派到企业去的干部很快就到位了。这时,西州市委收到省委组织部文件,正式决定在西州试点,派党政机关干部到企业挂职锻炼。

孟维周提笔在文件上签道:

已阅。此项工作省委非常重视,建议市委再认真研究一次,就干部到企业挂职锻炼的目的、主要任务、考核办法等等,制定一个详细方案。送市委常委阅。

签完意见,孟维周便打电话给万明山,把省委组织部的意见说了个大概。万明山听着浑身发热,很不舒服。他嘴上却不停地嗯嗯着,还故意加上点笑声,显出很高兴的样子。心想这位孟公子太精了,事情都弄到省里去了,居然同他半字不吐。万明山有话说不出,还得装着没事似的。

晚上,向天富突然跑到关隐达家来了。两人在客厅里扯上几句,向天富喊应了陶陶说:“小陶,我同隐达去书房说说话,你没意见吧。”

陶陶笑道:“我还怕你们搞同性恋?你们只怕还没那么前卫。”

向天富道:“还前卫。我同隐达,都成了西州最落伍的干部了。”

进了书房,向天富脸就青了,说:“隐达,他妈的万明山开始整我了。你知道,他同我有夙怨。我有话没人说,找你扯扯。”

关隐达问:“他如何整你?”

向天富说:“准备让我去党校学习。”

“多长时间?”

“半年。”

关隐达就摸着万明山的用意了。西州各县市和部门头头中间,就关隐达和向天富资格最老,年纪却很轻。两人都属于陶凡时代的人物。如果说有人想在西州市班子问题上弄些手脚,只有他们俩能量最大。关隐达却是淡泊出了名的,没人会再防范他。但向天富还很牛气,他们县里工作居然干得很不错。不论市里哪项工作评先进,总有他们县的份儿。据说万明山不想让向天富太出风头,有几次都授意有关部门不要评他们县里先进。向天富却跑到市里拍桌子,把市里的评比标准逐条背了出来。

关隐达不好多说,只问:“你找过孟维周吗?”

向天富说:“找孟公子有屁用!我同他又不是兄弟!他同万明山现在是又打又拉,互相利用。用万明山的话说,就是动态平衡。”

关隐达笑道:“万明山的动态平衡算是出名了。”

向天富愤然道:“凭万明山肚子里那几滴墨水,去党校学习半年,能记住个动态平衡,就算不错了。有人说党校学习,不过就是学习学习,休息休息,密西密西,联系联系。党校真是个好发明,既可以用来培养干部,又可以用来拉帮结派,还可以用来整人。”

关隐达说:“我最近听人说了个段子,很有意思。各级党校的校训都是实事求是,而且都把这几个字立在进门处。我们省委党校不正是这样?一块大石头,就像个影壁。进门后,得绕过这个影壁。教学楼正好就在影壁后面。有人就说,领导干部们进党校是,迎着实事求是走去,绕过实事求是而行,背着实事求是学习,离开实事求是工作。”

向天富本是很不高兴的,却忍不住笑了起来,说:“这个段子很经典,把我们干部中间存在的问题讲准讲透了。”

关隐达问:“你打算怎么办?”

向天富摇头道:“我是一筹莫展。”

关隐达说:“本来,孟维周那里,我是可以去说说的。管他有用没用。但我仔细一想,又说不得。他们说不定很忌讳我俩,我如果出面说话,他们就会把我俩假想成一股势力了。这样一来,对你就更不利。再说,鸡肚子不知鸭肚子事,天知道孟维周又是什么想法呢?”

向天富点头说:“隐达你说得有道理。好吧,万明山如果硬要做绝了,我会让他有好看的。我仍是人大代表,人大会总得让我参加吧。”

关隐达劝道:“天富,你该忍就忍。”

向天富说:“我们不说这个,不说这个。你就没什么想法了?”

关隐达说:“我早就没什么想法了。正是俗话说的,命里有终须有,命里无莫强求。孟维周我是看着他参加工作的,他成天跟在我屁股后面叫关兄。当时他极不老成,说得说不得的乱说一气。谁想到他会当上市委书记呢?现在你看,他见了我,先打个哈哈,叫声老关,嘴巴就闭得天紧。”

向天富讥讽道:“市委又出台个英明决策,决定派些干部去企业挂职锻炼。时间正好也是半年。不知是谁想出的高招?”

