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

我从来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个单位叫茶叶公司!我上大学只做了两件事:看书,睡觉。从大三开始,同学们就为着分配东跑西跑。我却是整个就睡不醒。直到知道自己被分配到茶叶公司那天,才像从睡梦中惊醒。脑子嗡地响了好半天,似乎那个夏天所有的蚊子都钻进了我的耳朵里。

我还从来没有碰过茶叶,只喝白开水,想奢侈了就喝可乐或汽水。咖啡我想味道一定不错,但那会儿我还没有口福消受。我爸爸也不喝,喝不起。他口渴了就喝凉水。他用木瓢舀了凉水,仰着脖子就灌,喉结急剧地上下窜动,就像有只甲壳虫在里面拼命往上钻。凉水还会从木瓢两边流出来,湿润了爸爸红红的胸膛。胸膛便冒着汽,有点像铁匠淬火。我读高中的一个暑假,随爸爸在田里收稻子。太阳很老,晒得我头发蒙。爸爸口渴了,取过田边的竹筒,咕呼咕呼地灌了几口凉水,然后把竹筒递给我。我摇摇头,没有接过竹筒。其实我渴得喉咙都快粘到一块了。爸爸怪笑一声说,你小子有本事就着劲读书,做个城里人了,天晴在阴处,落雨在干处,坐板凳,摇蒲扇,吃白米,喝清茶!爸爸知道我不敢喝凉水。我是命贱人贵,喝凉水肚子就痛。我妈妈总是把我身体孱弱的罪过揽在她的身上。她说怀上我那年,正遇大荒,她总是吃不饱,而她又不敢像别的女人那样,夜里摸着黑,去偷生产队里的红薯。那年田里的稻子没收几粒,地里的红薯却胀得好大一个的。那年啊,队里的红薯堆得山一样高!妈妈后来老是同我说起那年的红薯,我才慢慢明白,她其实一辈子都在后悔当时没有去偷队里的红薯,才让我身体这么孱弱。我爸爸却认为当年日子那么苦,他们还生了我,养了我,算是我的运气了。不然啊,你还是一口痰哩!小时候听爸爸这么说,我只觉得自己原本脏兮兮的,本是一口痰。只为我的单薄,他总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我早先对茶叶的印象只有小时候听过的一首歌《挑担茶叶上北京》。这首歌调子太高,拖得老长,我唱不上去,唱不上去我就不唱了。这也就是我的个性,不肯勉强做任何事情。这其实就是懒,没本事。别的同学四处联系单位去了,我却想自己一个农民的儿子,现在成了城里人了,知足了,还挑什么单位?可真要我去茶叶公司,我着急了。没想到多年前的那个夏日,爸爸无意间的一句风凉话,竟一语成谶。

可我真的不想到茶叶公司去喝清茶。别的系别的班我不知道,只知道我们班五十四位同学,仅有六位分配到了企业,而我去的茶叶公司,谁也没听说过!就几片破茶叶,还用得着专门成立什么公司?我读大学那会儿,虽不怎么争气,想的却都是些天下大事,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茶叶!见我愤愤不平,有的同学说我农民意识。我愈加愤怒,几乎要动手打那位同学。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最恨别人说我农民意识。他们有关系有门路找到了好单位,却不许我生气。我生气了就是农民意识!农民倘若安分守己,城里人就赞美你朴实、厚道。你稍稍动脑筋想些问题,就是农民式的狡黠。你若执意要平等,就是农民意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这个农民的儿子,成天睡在学校宿舍那张破床上生气,每翻一次身都震得床铺吱吱响。那些找到了好单位的同学,有意撮起鸡屁股那样的嘴巴,吹小曲。我满脑子农民起义的想法,血都快煮沸了。

一个炎热的下午,我终于从床上跳了起来,直奔市政府。这是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我必须去市政府上访。我当时思考这事,使用的思维语言并不是“上访”之类的官方语言。我把政府说成当局,上访说成交涉,请求政府竟成了正告当局。似乎政府就是同我平起平坐在一张板凳上的一个大活人。

我刚准备跨进市政府大门,武警战士手一伸,拦住了我。我暗自交代自己镇静,不用害怕。政府有什么可怕的?这可是人民政府啊!可我的心脏很不争气,扑扑地跳个不停,感觉它已经跳到喉咙口了;脸一定红得像猴子屁股。汗水直流。我几乎口吃了,说了几句自己都理不清头绪的话。武警战士当然听不明白,喝令我去传达室办登记。士兵的粗暴让我感觉到了羞辱,却只好在心里自嘲:秀才碰上兵,有理讲不清。

我想老百姓的浪漫真是好笑,还《挑担茶叶上北京》,谁有本事你挑担茶叶上北京去试试!别说上北京了,你挑担茶叶上这市政府来试试!我茫然四顾,不知往哪栋办公大楼去。我瞧准一栋最气派的办公楼,心想那里该是我要去交涉的地方。可刚才士兵的威严已让我的勇气减去了几分,只不过是自己不想这么承认而已。我只好再次调动自己的愤怒,让愤怒给我勇气。

坐在办公室的是位白胖的中年女人,看样子刚打了一个哈欠,睫毛上挂着泪花。见我推门进去了,她忙擦了擦眼睛,客气地招呼我坐下。我坐下去之后,她又示意我关了后面的门,免得跑了冷气。这里凉飕飕的,太舒服了。冷气开始浇灭我的火气。同一位陌生女人在如此舒服的房间里对坐着,我是第一次,内心有些尴尬。我尽量显得从容些,双手自然地叉在胸前,操着生硬的普通话,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不时地耸着双肩,像位西方绅士。中年女人微笑地望着我,很专心的样子。她的神情让我感动,鼓舞了我,我更加滔滔不绝。电话响了,她抓起电话,温柔地哼哼喂喂是是哦哦。完了。我刚准备接着说下去,她如梦方醒的样子说,你是说这事啊?不归我们管。然后她客气地告诉我应找哪个部门。我还想申述几句,中年女人先起了身。我只好起来,硬着头皮道了谢。当我拉上门的时候,隐约听见这女人在我身后嘀咕了一声。我脸立即发烧。其实我根本没有听清她说了什么,脸却烫得跟火烧似的。当时我没有完全想清楚这事,仍然按照她的指点,朝另一栋办公楼走去。外面热得令人憋气。后来我总在想,那女人在我背后说了句什么话?我只知道当时自己的脸一下子红了。人潜意识里的感觉有时是最准确的。我便猜测,那女人说的一定不是什么好话,十有八九是说我神经病。那个下午,我就在一栋又一栋办公楼间进进出出,一会儿凉,一会儿热。

我不想进任何一栋办公楼了。多年之后,我只要想起政府,再也没有想到什么平起平坐的大活人,只回忆起一张张似笑非笑的脸,还有下班时的办公室沉闷的关门声。

我终究不愿回到老家去晒太阳,不想去淋雨,最后还是去茶叶公司报到了。家里听说我分配到了茶叶公司,像是沾了很大的光。父亲最初的愿望只是想我也像县城里的人一样,天晴在阴处,落雨在干处,坐板凳,摇蒲扇,吃白米,喝清茶。他们没有想到我竟然留在了市里,真是祖上坟场占得好。家乡到这个市里,得坐一整天的火车。在他们的心目中,越是遥远的地方,越是大地方、好地方。最遥远的除了天上,就是北京。天上是好的地方,北京也是最好的地方。我奶奶一辈子没吃过几顿饱饭,寿命却长得让城里人嫉妒,活到一百零五岁。她老人家所有的记忆只停留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再也不往前走了。所以毛主席真的就永远活在她的心中。她总以为毛主席还活着,经常很向往地猜想毛主席和江青的生活,说毛主席真幸福,嘴里老是衔着冰糖,坐在天安门城楼上晒太阳,江青就坐在老人家身边飞针走线纳鞋底,她是毛主席的堂客,手艺好,又快,一天可以做好一双鞋。没有这套好手艺,毛主席肯娶她?有时她又说起毛主席他老人家连红烧肉都不吃了,省下钱来给苏联还账,就忍不住哭起来。