关隐达说:“地委办那帮刁参谋想不出这么高的点子。他们人没到那份儿上,思路就上不到那么高的层次。我想,这不是孟维周的点子,就是万明山的点子。”

向天富讨厌万明山,就说:“万明山没这么聪明。”

“那么十有八九是孟维周的主意。不愧是张兆林的高足啊!”关隐达叹道,“我正为难哩。我的一位副主任上了名单。我们那里都是一个钉子一个眼的,抽谁去都不合适。关键是谁都不想去。”

“我如果不是县委一把手,他们只怕还会派我去企业挂职锻炼哩。”向天富冷冷地笑了声。

关隐达说:“我看了看名单,去省外的就王洪亮一人,去省内其他地市企业的两人,其他都在本市内企业。听说王洪亮是真的想下海算了,证券公司是高薪请他去。”

“王洪亮什么人才?不就是万明山的把兄弟吗?”向天富很是不屑。

关隐达说:“这事已传得沸沸扬扬了,都说那家证券公司老总是王洪亮很要好的同学。现在哪里都玩圈子,无非就是同学圈子、老乡圈子、战友圈子、把兄弟圈子。政界、企业都一样。奇怪的是王洪亮既然想走了,市委却不免掉他的局长职务。”

向天富说:“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去企业毕竟有风险,他就先去干半年再说。而外界都知道王洪亮去意已决,必然要往大院里走门子。空着这半年时间钓鱼,有人会日进斗金。”

关隐达想想,说:“只怕是这个道理。王洪亮不用给谁送礼,人家就会把他位置给留着。半年之后,有戏看。”

向天富长叹一声,摇头道:“他们讲得那么冠冕堂皇,其实就是想派些干部出去,好腾出位置任用自己亲信。具体到某个单位,就会成为整人手段。领导不满意哪个人,就建议市委把他作为优秀中青年干部派到企业去。有些人弄不清白,还会沾沾自喜,以为组织上终于慧眼识人了哩。”

关隐达说:“平心而论,派干部去企业见识一下,也有必要。问题是市里正好在一个特殊时段出台这个举动,就耐人寻味了。如果动机本来就不纯粹,嘴上说得再怎么一本正经,实施起来就是儿戏了。”

向天富说:“本是儿戏,省里却当真了。地委转发了省委组织部的文件,说是省里在西州试点,派干部下企业挂职锻炼。其实省里那些人,都是从下面上去的,未必就不知道下面的套路。只是上下之间心照不宣,大家一块儿玩吧。”

“官场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是假的,却正儿八经地做。”关隐达叹道,“还没人敢点破,谁点破了就是政治上有问题了。这就是所谓认认真真搞形式,扎扎实实走过场。我说应该建议全体干部每天读一篇《皇帝的新装》。”

向天富说:“是这么个问题。我们在下面当头儿,感触最深。上面布置下来的有些事情,我们知道毫无意义,却必须照着上面的要求做,还得把意义说得天大,弄得大家都像傻子似的。”

关隐达笑了起来,说:“今天我去市委,碰到省委组织部一个熟人,你猜他是干什么来的?居然是来总结干部下企业挂职先进经验来的。干部还没下去,总结经验的就来了。”

向天富说:“有人批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却没人批评官出经验,经验出官。官出经验,经验出官,危害照样很大。”

关隐达点头道:“你说到点子上了。有些人就喜欢挖空心思搞出些新套路,且不管它是否切合实际,哪怕是牵强附会,好歹要整出个经验来。回过头我们想想,有些所谓经验当初吹到天上去了,大家一窝蜂跟着学,效果怎样?很多是劳民伤财啊!可是没人算过这笔账。”

向天富说:“谁敢算这笔账?经验出官,创造经验的人一步登天了,正高高在上管着你,你敢说半个不字?现在想想当初张兆林创造的那些先进做法,不是笑话一场?”

关隐达说:“大家都看到了官出经验,经验出官的甜头,就争着创造经验。省委组织部为什么这么重视?不就是想在全国抢先创造个经验出来?只要有笔杆子下来,经验总会有的。”

向天富也只是想找个知心人说说话,没别的意思。两人闲扯着,又说到陶凡了。关隐达说:“他老人家还是在平淡如水,耳根清净。政界的事,他听都懒得听。”

向天富很感慨的样子,说:“不听好啊,不听好啊。陶书记当年,威望多高啊。现在呢,有人说起所谓陶凡时代,就是个清算的口气。隐达,有些话你是听不见的。”

关隐达并不想知道别人都说了些什么,只是淡淡地笑。向天富却说了起来:“有人说起陶老书记,尽是失误。山地开发等于乱砍滥伐,乡镇企业等于环境污染,庭院经济等于小农观念。”

关隐达忍不住说道:“他们说来说去,说得出他老人家半点儿个人问题吗?”

向天富说:“他老人家一没男女作风问题,二没经济问题,硬邦邦一条汉子。可是人家却说他假正经。他处事不讲情面,人家就说他没人情味,不义道。”

关隐达语气有些伤感了:“才多长时间,简直像换了个朝代了。”

向天富说:“听别人议论陶老书记,我就想到历史真是靠不住的。有人说,陶老书记主政西州那么多年,唯一可称道的就是把招待所改造成宾馆。可又有人说,陶老书记到底还是保守,没有一步到位,现在桃园宾馆是全省最差的地市级宾馆。说这些话的人,就是不尊重历史。当时全省各地市还没一家宾馆,陶老书记首先认识到改善接待条件的重要性,提出改造招待所。为这事儿陶老书记还挨过处分。”

关隐达笑道:“真是滑稽,他老人家主持西州工作十年,到头来人们只记得他一件事,改造招待所。这算什么事儿?”

向天富说:“隐达,老百姓还是看在眼里的。当年很多人都知道陶书记很关心舒培德,却没人敢说他们之间有什么问题。现在舒培德的图远公司更加做得大了,同他交往的就不仅仅是孟公子、万明山了,张兆林同他都称兄道弟的。人们怎么说?都说凡是同舒培德有往来的高官,没一个干净!”

关隐达笑道:“也怪,舒培德也常常到我家去坐坐,每次不是带包茶叶来,就是提几斤水果来。怎么就不见他送我大坨大坨票子?是见我没使用价值了吧。”

向天富说:“隐达,只说明一点,你这人正派。舒培德很聪明的,知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他敢给别人送钱,也不敢给你送钱。你是他的老朋友,虽然现在看上去你好像用不着了,但人生如戏,谁说得清你今后会怎么样呢?”

关隐达摇头道:“我就这样了。我是床底下放风筝,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不过也难为了舒培德,他有这么多关系要周旋,够辛苦的。”

向天富突然小声说道:“隐达,舒培德可出不得事啊!不论他偷税漏税、非法经营或别的什么事儿,只要哪一处出纰漏,就会有人睡不着。”

关隐达笑道:“有些人正春风得意,头就昂到天上去了。其实我总想,那些人这辈子能够善终就不错了,狂什么?”

向天富见时间不早了,起身说:“我走了。隐达,关键时候,你可要站出来啊。”

关隐达不知向天富说的什么意思,便含糊着点点头。

向天富走后,陶陶问:“什么机密,两人得关着门说?”

关隐达便说了个大概。陶陶说:“向天富人倒不错,就是涵养欠着些。你同他说多了,只怕不太好。”

关隐达说:“我不是个乱说话的人。向天富其实做人做事都是有原则的,不会乱来。我俩交往多年了,我了解他。”

关隐达刚进办公室,《西州教育》编辑小李就送了最近这期杂志来。这期的卷首语是关隐达亲自写的。他本不想凑这个热闹,可小伙子言辞恳切,推脱不过,就写了几句。写好之后,又觉得用本名发表不妥,就用了个笔名:应答。小刘直说关主任文笔太好了,提出的问题又深刻。关隐达笑笑,并不多说。小刘走后,关隐达打开杂志,浏览了自己的文章。题目是:《孩子,你快乐吗?》

儿子上初二了,眼看着就要考高中。他每天清早七点出门,晚上七点才能归家。匆匆吃过晚饭,又得做作业。

总要忙到深夜,才能上床。见孩子如此辛苦,我干着急。

我只能嘱咐孩子他妈,多给孩子弄些好吃的,别让他身体垮下去。

有次我同孩子讲到我的童年和少年,他很是神往。我小时候很苦,但是快乐。我没好吃的,没好穿的,但是有好玩的。我有很多小伙伴,我们爬树抓鸟,下河游泳,上山采蘑菇;我们夜里同邻村孩子两军对垒打仗,或是悄悄钻进甘蔗地里大饱口福;我们正月十三晚上摸黑偷别人家蔬菜煮年粑吃,那是我们老家最古怪最浪漫的乡俗。据说那是贼的节日。大人小孩都兴冲冲地当回贼,图个好玩。那天晚上谁家蔬菜被偷了,不会生气。

我小时候连贼都是有节日的,可我的孩子没有。他只有永远做不完的作业!只有没完没了的考试!

我们没有耐心等待孩子慢慢长大,我们不允许孩子自由成长,我们不给孩子失败的机会,我们不切实际地希望孩子总是最好的,我们用自己的梦想取代孩子的理想,我们甚至不让孩子有自己的向往。

我们没想过孩子还是童年或少年,急切地把很多大而无当的成人智慧塞给孩子。我们忘记了自己也有过童真和顽劣,过早地要孩子为未来预支烦恼。我们把未来描述成地狱,告诫孩子练就十八般武艺应付劫难。我们也许因为自己卑微而饱受冷遇,便想把孩子培养成高贵的种类又去轻贱别人的卑微。

我们对孩子的爱心不容怀疑,但也许我们只是把孩子当做资本在经营,希望获取高额回报。有人对中日儿重作过对比调查。很多日本儿童说长大后想当名出色的工程师、教师、会计师甚至服装师、理发师;而我们中国孩子志向大得很,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市长、总经理或科学家。但毕竟更多的人会成为普通劳动者,当市长和总经理的永远只能是少数。那么,我们在向孩子灌输美好希望的时候,其实早就为他们预备好了失望。于是更多的孩子便只能带着失望走向社会,他们也许终生都摆脱不了盘旋在头顶的劣等公民的阴影。

可是我们又不得不这样教育孩子。没有好的学业,就上不了好的大学,就不可能出人头地。我们担心孩子面临的依旧是个势利的社会,我们担心孩子遭遇的将是更激烈的生存竞争。

我真希望我的儿子像野草一样自己去长,却又怕他真的成了野草,被人踩在脚下。

我很想问问儿子:你快乐吗?可是我不敢问。我不知道怎样做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