奶奶要是知道我今后可以天天喝清茶了,可能会骂我。因为毛主席红烧肉都不吃了,我还舍得喝清茶。公司正在装修,走廊里尽是涂料桶和磁地板砖。接待我的是人事科长,女的,四十多岁,姓陈,叫陈雪华。我已经在学校那张破床上不吃不喝睡了几天了,想清楚了许多事情。我想这个茶叶公司,不过就是我要走过的一个站口而已。我从这里走进去,就得风风光光地出来。我萌生这个野心,没有任何依据,也许只是在安慰自己。我便很愉快似的,笑眯眯地进了她的办公室。听了她的自我介绍,我便很尊重地叫她陈姐。陈姐戴着副白框眼镜,镜框显然太大了,滑落在鼻尖,压得鼻尖亮亮的,有些反光。我从小就有个毛病,不喜欢发亮的东西,甚至包括光、金等跟亮有关的词。所以陈姐亮亮的鼻尖便格外刺眼。可她安排我坐在她的对面,我天天得望着她亮晶晶的鼻尖。

公司没有空房了,陈姐让我先住在办公室里。我原是最喜欢睡懒觉的,现在只得早早就起来,把办公室打扫干净,等待上班时间的到来。好在是夏天,不用铺床叠被。晚上,我将办公桌上的文件报纸拿开,用几本书做枕头,躺下看书。困了眼睛一闭,就睡觉。

公司所有人都叫她陈科长。有时她不在办公室,别人来问,陈科长在吗?我说你是找陈姐?她不在。别人就说,对对,陈科长。她不在?好几次都是这样,当我说陈姐时,他们就替换成陈科长。我便怀疑自己叫陈姐是不是叫错了。一天清早,她一进门,我就叫陈科长早。陈科长应得比平时响亮多了。笑容也灿烂些。我便后悔起初怎么没有叫她陈科长,却叫陈姐,简直自作多情。

陈科长让我先熟悉基本情况,给了我一大摞文件。这可苦了我。我是那种古板的理科生,如果不是文字特别好的美文,或是特别吸引人的武侠小说,我宁愿看方程式或者化学分子式。如今她让我天天看文件,如何了得!又是夏天,闷热难耐,端着文件看上几行,就昏昏欲睡。我只得隔会儿跑到水龙头边去冲脸。等我冲了脸,回头总可以望见几个民工站在身后,板着脸,很不耐烦的样子。他们在等着接水。我保持风度,说声对不起,不同他们计较。他们是辛辛苦苦,是在帮我描绘公司美好的蓝图哩。我想公司装修好之后,一定气派。

我到公司快一个月了,都没有见到我们的总经理。总经理姓刘,叫刘雅文。听上去是女人的名字,其实是男的。我总没见着他,只天天听着他的名字。领导就是这样,影响无所不在。听久了总经理名字,刘雅文几个字在我头脑里就形象化了,似乎总经理应是位斯文的读书人。副总经理有三位:邢亚礼管业务,排第二;贺发友管财务、人事等,排第三;何平管党务、纪检、监察、工会、计划生育等,排第四。这几位副总倒是见过几面。他们到人事科来过,找陈科长。陈科长介绍我时,他们差不多都说同样的话。哦,新来的大学生?好好,年轻人,好好。

陈科长说刘总很忙,他正在忙着一件大事,申请公司破产。

我听了眼睛都直了。我怎么这么背时倒运?好不容易读了十几年书,从那贫穷的乡村里奔出来,就是为了到一个破产的公司来?

陈科长看出了我的惊讶,便说,你刚接触实际,还不懂。想破产不容易,你得有能耐才能办到。我们公司,破了好啊!

我怎么也想不通公司破产竟然是好事。我只知道公司破产,职工就得失业,就得流落街头。尽管后来我知道我们不叫失业,而叫下岗,但还是想不清楚这事。可陈科长说到这事,却一脸愉快的表情,很佩服刘总的活动能力。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介绍一个奇怪的部落,人死了,家人不能哭,而是哈哈大笑,他们认为人死了就是升了天。我是不是到了那个奇怪的部落?

可是,既然公司要破产了,还装修什么?

我这话问得一定很傻,因为陈科长似笑非笑地凝视我片刻,摇了摇头。

我越来越懵懂。好像林语堂先生说过,人在小时候什么都不懂,上了大学就以为什么都懂得,出了校门又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懂了。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懂。

刘总还没见着,陈科长同我谈了话,分配我管公司的人事档案。她说,本来,人事档案都由党员干部管,你又不是党员。现在,年轻人加入组织不积极,公司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你先一边干着,一边积极向组织靠拢。我看了你的档案,你在学校表现不错的,组织上信任你。

我却丝毫没有被信任的感觉,倒像被人窥视了隐私,浑身不自在的。其实我在学校表现平平,只是没有挨过处分而已。陈科长说话头一点一点的,鼻尖上的亮光便一晃一晃的。望着这种刺眼的光亮,就像听见玻璃刮在铁皮上,心里躁得慌。听中文系的同学说,这好像叫通感。

档案室就是办公楼顶头拐弯进去的一间阴暗的屋子。选择这样一间屋子作为档案室,实在是个很好的创意。陈科长想拉亮电灯,一伸手,见拉线断了,够不着,就站在门口说,你先清理一下档案吧。

陈科长走了,我架上凳子,才拉亮了电灯。屋子的四壁都摆着大柜子,只有一面墙上的柜子顶上开着高窗,透进些灰暗的光。热浪夹着霉味扑面而来。我忙拧开了电扇。电扇一开,灰尘又扬了起来。我跑出来,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等尘埃落定之后,才敢进屋去。陈科长说过,公司已经好久没有档案员了,档案有些乱,先得清理。

档案管理很重要的啊,档案工作的专业性很强哩,这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啊,你得好好学习,一点一点积累经验。陈科长说着这些道理,表情严肃得就像档案。

其实我清理了几天,发现就这么一回事。这里的档案原是乱七八糟堆在柜子里的,要找一个人的档案就得把几个柜子翻遍。听说原先那位档案员跟总经理搞僵了,有意把档案弄成这样子,赌气出去自办公司了。

我稍稍一想,发现这工作其实很简单,我先列了张表,把所有档案分成在职和离退休两大类,再按姓氏声母分成ABC若干类。表上确认无误了,再按图索骥,分类进柜。四百多人的档案,我用了一天半时间就清理完毕。我有些得意,这毕竟是我走出校门后完成的第一项工作。

ABCD是什么意思?怎么这样分类呢?我们原来是按科室分类的。

我没想到陈科长会不满意,一时语塞,支吾老半天,才说,我想这样分类科学些。公司科室的人员肯定是经常变动的,档案就得动来动去,不方便,还增添了很多无意义的劳动。若是这样,不管人员怎么变动,档案只在一个柜子里不动,省事多了,也好查找些。

陈科长笑笑,说,你读书人,很能说啊!

直到陈科长走了好久,我才反应过来。她并不是赞赏我口齿伶俐,而是在嘲讽我。我顿时脸红耳热,心跳加速。独自坐在档案室里想了好久,只好忍气吞声。人家的嘲讽很含蓄,我纵使有火也只能放在心里含蓄着了。

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逐本逐本地整理档案。我很快发现,档案工作原来真的有意思,甚至能让人着魔。我对档案的兴趣是从退休工人李满生的档案开始的。他的档案材料最乱,我不得不一份一份看,结果看到了下面的材料:

何时何地因何种原因受过何种处分:

1958年市茶叶公司合并到土产公司。(我)后到王家桥橘子加工厂任内箱组(组)长,还负(责)加工组工作。加工组的向玉英因(为同我)工作接触较多,我验收出口橘子(要求)太严,工人反(返)工太多,所以少数同志(对我)恨之入骨,造谣说我和向有两性关系。(于是)就召开全公司群众大会,团员大会,诽谤我乱搞两性关系,道德败坏,(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兵痞,混入解放军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还说我)偷橘子,作风非党(常)恶劣等罪名,后宣布两条决定:一、开除我的团籍;二、开除我的公职。见我家庭生活困难,允许我在公司做小工。1960年5月,在新店门市部,女职工李明花给小孩喂奶,我就去逗她小孩,摸她小孩的下巴,不小心手指碰着了她的奶子,她打了我一耳光。公司说我流氓成性,累(屡)教不改,调戏妇人,开了我的批斗会,不准我做小工了。李明花我们是老熟人,平时很随便,也有些打打闹闹的事,她那天是有意出我的丑。打了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引下,党坚持了真理,修正了错误,贯彻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使我蒙受不白之冤长达二十七年(之后),在今年12月1日给我彻底平了反,(让我)从(重)见了光明。